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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簡《律書》生律法再探
方建軍
天津音樂學(xué)院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秦墓出土的戰(zhàn)國晚期竹簡《日書》，分為甲、乙兩種。乙種《日書》除重復(fù)甲種內(nèi)容外，還包含音律與五行、時辰、術(shù)數(shù)、占卜等的記述，其中專論五音十二律相生之法及十二律律數(shù)的部分，發(fā)掘整理者定名為《律書》，并于2009年印行的《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全文發(fā)表[1]。
1989年，何雙全先生首次公布了秦簡《律書》的部分資料，并作有很好的論述 [2]。后來，我在探索先秦十二律名的形成，以及秦音樂文化的發(fā)展歷史時，指出放馬灘秦簡《律書》的生律法，與《呂氏春秋》屬于同一系統(tǒng)[3]。進入21世紀，秦簡《律書》引起更多學(xué)者的關(guān)注，如戴念祖、谷杰、陳應(yīng)時、修海林、楊善武、程少軒、蔣文等先生均有深入研究[4]。今在學(xué)者工作基礎(chǔ)上，重新繹讀秦簡《律書》，并就其中的生律法問題再做一些探討，向大家請教。
《律書》的每支竹簡均自上而下單行豎寫，每行文字若內(nèi)容有別，則以一定間距或以“·”、“=”符號隔開，彼此形成獨立的語句。從竹簡內(nèi)容及編次觀察，一些簡可以構(gòu)成較為規(guī)整的橫排。如果自右至左橫排閱讀，可以看出不少簡文都是依照五音、十二律、時辰、術(shù)數(shù)，五行等的次序來編排，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因此，閱讀放馬灘秦簡《律書》，需要從書寫方向和編排順序縱橫兼顧。
先看秦簡《律書》中有關(guān)十二律生律法的記述：
黃鐘下生林鐘；（179第5排）
林鐘生大（太）簇；（180第5排）
大（太）簇生南呂；（181第5排）
南呂生姑洗；（182第5排）
姑洗生應(yīng)鐘；（183第5排）
應(yīng)鐘生蕤賓；（184第5排）
蕤賓生大呂；（185第5排）
大呂生夷則；（186第5排）
夷則生夾鐘；（189第5排）
夾鐘生毋（無）射；（188第5排）
（187殘缺）
所述最適宜與《呂氏春秋·音律篇》做出比較，呂書云：
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yīng)鐘，應(yīng)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yīng)鐘為下。
二者的生律次序完全相同，惟《律書》缺少寫有“無射生仲呂”的一支簡。因簡187殘缺，故不知其是否抄寫有“無射生仲呂 ”，但這并不影響對簡文做整體性判斷。
秦簡《律書》明確指出，“黃鐘下生林鐘”，說明秦簡所述十二律的生律法是先下生而后上生,亦即“先損后益”。由此可以推知，《呂氏春秋》所述十二律的生律法亦當(dāng)為“先損后益”，谷杰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5]?！秴问洗呵铩匪浴傲昼姟钡嚷伞盀橄隆?，當(dāng)即下生所得，其義與秦簡相同。由此足見，秦簡《律書》與《呂氏春秋》的生律法確屬同一理論體系。
據(jù)放馬灘一號秦墓所出《志怪故事》簡文，墓葬的年代應(yīng)為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律書》的抄寫年代應(yīng)略早于墓葬年代[6]?！秴问洗呵铩纺饲叵鄥尾豁f主持編撰，成書于公元前239年。秦簡《律書》與《呂氏春秋》同屬秦國著作，撰寫年代相當(dāng)或相近，因此它們具有相同的生律法也就不以為奇了。
如同《呂氏春秋》那樣，放馬灘簡還述及三分損益生律法，并標(biāo)明下生或上生的律位數(shù)目，如簡169云：
下八而生者，三而為二；上六而生者，三而為四[7]。（169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往下八個律位生律，三分損一；往上六個律位生律，三分益一。例如，從黃鐘下生林鐘，正好是八個律位，即 “下八而生”。而從林鐘上生太簇，則恰好是六個律位，屬“上六而生”。這支簡整理者歸入《星度》章中，實際按內(nèi)容應(yīng)屬《律書》。
更為重要的是，秦簡《律書》還詳記十二律各律的律數(shù)，并且由低到高，依次列出：
黃鐘八十一，課山。（179第6排）
大呂七十六，□山。（180第6排）
大（太）簇七十二，參阿。（181第6排）
夾鐘六十八，參阿。（182第6排）
姑洗六十四，陽谷。（183第6排）
中（仲）呂六十，俗山。（184第6排）
蕤賓五十七，毚都。（185第6排）
林鐘五十四，俗山。（186第6排）
（187殘缺）
南呂卌八，俗山。（188第6排）
毋射卌五，昏陽。（189第6排）
應(yīng)鐘卌三，并閡。（190第6排）
這些律數(shù)不見于《呂氏春秋》。除夷則的律數(shù)因187簡殘缺而不知外，其余各律的律數(shù)在西漢時期成書的《淮南子·天文訓(xùn)》中均有記載。二者只有應(yīng)鐘律數(shù)略有差異，秦簡《律書》為 43，《淮南子·天文訓(xùn)》為42，《律書》所取為約數(shù)。由《天文訓(xùn)》可知，《律書》所缺的夷則律數(shù)為51。又從林鐘的律數(shù)為54看，益證其為“先損后益”的“下生”所得。
據(jù)《淮南子·天文訓(xùn)》，黃鐘的大數(shù)是177147。秦簡《律書》也載有十二律各律的大數(shù)，仍是自低至高，依次排列：
黃十七萬七千一百卌七，上□。（194下）
大呂十六萬五千百八十八，下□。（195下）
……四百六十四，下南呂。（196下）
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下毋（無）射。（197下）
姑先（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下應(yīng)。（198下）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下生黃。（199下）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上大呂。（200下）
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上大（太）族（簇）。（201下）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上夾。（202下）
南呂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上姑。（203下）
毋（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中（仲）呂。（204下）
應(yīng)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上蕤。（205下）
簡文先記寫各律的大數(shù)，然后再述說由本律上生或下生的它律，律名或整或簡，但其義一目了然。其中大呂的律數(shù)有漏抄，應(yīng)為 165888。簡196應(yīng)為太簇的律數(shù)，但文字有缺損，其律數(shù)應(yīng)為157464。南呂的律數(shù)衍一“四”字，實應(yīng)為104976。簡194下的“上□”應(yīng)為“上林”，簡195下的“下□”應(yīng)為“下南”。
但是，從上引《律書》看，簡 194的“上林”應(yīng)為“下林”，“上”或為“ 下”之誤書[8]。因為秦簡《律書》已明示“黃鐘下生林鐘”，而簡201所寫林鐘的律數(shù)為118098，所以不可能是上生所得。另外，本簡林鐘律數(shù)之后又說“上（生）太簇 ”，故由黃鐘上生林鐘，繼而再由林鐘上生太簇的可能應(yīng)予排除，這種“林鐘重上生”的方法應(yīng)是不存在的。
這里需要特別提出并討論的，是編號為193、199和333的三支竹簡。
簡193云：
黃鐘以至姑先皆下生，三而二；從中（仲）呂以至應(yīng)鐘皆上生，三而四。
這是說，從黃鐘到姑洗五律均往下生律，三分損一；從仲呂到應(yīng)鐘七律均往上生律，三分益一。進一步說明了秦簡《律書》是三分損益生律體系。應(yīng)予注意的是，193簡明確指出仲呂也要上生。我們知道，仲呂上生后即返回黃鐘，但卻不能回到黃鐘的初始律數(shù)，而是高出黃鐘一個“古代音差”，即 24音分。
仲呂能夠上生的說法，還可從《律書》簡199加以推求。這支簡分為上、下兩句，上句簡文不清，有缺釋；下句簡文為：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下生黃。
據(jù)簡193文義推知，此處的“下生”當(dāng)為“上生” 之誤[9]。這樣，仲呂即可按順序向上生出黃鐘，并可繼續(xù)沿用三分損益法復(fù)生各律。
還有一支簡，編號為 333，發(fā)掘整理者歸入《問病》章。此簡分上、中、下三句，上句所缺文字較多，中、下句完整，文曰：
生黃鐘，置一而自十二之上三益一，下三奪一。（以上中句）
占復(fù)。（以上下句）
這是說，將黃鐘作為第一律，從第十二律開始，往上生時，三分益一；往下生時，三分損一。這不僅闡明了三分損益生律法，而且指出在十二律之后，還可繼續(xù)沿用此法上下相生。
《淮南子·天文訓(xùn)》說：“律之?dāng)?shù)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shù)立焉?！鄙弦篷R灘簡333與《天文訓(xùn)》“置一而十一三之”的表述方式略似，但文義相異。又《史記·律書·生鐘分》云：“生黃鐘術(shù)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也與放馬灘簡333的表述方式相似，但文義仍不相同。
上面有關(guān)三支竹簡文字的討論，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西漢京房（公元前77—公元前37）所創(chuàng)的六十律理論。京房的六十律，就是在運用三分損益法生出十二律之后，繼續(xù)依此法生律，直至六十律。《后漢書·律歷志》在描述六十律時說：“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鐘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鐘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同書又說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為“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zhí)始，執(zhí)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笨梢娏删褪窃谥賲沃笤偕仙?執(zhí)始”，繼而下生“去滅”，如此上下相生，以至第六十律“南事”。
如果以上對放馬灘秦簡的理解不誤，那么關(guān)于六十律律制的理論探索，可能在戰(zhàn)國晚期的秦國已經(jīng)萌生。雖然在秦簡《律書》中還看不到完整的六十律文字，但其在十二律之后仍可繼續(xù)生律的義涵已經(jīng)存在。由此看來，秦簡《律書》在一定程度上已為六十律的產(chǎn)生做出了理論準備。
除十二律之外，秦簡《律書》還有關(guān)于五音的記述。由于五音與十二律關(guān)系密切，這里也連帶加以討論。
先將《律書》中有關(guān)五音的簡文抄錄于下：
宮一，徵三，栩五，商七，角九。（176下）
平旦九徵水；（179第3排）
日出八宮水；（180第3排）
蚤食七栩火；（181第3排）
莫食六角火。（182第3排）
日中五宮土；（184第3排）
西中九徵土；（185第3排）
昏市八商金；（186第3排）
莫中七羽金；（187第3排）
夕中六角水。（188第3排）
五音之中，羽也寫作“栩”。從簡184至188不難看出，五音和五數(shù)的排列順序為：
宮 徵 商 羽 角
五 九 八 七 六
土 土 金 金 水
由此可知，簡176“栩五，商七”當(dāng)系“商五，栩七”的誤抄。簡180的“日出八宮水”，經(jīng)檢視竹簡照片，“ 宮”字十分模糊，疑當(dāng)為“日出八商水”。這樣，簡179至182五音及五數(shù)的排列形式，除缺少“宮”和“五”之外，其余與簡 184至188全部相同。
上列秦簡《律書》五音的排次，不是由低到高的宮、商、角、徵、羽，而是五度相生的宮、徵、商、羽、角。按秦簡《律書》和《呂氏春秋·音律篇》的生律次序，十二律的前五律為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恰好是以黃鐘為宮構(gòu)成的五音，其排次為宮、徵、商、羽、角。說明秦簡《律書》五音的產(chǎn)生，是按生律次序獲得的。
《呂氏春秋·圜道》云：
今五音之無不應(yīng)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diào)均，不可以相逼，此所以無不受也。
可見秦簡《律書》五音的產(chǎn)生次序，與《呂氏春秋》也是相同的，即均為宮、徵、商、羽、角。這在《淮南子·天文訓(xùn)》里表述為“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在《史記·律書·生鐘分》里表述為“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故曰：音始于宮，窮于角?！辈⑶?，《史記·律書·生鐘分》的五音，分別對應(yīng)于數(shù)字五、九、八、七、六，與秦簡《律書》五音與五數(shù)的配列是相同的。
不過，從《律書》簡 176看，還有另一種五音與五數(shù)的對應(yīng)形式，即：
宮 徵 商 羽 角
一 三 五 七 九
而《管子》幼官篇和地員篇，以及《呂氏春秋》十二紀中五音與五數(shù)、五行的相配形式，也與秦簡《律書》有所不同[10]，可見古代五音與五數(shù)、五行之間，在對應(yīng)形式上并無一定。現(xiàn)在的問題是，秦簡《律書》的五音，是先上生還是先下生？換言之，是先損還是先益？眾所習(xí)知，有關(guān)五音產(chǎn)生的最早文獻，當(dāng)屬戰(zhàn)國時期（約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管子·地員篇》，其文如下：
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fù)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五音的生律次序同為宮、徵、商、羽、角，但它是先上生而后下生，先益而后損。
如上所述，秦簡《律書》以三分損益法產(chǎn)生的十二律，是先下生而后上生，即“先損后益”。而五音的產(chǎn)生，在律序和律位上屬于十二律的前五律。既然五音與十二律同屬秦簡《律書》系統(tǒng)，其生律次序也應(yīng)相同，即均為先下生而后上生，“先損后益”。這種生律法也見于《史記·律書·律數(shù)》記載：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兩種不同的生律方法，所構(gòu)成的五聲音階也不一樣。《管子·地員篇》為徵、羽、宮、商、角；秦簡《律書》和《史記·律書· 律數(shù)》為宮、商、角、徵、羽。前者是五聲徵調(diào)，后者為五聲宮調(diào)。
綜上所述，秦簡《律書》的五音十二律，均由三分損益生律法以“先損后益”生成。據(jù)《律書》透露出的信息，對于六十律律制的理論探索，可能在戰(zhàn)國晚期已經(jīng)萌生。以往所知，十二律的律數(shù)和大數(shù)最早見于兩漢文獻，而秦簡《律書》有關(guān)律數(shù)和大數(shù)的記述，則表明十二律生律法理論在戰(zhàn)國晚期已經(jīng)相當(dāng)完備。
據(jù)《國語·周語下》記載，公元前522年，周朝即已應(yīng)用傳統(tǒng)的十二律名。然而，從曾侯乙編鐘樂律銘文看，在戰(zhàn)國早期之時（公元前433年），曾國與周、楚、晉、齊、申等國的律名尚未統(tǒng)一[11]。由秦簡《律書》可知，秦國的十二律名當(dāng)襲用周制，而秦國的十二律相生之法，以及有關(guān)的律數(shù)和大數(shù)等，也為后世廣為傳布。秦國對于中國古代音律理論的貢獻，于秦簡《律書》中得到了具體而確實的反映。
[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年。
[2] 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1989年第2期。
[3] 方建軍：《先秦文字所反映的十二律名稱》，《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1990年第4期；《從樂器、音階、音律和音樂功能看秦音樂文化之構(gòu)成》，《中國音樂學(xué)》1996年第2期。
[4] 戴念祖：《試析秦簡〈律書〉中的樂律與占卜》，《中國音樂學(xué)》2001年第2期；《秦簡〈律書〉的樂律與占卜》，《文物》2002年第1期；谷杰：《從放馬灘秦簡〈律書〉再論〈呂氏春秋〉生律次序》，《音樂研究》2005年第3期；陳應(yīng)時：《再談《呂氏春秋》的生律法——兼評《從放馬灘秦簡〈律書〉再論〈呂氏春秋〉生律次序》》，《音樂研究》2005年第4期；修海林：《先秦三分損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認識——談“先益后損”、 “先損后益”兩種生律方法的并存》，《音樂研究》2008年第5期；楊善武：《〈呂氏春秋〉先益后損生律的確定性》，《音樂研究 2009年第4期；程少軒、蔣文：《放馬灘簡〈式圖〉初探（稿）》，復(fù)旦大學(xué)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2009 年11月6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64）；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圖補釋》，復(fù)旦大學(xué)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2010年3月30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20）。
[5] 詳注4谷杰先生文。
[6] 同注1，第128—129頁。
[7] 本簡“六”字原釋“北”，不確。程少軒和蔣文先生釋為“六”，甚是，今從之。
[8] 細審發(fā)表的竹簡照片，這兩個字模糊難辨。
[9] 竹簡照片字跡漫漶，看不清是“上”還是“ 下”。
[10] 陳應(yīng)時：《五行說和早期的律學(xué)》，《音樂藝術(shù)》2005年第1期。
本文原載《黃鐘》（武漢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第4期。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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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9秦簡《律書》生律法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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