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構形學與上古音的突破
——讀《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
(首發(fā))
李洪財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古文字學主要研究對象,是出土的古代文獻。早在漢武帝時就有出土孔子壁中書的記載,后來還有汲冢竹書、石鼓文等文獻材料相繼出土??上н@些出土文獻價值,在清代以前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多數(shù)還停留在文字考釋和年代考證上,但在這一過程中,古文字研究逐漸發(fā)展起來。進入二十世紀,隨著大量出土文獻面世,古文字學得到迅速發(fā)展,涌現(xiàn)出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同時,新的研究成果也促進了古文字學的發(fā)展。葉玉英先生的《古文字構形和上古音研究》一書,就是以出土文獻為基本材料,充分吸收借鑒最新的研究成果,對古文字和上古音研究進行深入挖掘的一部力作。書中解決了上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對語音與文字形體之間發(fā)展演變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新觀點,新發(fā)現(xiàn)。
本書的致力點,在于充分利用古文字學和上古音研究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對漢字的古音進行研究。李方桂先生指出:“古韻學的出路在古文字?!?A title="" href="#_edn1" name=_ednref1>[1]而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必須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對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結合起來,把古文字(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文字、秦漢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展示的問題,運用到古音的研究上來,特別是諧聲系統(tǒng)和假借字系列必須進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確切的較為完整的體系,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強有力的佐證。”[2]此書正是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結合前人對古音的研究成果,在古音研究領域的又一次突破。
全書共七章,如果以問題的提出和對學界影響而論,此書的重點和精彩處在第二章。第二章作者談的是“中古精母字的來源之古文字證據(jù)”,可以說此章是本書的最大亮點,也是本書的最主要的貢獻所在。葉先生通過對大量古文字的古音疏理,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比如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中古精母在上古并非就是精母字,而是有多種來源,并且在漫長的語音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生了復雜的音變;不同聲系的兩組或三組甚至四組字,有交替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并且表現(xiàn)出同樣的音變軌跡;精母字多來源于同部位音轉。
在考察精母字的具體來源時,書中先對古文字中各韻部的精母字詳細考察,證明古文字各韻部中精母字讀音后出,然后總結歸納出各字的來源。例如,精母來源于心母的有茲、滋、孳、晶、足、捉、旌、雀等字。如從喿聲的藻、澡、繰、劋等字,是直接由心母轉入精母;而從妾聲的椄、接、菨等諧聲系列字,則是由心母塞擦化為清母,再由清母變?yōu)椴凰蜌獾娜烈艟福〞?SPAN lang=EN-US>223頁);還有來源于清母的如走、奏、左、尊、責、積、際、侵、浸等字;來源于從母的如子、則、側、最、宗、稷、仄、斬等字;來源于以母的如酒、俊、駿、畯等字;源于喉牙音的如歲、恤、薛、井等字;來源于舌音的如進、椒、俊、盡、津、資等等。
在精母產(chǎn)生的時代問題上,鄭張尚芳先生認為上古沒有精母ts-和邪母z-,上古的從母讀z-,而不是dz-,清母讀sh-,而不是tsh-,即認為上古沒有塞擦音。而葉先生通過對中古精母字的考察,發(fā)現(xiàn)大量精母字都源于心母,還有的分別來自以母、喉牙音和舌音。她還通過對出土文獻中精母字出現(xiàn)的時間考察,推斷其產(chǎn)生時間大致在漢代后期,歷經(jīng)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才逐漸形成。葉先生認為清、從二母由擦音變?yōu)槿烈舻臅r代應與精母產(chǎn)生的時代大致相當,大概在漢代后期至南北朝之間(書中第 228頁)。
在論證過程中,葉先生還對許多學界爭論問題提出新的見解。如,朱聲琦先生曾經(jīng)考定由舌音轉入精母的字有進、椒、俊、盡、津、恣、姿、咨、資等九個字,其中姿、咨、資、恣來自泥母。而葉先生通過考證指出,“次” 本為從母字,從“次”的姿、咨、資、恣最初都讀為從母(書中第227頁)。
張世超先生曾認為,秦代比較特殊的殹、也兩字并用的主要原因是秦方音中兩字音同,[3]但并沒有給出充分的證據(jù)。葉先生通過對出土古文字資料中以母和影母字的考察,發(fā)現(xiàn)以母、影母關系密切,且兩者多相通,提出了這一在甲骨文和秦文字中特有的現(xiàn)象,可能源自商代語音。
在論證以母與牙音見組的關系中,葉先生發(fā)現(xiàn)秦音中以母與見母的關系尤其突出,不僅以母與見母相通的例子很多,以母與疑母的例子也很多。她通過考察,認為以母與見組聲母諧聲、通假及同源關系是普遍存在的,絕非偶然的例外。這一發(fā)現(xiàn),促進了學界對此類問題的深入研究。
“論音隨字轉”一章,突破以往以今文字為主要材料的局限,而以《說文》以前的古文字材料為主,探討了“因誤認聲旁而改變讀音”、“受與之形近的另一個字的影響而讀為其音”、“因自身形體變化而造成的音變”、“ 因誤認兩字為一字異體而混淆讀音”等四個方面的問題,從而解釋了語音發(fā)展過程中的偶然音變現(xiàn)象,造成的讀音變化問題。例如“歸”字,甲骨文作“
”,本是從
,帚聲字,后因有“贈送”、“回饋”之義,“歸”而借為“貴”,后世以此誤認“歸”為“
”聲字,由原來的幽部字變?yōu)槲⒉孔帧?/SPAN>
在“論字隨音變”一章中,作者牢牢把握住了“音是文字分化的樞紐”這一基本原則,著重討論了語音演變造成的文字分化、語音與形聲字聲符的變化、音與訛混、音與飾筆等諸多問題。如在討論音與訛混的問題上,劉釗先生認為訛混與音義無關[4],而葉先生則用一些材料證明,訛混確實與音有一定的關系。例如,隸和聿,古文字形體接近,聿,甲骨文為
,“隸”春秋晚期的郘鐘作
形。楚王
鐘聿作“
”,已近似隸字。者
鐘的“隸” 字作“
”,又把“隸”寫作了“聿”。并且隸、聿兩字聲韻相近(筆者按:隸在以紐質部,聿在以紐物部),極易發(fā)生訛混。如今從“聿”之“律 ”字,甲骨文從“隸”作“
”(書中以商代金文為例,字形略同),睡虎地秦簡“律 ”字寫作“
”、“
”,馬王堆帛書作“
”,可證隸、聿相混。
二、新的研究領域:以聲音為文字構成演變的樞紐,注重文字的時代性與地域性,推動方言研究與古文字學的結合。
形聲字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之一,在上古音研究中,當代學者依據(jù)諧聲原則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古音具有時間層次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本書“語音與形聲字聲符變化”一節(jié),正是充分利用了古文字中的形聲字,對古音進行分期、分域研究,以此探尋更加真實的古音。在這一節(jié)中,作者分別探討了語音演變與形聲字聲符的替換、戰(zhàn)國時期方言與形聲字異體兩個大問題。而尤為值得稱道的是,書中通過利用古文字材料中的形聲字異體,使我們看到了上古方言、形聲字異體與文字變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如,裘,金文本作從“求”聲的“
”,而在春秋晚期齊國庚壺中,寫作從“又”聲的“
”?!扒蟆?上古在幽部,“又”在之部。裘字從“求”聲變?yōu)閺摹坝帧甭暎褪欠窖陨系牟罹啵〞械?SPAN lang=EN-US>228頁)??梢钥闯?,作者是根據(jù)形聲字聲符變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時代性和地域性,來探尋“字隨音變”這個問題(書中第287頁)。再如,書中脰、
的例子,楚器銘文作“
”,隸作“脰”,釋為“廚”。脰,從“豆”聲,可知楚音“廚”讀定紐侯部。三晉文字中,“廚”作從“朱”聲的“
”、“
”。古音“ 朱”在章紐侯部。秦系文字“廚”作從“尌”的“
”?!皩ァ?在禪紐侯部。以往學者認為,上古音中章組和知組一樣歸入端組,作者指出,以秦、楚、三晉文字的“廚”字聲符的不同來看,在戰(zhàn)國時期語音中,章組與端組還是有分別的(書中第299頁)。
古文字構形學強調(diào)科學的文字符號觀,認為文字始終是處在變動的過程中,認識和分析文字要有動態(tài)的眼光。(見書中序一,第2頁)而在對古文字字音的研究中,更需要動態(tài)的眼光。語音變化的復雜性,要遠比形義的復雜性大得多。正是基于此,本書在對古文字古音分析時,注重對文字地域和時代的區(qū)分,這也是此書的一個特色。在書中第三章“秦音中的以母與喉牙音之間的關系考”,作者以秦系文字特有的方言用字和通假字為線索,以出土秦系文字中的諧聲、假借資料為主,以《方言》、《說文解字》等文獻資料為輔,對秦音中以母字與喉牙音的關系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從而管窺秦方言語音的一些特征。(書中第231頁)這正是用動態(tài)的眼光,區(qū)別對待秦代方言和漢代方言、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時代的縱向關系和空間的橫向關系。還有,在第六章的“變形音化舉例”中,與在第七章第二節(jié)“雙聲符字考”中,作者將古文字分為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戰(zhàn)國文字;又將春秋戰(zhàn)國文字分為楚系文字、齊系文字、晉系文、燕系文字、其他。這也是這種分期分域研究方法的體現(xiàn)。
古文字語音變化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在對古文字語音考察時,還應該考慮時代和地域問題。作者在書中按照時間和地域分別舉例梳疏理,盡量做到條理清晰。這樣既可以避免對文字發(fā)展變化的單向考慮,同時也便于對文字發(fā)展中的個性特征進行考察,對一些問題給出更合理的解釋。在古文字學界,古音研究相對薄弱,而以古文字方言為切入點的研究更少,尤其是對秦方言的研究。盡管將方言與古文字相結合的研究,近年來也看到一些成果,但僅是剛剛起步,存在諸多問題,可以說是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具有深入研究的巨大潛力。
三、個人的一些建議與補充
當然,書中尚有諸多精彩之處,這里僅是筆者個人的閱讀感受,要想真正的了解書中的奧妙,還需自己親自品味。不過,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對于葉先生書中的獨到見解,我深感欽佩,這里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建議和補充意見。
書中第四章“論音隨字轉” ,作者舉盻(xì、pǎn)、盼為例,認為兩字的在古文字階段,因為兩字偏旁形近,受了“盼”字的音義影響,“盻”也有了滂紐產(chǎn)韻的讀音(pǎn)。(書中第256頁,拼音為筆者后加)筆者認為盻、盼音轉,未必是在古文字階段,可能是在隸變以后的今文字階段?!胺帧奔坠俏淖?/SPAN>
,到小篆作
,兮在甲骨金文略同,作
,到小篆作
,古文字階段分、兮的形體還不相近,差距較大。從“分 ”、“兮”的古文字形體來看,如果兩字相混,需要筆畫改曲為直和書寫速度加快。只有到隸變后,實現(xiàn)筆畫改曲為直,分、兮兩字相近。加之書寫速度加快,俗寫簡化筆畫,故“盼”《九経字樣》寫作“
”,導致兩字音形相混。[5]書中所舉的漢印字例“
”(盼),可能是在受隸變影響后的篆書。在漢印中,很多字處在篆隸之間,篆隸形體互相影響,分不清是古文字還是今文字。
與“盻”、“盼”問題類似的還有,在書中論述因誤認聲旁而改變讀音所舉的“赦”字?!吧狻?,西周金文作 “
”,從攴亦聲。一直到漢初,仍從亦聲。而到了《說文》中,赦小篆作“
”,亦訛變?yōu)椤俺唷保吧狻弊忠粢搽S之變?yōu)閺某嗦?。(書中?SPAN lang=EN-US>250頁)實際上,這種由“亦”變?yōu)椤俺唷边^程并不簡單,其背后還潛藏著更深刻的文字演變現(xiàn)象。在古文字中“赤”與“亦”兩字形體較相似,“亦”,甲骨文與金文略同,作“
”,“赤”金文文作“
”。如果僅以字形而論,兩字下部都可訛混為“火”。文字手寫俗化,有的追求簡便,而使本為復雜的字形向相似易混的簡化字形靠攏,這也是文字簡化的一個途徑;也有一些由本來簡單的字形向復雜字形趨近,導致兩字混同。這種現(xiàn)象一方面可以導致讀音的變化,如書中的“赦”字,另一方面也說明相似字體合并趨勢。在這一復雜變化中,訛混的相同部件“火”,成了兩個字訛混的條件,而在“赦”的音變中,“赤”字處于強勢地位,導致原來從亦聲,變?yōu)閺某嗦暋@钚驴壬f:“由于文字所代表的讀音發(fā)生變化,音與字之間出現(xiàn)使用上的矛盾。解決矛盾辦法之一,就是更換或添加聲符,以期字形與音、義符合,這表明讀音在這種矛盾中占據(jù)主導地位?!?A title="" href="#_edn6" name=_ednref6>[6]
書中第四章葉先生所稱的“ 音隨字轉”,李新魁先生稱“音因形變”,劉釗先生稱“音隨形轉”,張涌泉先生稱“音隨形變” 。第五章的“字隨音變”,劉釗先生稱“變形音化”,李新魁先生稱“字因音變”。名稱各有不同,實際所指相同。我個人認為,這種“音”與“字”的變化,需要有不均等的強勢與弱勢的區(qū)別,導致弱勢向強勢流動。也就是說,漢字強勢形體導致音變或形變。在強勢形體中,如果“字音”居主導地位,則字隨音變;如果“字形”據(jù)主導地位,則音隨字轉。同時,在漢字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無論是形體的變化,還是字音的變化,又受到社會強勢主體意識影響而向前發(fā)展。這種強勢主體,可以是不同地方的人而產(chǎn)生的方言差別,也可以是社會文化造成對文字認識的差別,即書中所說的文字時代性與地域性。如果從這點出發(fā),把文字變化視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探究這種現(xiàn)象背后所反映的深層次問題,也許還會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
另外,作者在材料的運用方面上,也稍有些遺憾。在字體演變研究綜述中,未見啟功先生的《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 1964年版)和魯國堯的《“隸書”辯》(《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兩篇重要的文章。特別是在隸書和草書的問題上,裘錫圭先生也借鑒了啟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稿》中的一些說法。[7]在使用的出土材料中,沒有見到 2002年出土的湖南湘西里耶秦簡,這對于一直關注里耶秦簡研究進展的學者來說,未免有些遺憾。里耶秦簡出土共3萬6千枚,其字數(shù)有20余萬字,出土后也有相關的介紹性文章。[8] 根據(jù)其簡文中出現(xiàn)的“(秦始皇)廿五年”至“(秦始皇)卅七年”和“(秦二世)二世元年”、“(秦二世)二世二年”的紀年來看,這些簡的存世時間應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遺物,跨越了一個朝代,對于秦代的文字音韻研究十分可貴。秦代以小篆為正體標準用字,而在實際生活中,還是以方便易寫的秦隸為通用文字,作為研究研究語音和文字變化的資料,秦隸書寫的簡牘利用價值更高,更能反映當時的文字真實情況。因為手抄文獻,更能反映文字的變化情況,對于秦方言研究、字隨音變研究、音隨字變研究都會更有幫助。[9]不過,里耶秦簡出土后,雖有相關文章面世,但是清晰完整的圖冊并沒有見到,這可能是本書無法利用里耶秦簡的一個主要原因。[10]另外,書中所舉字例非常多,作為面向學界的著作,最好還是做個索引。這樣便于查找,可以更好為學者所利用。
《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一書,是據(jù)葉先生跟隨著名古文字學者劉釗先生讀博時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本書既得到了劉釗先生的肯定,也得到了音韻學領域著名學者鄭張尚芳的肯定。鄭張尚芳先生在序言二中寫到,“作者好學深思,在古文字的古音現(xiàn)象方面有所發(fā)現(xiàn)是很有價值的”,這絕不是溢美之詞。正如劉釗先生在序言中所說:“本書一個很突出的優(yōu)點是在兩條線上同時達到的深度。一條線是古文字構形學上的,一條線是音韻學上的。而做到在兩條線上同時出擊并占領高地,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葉玉英做到了。”[11]我認為,這個評價是極為中肯的。作為學習者,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精彩作品來供我們學習,所以,在這里真心祝愿葉玉英先生能夠在學術研究上再攀高峰,取得佳績。
[1] 曾憲通《從“
”符之音讀再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第753頁。
[2]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研究概況及展望》,《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第11頁。
[3] 張世超《戰(zhàn)國秦漢文字現(xiàn)象舉隅》,《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3頁。
[4]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頁。
[5] 關于盼字的俗變,還可見曾良師《“盼望”、“疆場”俗變探討》,《中國語文》,2008年第二期?;蛞娪谠紟煛端鬃旨肮偶淖滞ɡ芯俊罚倩ㄖ尬乃嚦霭嫔?,2006年5月,146頁。曾師雖未述及“盼”字的俗變源頭,但是對“盼”、“盻”、“眄”三字的音形義相混做了非常清晰地疏理。
[6] 李新魁《從“同音”現(xiàn)象看語音與文字的某些關系》,《辭書與語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轉自葉玉英《古文字構形學與上古音研究》,第265頁。
[7] 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第79、85頁。
[8]如《湖南龍山里耶戰(zhàn)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fā)掘簡報》,《文物》,2003年1期。
[9] 拙文《讀<商代金文為正體字甲骨文為簡體字說>——與張光遠先生商榷》,《書法賞評》,2010年第二期,或見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069。
[10]關于里耶簡問題,在本文草擬期間曾與葉先生探討此事。葉先生說:“里耶秦簡我并非沒有注意到,而是因為沒有找到圖版,只有釋文,而釋文中沒有找到可以用的通假資料?!?/SPAN>
[11] 見該書劉釗序一。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5月16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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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7古文字構形學與上古音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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