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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首發(fā)）

 

張海晏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胡適看來是對實驗主義方法論的經(jīng)典概括，也是他一生念茲在茲的科學方法。胡適這所謂 “科學方法”， 不僅為他個人所鐘愛所癡迷，也被“五四”以來一大批知識精英奉為圭臬，身體力行。它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中的影響既深且巨，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這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說：“這十個字的影響，實在超過了胡適的任何一部著作?！?/SPAN>1

在胡適看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得益于他的老師杜威的思想，體現(xiàn)了實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2

 

近幾十年來我總喜歡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導。3

 

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jù)的出現(xiàn)，也不僅僅尋求證據(jù)，他可以根據(jù)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jù)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有產(chǎn)生材料的考證方法。4

 

　　確如學者們所說，胡適對實驗主義的處理，體現(xiàn)了一種化約主義的傾向。5他先是把實驗主義化約為方法，再繼而把實驗主義的方法化約實驗的方法與歷史的態(tài)度，再由實驗方法的“五步法”化約為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兩句話十個字，當然，有時還把“五步法”化約為“三步工夫”，再三步并為兩步而為“兩步工夫”，最后再化約為這“十字真言”。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jù)于一生經(jīng)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y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么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　　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6

 

　　顯然，胡適這里所謂研究問題、提出方法和選擇假定的“三步工夫”是對“五步法”的簡單化約。1922年3月，他在天津講演“科學的人生觀”這個題目時重申了“五步法”，最后并將其概括為：“科學的人生觀，第一個字是疑；第二個字是思想；第三個字是干?！蓖?SPAN lang=EN-US>10月他在濟南所作的同題講演，把“科學方法”明確歸并為認清疑難，制裁假設和證實這三步。7

1959年胡適在夏威夷大學所作的題為《杜威在中國》的英文演說中，重提杜威的《我們怎樣思想》，并申述了與 “三步工夫”約略相同的內容：

 

依照這種理論，思想并不是一種消極性的活動，不是從一些沒有問題的絕對真理去作推論，而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與方法，用以解決疑難，用以克服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的。杜威說，思想總是起于一種疑惑與困難的情境；接著就是研究事實的真相，并提出種種可能的假定以解決起初的疑難；最后，用種種方法，證明或證實那一種假定能夠圓滿地解決或應付原先激起我們思想的那個疑難問題或疑難的情境。這就是杜威的思想論。8

 

 胡適的“十字真言”與杜威“五步法”之間的淵源關系是顯而易見的。“三步工夫”的前兩步和“ 五步法”的前三步應是“大膽假設”，三步工夫的第三步和“五步法”的后兩步約當“小心求證”。

　　當然，胡適除了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歸于對實驗的方法或“五步法”的概括外，有時還把它說成是清代樸學的方法。而且，把“十字真言”與清代樸學關聯(lián)在一起，早于把它作為實驗方法的概括。正如耿云志先生指出的那樣，9在1919年寫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的第二章里，胡適曾說道： “科學方法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假設，一是實驗。沒有實驗便用不著假設?！痹趦赡旰蠹?SPAN lang=EN-US>1921年續(xù)寫的此文的第八章中，明確用“十字真言”指稱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fā)明。證據(jù)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10

 

不惟如此，胡適還把“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說成是中西方近代以來普遍應用的科學方法：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jù)”。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筑在證據(jù)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11

 

按照胡適的說法，似乎他先是從杜威哲學中受到啟示，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然后再用其反觀清代學術及西方科學，于是發(fā)現(xiàn)東西方的治學方法事同一律，概莫能外：　　　　

 

 杜威對有系統(tǒng)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的方法，諸如“考據(jù)學”、“考證學”等等……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xiàn)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jù)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于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

 

近幾十年來我總喜歡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導。事實上治學方法，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雙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點，就是因為彼此都是從人類的常識出發(fā)的。12

 

　　 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 to 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里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于實驗科學上的發(fā)明為然，即于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等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以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chuàng)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象機智以尋求證據(jù)，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fā)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chuàng)造性。13

 

　　當然，關于胡適當年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心路歷程，我們已難得其詳，他本人作為當事者在日后恐怕也不一定能準確回溯。他晚年在《胡適口述自傳》中就講：“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么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實在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jīng)過長期琢磨，逐漸發(fā)展出來的。”14但是，關于這個命題的思想元素和理論來源，我們還是可以討論的。就這個命題中的兩個關鍵詞“假設”和“求證”而言，形式上看似是對杜威“五步法”中“問題—假設—實驗”這關鍵三步的后兩步的表述。不過，細加審視，實際上問題可能要復雜一些。應該說，對假設的突出強調是實驗主義的顯著特點，它不僅是“五步法”中的核心步驟，也是實驗主義看待一切思想觀念、學說原理、真理定則和理想信仰的基本維度。在實驗主義者看來，世間一切觀念性的東西都是假設，都有待實驗的檢驗。關于假設在科學發(fā)展中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杜威有著充分的估量，他在《確定性的尋求 —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一書講：

 

 在科學本身，一般的觀念、假設是必要的。它們有著必不可少的用處。觀念、假設啟發(fā)人的新的觀點；習慣使我們閉塞，使我們看不清現(xiàn)實狀況和未來的變化，而觀念、假設卻使我們從習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觀念、假設指導著我們的操作，揭示新的真理和新的可能性。它們使我們不受直接環(huán)境和狹隘范圍的限制。當我們不發(fā)揮我們的想象力或在想象中不敢利用觀念、假設的時候，我們的知識也就發(fā)生動搖了。科學每一巨大的進步無不由于新的大膽想象而來。15

　

 這里所謂“大膽想象” 準確地譯自原文短語“audacity of imagination”，16 這與胡適的“大膽的假設”一句何其相似乃爾。我們知道，科學中的假設，系指解釋或解決問題的設想、計劃或方案，所有的假設都是對問題原因的解釋以及問題的解決方案，是關于“為什么發(fā)生這樣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的考量和預想。但事實上，假設又不僅僅是對問題的解釋和解決，它也涉及對問題的發(fā)現(xiàn)和猜想。發(fā)現(xiàn)問題與解決問題，這種問題意識是科學研究的要件。關于假設在實驗主義中的地位，賀麟先生在評判杜威哲學時就曾明確指出：“假設的提出，這是實驗邏輯中最重要的步驟，‘假設’一詞可以說盤踞了實驗哲學的中心地位。從實驗哲學的眼光看來，幾乎一切都是假設?！?/SPAN>17胡適認為科學上許多發(fā)明都是運用“假設”的結果，所有科學律例不過是一些最適用的假設，不過是現(xiàn)在公認為解釋自然現(xiàn)象最方便的假設?？茖W的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xiàn)象的，解釋得滿意，就是真的；解釋得不滿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別種假設來代替它。18當然，這里還應指出，對假設的強調無疑昭示出一種懷疑精神，它作為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命題的思想底色是顯而易見的。而胡適懷疑精神的思想源泉，既有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又有杜威思想也曾受惠于其中的達爾文進化論尤其是赫胥黎“存疑主義”的浸染。

至于“十字真言”中的另一個關鍵概念“求證”，系胡適解讀“五步法”中第五步的“證實”、“實證”或“求證”，它既可指科學實驗的驗證，又可指社會實踐的檢驗，還可以指非實驗性或非實踐性的純學理的證明。而就胡適本人運用這種科學方法的專業(yè)領域與實際內容而言，它的意義則大體限定于假說與史料符合與否的驗證。這樣的求證呈現(xiàn)了實證主義的色彩。19

我們知道，實證主義的奠立者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明確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他認為，歷史發(fā)展到19世紀中葉，人類的理性已經(jīng)相當成熟，實證的經(jīng)驗科學已經(jīng)相當發(fā)展，那些以空洞的和虛構的思辨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的臆測和幻想，乃成為不合理、荒謬和虛偽之物?？椎绿岢龅膶嵶C主義原則是：除了觀察到的以事實為依據(jù)的知識以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知識；我們只能獲得關于現(xiàn)象的相對知識，不能獲得關于現(xiàn)象背后的實體或第一因的絕對知識?？椎轮赋?，哲學只有作為實證哲學才有其存在的權利；它的任務是通過對科學知識的綜合，實現(xiàn)統(tǒng)一科學的目標。簡而言之，哲學就是實證，哲學知識就是實證知識。孔德所謂的“實證”（positive），大體包含四層意思：一是指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二是指有用有的而不是無用的；三是指肯定的而不是猶疑不定的；四是指精確的而不是模糊的。在他看來，實證主義的一切本質，都可以概括在“實證”這一個詞中。因此，實證主義只研究真實、有用、肯定和精確的知識，即關于完全可由經(jīng)驗加以實證的現(xiàn)象的知識。實證主義堅信，只要人類精神不鉆進那些根本無法解決的形而上學問題之中，而只在完全實證的現(xiàn)象范圍內進行研究，人們仍然可以為自己找到取之不盡和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這種實證主義乃是西方自然科學發(fā)展的產(chǎn)物，它的基本主張是，提倡以自然科學依據(jù)經(jīng)驗事實和觀察求得的事物變化規(guī)律的實證方法，考察人類社會活動，從中揭示歷史的真實面貌與演變規(guī)律。實證主義強調研究可實證的知識，實證方法著眼于證明知識與經(jīng)驗事實、觀念與觀念對象之間是否符合，大體上屬于有關知識論或真理論的符合論范疇。符合論一般認為，當一個命題符合事實時這個命題便是真的；這里的關系是在命題與事物在世界里的存在方式之間的關系。亞里士多德說的“把是的東西說成是，把不是的東西說成不是”，便是符合論的典型的話語表達式。當然，實證主義除了認為有一類命題可通過與事實相符合而成為真理外，亦認為，有些命題則依據(jù)與其他命題的關系而成為真理，這是一種兼有融貫論味道的學說。融貫論一般認為，真理在于一個集合里的信念或命題之間的一種融貫關系，這種關系使得一個信念在它不適應于集合里的其他相互融貫的成員時便是假的。與此不同，作為實證論的一個變種的實驗主義，它的實驗方法是通過假設“制造”條件（原因），經(jīng)由實驗或實踐進行試驗，以檢驗假設是否帶來預期的效果（結果），屬于實用論。

20世紀初葉，隨著新文化運動中科學大潮的涌入，嚴復和王國維等人將實證哲學作為區(qū)別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新思潮介紹到中國來。實證主義開始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而受到國人的高度重視。而胡適的“求證”方法較接近于實證精神。1922年，胡適在帶有學術小結性質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講，多年來他的言論文字只是這種實驗主義的態(tài)度在各方面的應用，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即“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他所從事的推翻古文學、提倡白話文和研究哲學史，以及對《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考辨，都只為了這一目的。 201930年，在《胡適文選》的“自序”中，他又重申了他的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并強調：“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SPAN>21胡適在給羅爾綱的一封信中曾說：“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jù)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jù)，然后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jù)的概論也。”22此外，胡適的口頭禪“拿證據(jù)來”，以及他的弟子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顧頡剛“只憑收集到的證據(jù)說話”的信條，也都是這種實證精神的生動告白。

　　當然，除了與實證精神的契合，胡適史學“求證”的這種專業(yè)技能與職業(yè)精神的養(yǎng)成，又可追溯到清代樸學的考據(jù)學。樸學就是考據(jù)學，它所包括的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和考訂學，所有這些范圍的辨?zhèn)喂ぷ?，都立足于事實的考證上，確如梁啟超所說，“饒有科學精神”。23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云：“乾嘉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24我們知道，胡適的祖籍皖南績溪，其徽州文化背景可上接宋代朱子理學。胡適幼承庭訓，受到徽州文化尤其清代皖學考據(jù)學的耳濡目染。在留美期間，又研讀了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和章學誠等樸學大師的著作，并寫成《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和《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等考據(jù)學的奠基之作，初步奠定了堅實的漢學基礎。談到清代樸學，胡適指出，它的治學方法的要旨是，每立一種新見解，必須有物觀的證據(jù)。他以戴震考據(jù)《尚書·堯典》“光被四表”之“光”字為例，以說明考據(jù)學的求真精神。他說，《尚書》孔安國傳有“光，充也。”《爾雅》郭本有“桄，潁，充也。”《說文》亦有“桄，充也。”《唐韻》“桄”字讀“古曠反”?！稑酚洝粪嵶⒂小皺M，充也。”《釋文》有“橫，古曠反。”《禮記》鄭注有“橫，充也?！庇蛇@些事實，戴震忽然看出它們的關系，于是大膽下一假設，說《堯典》的“光” 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橫字。進而更大膽地提出：“《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边@話是乾隆乙亥（1755年）《與王內翰鳳喈書》里說的。過了兩年（1757年）錢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尋著一個證據(jù)。后來經(jīng)過若干年，戴震的族弟受堂，他的弟子洪榜和段玉裁都為他尋得有力證據(jù)，使戴震的假設終被證實。樸學的這種“求真”精神與科學實證方法可謂不謀而合。胡適宣稱，中西方法上的相通是他自家首先體貼出來的，他說：“很少人 (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xiàn)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jù)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SPAN>25胡適又講，清代漢學“用的方法無形之中都暗合科學的方法”，因而要把漢學家所用的“不自覺”的方法變?yōu)椤白杂X的”方法。他認為把由實用主義概括的科學方法與漢學相溝通，就能達此項目的。因為這種溝通一方面使?jié)h學的科學形態(tài)由自發(fā)變?yōu)樽杂X，另一方面給漢學提供了近代科學的依據(jù)，從而提高了運用它來治學的自覺性。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便將胡適與代表國學最高成就的章太炎相提并稱，許之為清代考據(jù)學正統(tǒng)之殿軍：“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SPAN>26當然，胡適雖然有樸學的學術譜系，但他的治學的路數(shù)并不簡單地因襲于它；否則，就無法理解他何以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并開一代風氣之先了。實際上，胡適對清儒的弊端有著清醒的認識，如他說：“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jīng)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盡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fā)生影響?！?/SPAN>27與樸學不同，胡適的學術志向則高遠得多，他絕不甘于埋首幾部古書的考證而自娛。正如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昭示的那樣，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乃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考據(jù)學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手段，是以再造文明的宏偉大業(yè)為旨歸的。在分析宋儒的方法之所以沒有科學的成績時，胡適認為，除了“科學的工具器械不夠用”，“沒有科學應用的需要”，“他們既不講實用，又不能有純粹的愛真理的態(tài)度”等因素以外，這種方法本身也有一個致命弱點。他說，假設與實驗是科學發(fā)明的兩個要件，而“宋儒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灰燮渲母裎?，是完全被動的觀察，沒有假設的解釋，也用不著實驗的證明。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fā)明？” 28其實，宋儒如此，清儒又何嘗不如此？只是樸學在歷史考據(jù)訓詁中較多運用了歸納演繹的邏輯方法因而具有某種科學色彩罷了。誠如胡適所說，清儒“很能用‘假設’”，但這種假設運用或懷疑精神的范圍幅度始終沒有逾越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和經(jīng)學藩籬，并未把一切傳統(tǒng)價值均視為假設而對之進行清算與重估。關于清代漢學的科學性問題，顧頡剛先生曾提出過這樣一種客觀公允的估價：

 

　　　 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jīng)學觀念所范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tǒng)，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后，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于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所言。29

 

胡適在史學研究領域的“求證”，沒有簡單套用實驗的方法，而是注入了實證主義的“實證”精神與引用了清代漢學的考據(jù)方法。胡適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部分原因是基于他對史學領域自身學科特點的清醒認識。在談到科學實驗與歷史研究的區(qū)別時，胡適講：

 

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jù)的出現(xiàn)，也不僅僅尋求證據(jù)，他可以根據(jù)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jù)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chǎn)生材料的考證方法。30

 

歷史的科學和實驗的科學方法有什么分別呢？實驗的科學可以由種種事實歸納出一個通則。歷史的科學如地質學也可以說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但是實驗科學歸納得通則之后，還可以用演繹法，依照那通則來做實驗，看看某些原因具備之后是否一定發(fā)生某種預期的結果。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某種原因來試驗是否可以發(fā)生某種結果。這是實驗科學和歷史科學最不同的一個要點。31

 

　　1952年，胡適在臺灣以《治學方法》為題的演講中再次強調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別，他說，做文史考據(jù)的人要有自覺的方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自己修正自己，“不但要小心的求證，還得要批評證據(jù)”。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的方法就是一種自覺的方法，“所謂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證據(jù)來證明一個學說、理論、思想、假設”；人文學科沒有法子創(chuàng)造證據(jù)，“我們的證據(jù)全靠前人留下來的；留在什么地方，我們就到什么地方去找。”32

　　至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中的“大膽 ”與“小心”，是一對情感化的修飾詞，似乎不適合出現(xiàn)在科學定義或命題之中。但另一方面，這一“大”一“小”兩種心態(tài)本來也是科學研究中“假設”與“求證”的內在要求與固有規(guī)定，“假設”離不開“大膽”，“求證”自然要“小心”。至于胡適將二者分別列于“假設”與“求證”之前以示醒目，其中的真實意味，我以為，應在他創(chuàng)發(fā)這則科學方法定律的歷史語境中去尋找答案。正如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旨便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新思潮的根本意義便是提倡一種新態(tài)度，即“評判的態(tài)度”。這種評判的態(tài)度，簡單說來，即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借用尼采的話講，叫“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分別講來，如胡適所說，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么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chǎn)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chǎn)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在這種重估一切價值的思想啟蒙的大時代，最需要的時代精神當然是“大膽的假設”，套用現(xiàn)今的流行話語來說，就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勇氣” 。

另一方面，文化的創(chuàng)新，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國民精神的重塑；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改造國民性。胡適強調“小心的”求證，我以為，可能與他對國民性的某些體察有關。關于此，就不能不提到胡適那篇《差不多先生》了。此文發(fā)表于1924年，但寫作時間不詳，差不多在1919年。33文中曰：有人姓差名不多者，其名天天掛在大家口頭，因為他是全中國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只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于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差不多先生一生凡事都以差不多的態(tài)度來對待之，后因病篤亂投醫(yī)，讓獸醫(yī)治得差不多一命嗚呼，他差不多要死之時還說：“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行了，何必太認真呢？”胡適描寫的差不多先生與魯迅筆下的阿Q，一個馬虎，一個麻木，都是國民中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病態(tài)人格的縮影。也許是基于此種認識，胡適在談及“十字真言”時，常常對“小心”二字給予特別的強調：

 

　　　 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我能夠證實它，我的假設才站得?。徊荒茏C實，它就站不住。求證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實是不是可以幫助你解決那個問題……真正能夠在實驗室里注重小心求證的方法，而出了實驗室還能夠把實驗室的態(tài)度應用到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的—這種人很少。34

 

 現(xiàn)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來關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年來見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們說的……謹是不茍且、不潦草、不拆濫污……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35

 

　　為了防范廣大粗心者濫用“大膽的假設”，胡適甚至主觀上限定運用這科學方法的適用者范圍。1924年在給董作賓的一封信上，胡適合盤托出他的想法：

 

　　凡能用精密方法作學問的，不妨大膽地假設；此項假設，雖暫時沒有證據(jù)，將來自有證據(jù)出來。此語未可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為少數(shù)小心排比事實與小心求證的學者道。不然，流弊將無窮無極了！36

 

　　綜上所述，在胡適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 的科學方法中，“假設”源自實驗主義，“求證”是實證論與清代樸學的結合，“大膽”和“小心”則與啟蒙思潮的歷史背景與對國民性的省察有關。當然，任何一個命題或方法的提出，都有著十分復雜的理論淵源和構思過程，絕非一、兩種思想元素的簡單相加。上述的區(qū)分主要是出于理論分析的便利，分門別類，以求大概。

　　另外，關于這種科學方法的利弊得失，今人多指出它的簡單化問題。如胡適晚年的學生唐德剛先生認為：

 

　　　 說到胡老師那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陳槍爛炮，早該進博物館了。我們應該承認它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們更應該知道，那一套在現(xiàn)代已經(jīng)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謂“雕蟲小技”也。37

 

旅美華裔學者林毓生講：

 

　　　 胡適談“大膽假設”的時候，只注重提倡懷疑精神，以為懷疑精神是科學的精髓（這是對科學很大的誤解），故提“大膽”兩字以示醒目。事實上，他卻沒有仔細研究科學假設的性質到底如何？因為科學假設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competent hypothesis）。但經(jīng)他提出“大膽”兩字，情況就變得混淆了，因為這樣的說法，如不加以限定（qualify），使人以為越大膽越好，豈知許多大膽的假設，雖然發(fā)揮了懷疑的精神，卻并不夠資格成為科學的假設，此種假設是與科學無關的。38

 

　　　 從實質的觀點來看，胡先生對科學方法所做的解說，與科學研究及進展的情況是甚少關聯(lián)的；也不能說一點關聯(lián)沒有，因為他所說的“小心求證”涉及到一點點粗淺的歸納法的解釋與應用，但歸納法的應用并不像他所說得那么簡單；其次，歸納法在科學發(fā)展上遠非如胡先生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像地質學、植物分類學這一類的科學研究是與歸納法有相當關系的。但，像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它們里面重大的發(fā)展與突破是與歸納法關系很少的，甚至毫無關系。39

　　

 上述這些批評意見，若從純學理的抽象意義講，當然不無道理。但分析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應將它置于其所由提出的歷史背景之中來加以同情的理解，并從它當時所帶來的客觀效果進行評判。關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理論關注的重心應當是這種方法何以對提出者本人以至整個現(xiàn)代中國學術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與功效，而不是以當代科學方法論為參照系，強調它是如此簡單、幼稚，乃陳槍爛炮、雕蟲小技。

確如胡適本人所說，“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是他幾十年津津樂道與自覺運用的科學方法的精神，他把這種方法既應用到古典名著的考證上，也應用到中國思想史、宗教史的許多難題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禪宗的歷史等。就胡適一生的國學研究成就來看，他二十年代初起對《水滸傳》和《紅樓夢》的研究考證，即以其方法的新穎與論證的嚴密而豎立了一種新的學術典范。在《水滸傳》研究中，他以某一歷史“故事”的演變?yōu)榫€索，對有關民間傳說、野史、話本等等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形態(tài)追本溯源，指出該書是經(jīng)過幾百年民間傳說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總其成的。而《〈紅樓夢〉考證》可說是胡適這方面的代表作，他以書中的描寫內容為考察對象，廣泛搜羅有關著者的時代背景和各種版本，經(jīng)過細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來關于這本“奇書”的各種“索引”與“附會”，指出《紅樓夢》的作者乃是曹雪芹，這部書就系作者的自傳，從而開創(chuàng)“紅學”研究的新方向，被稱為“新紅學”。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較早地系統(tǒng)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作，這部著作首先將白話或近于白話的文學置于中國文學的中心地位，強調民間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學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這些在當時都是劃時代的學術貢獻。胡適以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肇端對中國思想史進行創(chuàng)造性研究，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改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開山之作，是第一部用現(xiàn)代哲學眼光和方法衡量、分析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對后來的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影響至深且巨。此外，他對禪宗史的研究既有全面細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證，又有客觀中肯的思想理論分析。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應該說，胡適對國學研究的巨大貢獻，是與其對科學法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自覺運用分不開的。更不用說，這一方法給他的追慕者、仿效者所帶來的學術研究上的巨大推動了。這些是我們評判“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基本事實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