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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保訓》源自三晉文獻說

（首發(fā)）

程浩

上海大學

[摘要] 清華簡《保訓》的竹簡形制與同批的其他竹書有明顯區(qū)別，應(yīng)該不屬于《尚書》或《逸周書》的內(nèi)容 。從《保訓》的字形特征與用語來看，它很可能源自三晉之地流行的眾多“書”類文獻的中一種。《保訓》流傳到楚地后經(jīng)歷了傳抄過程中的“馴化”，逐漸形成了我們現(xiàn)在所得見的面貌。

[關(guān)鍵詞] 清華簡；《保訓》；竹簡形制；文獻特征

《保訓》是清華大學所藏戰(zhàn)國竹簡中最先公布的一批材料。其釋文及圖版一經(jīng)發(fā)表[1]，隨即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一時間著家蜂起，蔚為大觀。諸家對簡文的考釋已臻完備[2]，對其思想性的解讀也論著頗豐[3]，唯獨對《保訓》的文獻特征卻鮮有問津者[4]。本文即就這一問題進行申說，試補其缺。

一 竹簡形制

簡長：除簡2殘斷外，其他10支簡保存較完好，簡長基本一致，為28.5厘米。李學勤先生介紹《保訓》簡長28.6厘米[5]，與整理者略有出入，但相差甚微。原簡的長度合戰(zhàn)國尺約一尺二寸半，漢尺約一尺二寸[6]。

簡策長短是區(qū)分簡書性質(zhì)的主要依據(jù)，這點前輩學者早有論及。王國維先生作《簡牘檢署考》，稱：“以策之大小為書之尊卑，其來遠矣。周末以降，經(jīng)書之策皆用二尺四寸。周時國史記注，策亦二尺四寸也。禮制、法令之書亦然。二分取一，則得一尺二寸，《鉤命決》所云《孝經(jīng)》策是也。漢以后，官府策籍亦用一尺二寸?！?/SPAN>[7]王氏之論，多引《論衡》、《鹽鐵論》等漢代文獻為證，所稱當為漢尺，而《保訓》簡長恰為漢尺一尺二寸?！侗Ｓ枴饭贾酰袑W者認為其與《尚書》、《逸周書》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現(xiàn)在看來也是站不住腳的。清華簡中見于今傳本《尚書》之《金縢》、《逸周書》之《程寤》、《皇門》，簡長為44.5~45厘米[8]，一皆為長簡。1987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出土了《逸周書》的《大武》，也為45厘米左右的長簡[9]。根據(jù)李學勤先生的介紹，在整理清華簡的過程中“之所以首先選取《保訓》，是由于這篇簡書長度特殊，雖然分散在大量竹簡中，比較容易集中起來?！?/SPAN>[10]由此可見，《保訓》這種短簡在清華簡中是比較特別的，因此在書籍的性質(zhì)上也應(yīng)該與其他竹書區(qū)分開來。

前文已經(jīng)提到，《保訓》簡長約合漢尺一尺二寸。對于一尺二寸的簡，李零先生認為：“中簡一尺二寸，當周尺半，鈔傳記或簿籍”[11]，周鳳五先生也說：“闡述發(fā)明六經(jīng)奧旨的傳注較短”[12]。因此，將《保訓》歸于《尚書》等經(jīng)書之類恐怕有失妥當。在目前發(fā)現(xiàn)的抄寫內(nèi)容為古書的戰(zhàn)國竹簡中，只有郭店《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兩篇簡長與《保訓》接近，為28厘米左右[13]。《唐虞之道》與《忠信之道》兩篇竹書，一般認為出自孔門后學之手，是對孔孟思想的闡述與詮釋，屬于典型的“傳注”。

簡端形態(tài)：上下簡端皆平齊。

在郭店簡和上博簡中，簡端除平齊的外，還有修治成梯形和半圓形兩種情況。周鳳五先生曾根據(jù)郭店簡的形制推論：“簡策的長短固然重要，經(jīng)典與傳注之分還是取決于簡端的形狀，梯形者為經(jīng)，平齊者為傳”。[14]上博簡公布以后，學者對周鳳五先生之說的依違有所分歧。林素清先生認為：“這種說法如今在上博《緇衣》簡似乎又得到佐證”[15]，其根據(jù)應(yīng)是上博《緇衣》整理者所說的：“竹簡兩端均經(jīng)修正，呈梯形狀”[16]。馮勝君先生則認為上博《緇衣》應(yīng)該看作是簡端平齊的，并據(jù)此質(zhì)疑周鳳五先生的意見并不具有普遍性[17]。從清華簡的情況來看，恐怕事實應(yīng)如馮勝君先生所言。因為目前得見的18支竹簡[18]，簡端都是平齊的，并沒有因為竹書包括《尚書》的內(nèi)容而作特殊的處理。因此，簡端的形態(tài)并不能作為判斷《保訓》篇性質(zhì)的依據(jù)。

編綸、契口：整理者未提及。筆者將圖版放大數(shù)倍，似可見兩道編綸，并在同位置簡右側(cè)有“<”形契口。

編聯(lián)方式：應(yīng)為先寫后編，簡6第6字恰好位于第一道契口處，部分筆畫已經(jīng)被編綸破壞。

由于清華簡中只有《保訓》是短簡，因此無法進行對比。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簡長與《保訓》相當?shù)墓辍短朴葜馈放c《忠信之道》，其編綸、契口與《保訓》也非常相似。

每簡容字：除簡2殘斷不可得知，其余每簡容22~24字不等。

已知的清華簡其他八篇竹書，每簡容字都在40字左右，字間距與《保訓》相當。但與《保訓》頂格書寫有所不同，其他八篇都在簡首有留白。這又是《保訓》在清華簡這批竹書中的一個特別之處。

二 字形特征

《保訓》除了竹簡形制比較特殊外，文字書寫風格也與眾不同，這點李學勤先生已經(jīng)指出[19]。李守奎先生認為《保訓》文字眾體雜糅，可能羼入它系文字的特點[20]。兩位先生的觀點都是極具啟發(fā)性的，我們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認為，《保訓》篇的文字具有較多的三晉文字特征。

至：簡9作，與習見的楚簡中作（包山142）[21]的“至”不同，下部有豎筆而無短橫。林清源先生指出：“至字加羨筆于橫筆下為楚文字特有，作則見于齊魯或秦文字。”[22]實際上，“至”字齊魯文字未見，戰(zhàn)國文字中字形與之相近的為三晉文字（中山王鼎）與（安邑下官鐘）。

萬：簡5作，下部中間寫得像“人形”，與楚簡中常見的（郭店·老甲13）并不相類。李守奎先生指出，這種寫法的“萬”見于三晉璽“又（有）千萬” （《古璽匯編》4736和4737）[23]。

又旁：簡4作，簡9作。沈培先生曾經(jīng)指出，簡9整理者釋為“志”的字，其下部從“又”而不是從“心”。[24]實際上，《保訓》中所有的“又”部都寫作三筆，這在楚簡中是非常少見的。清華簡的其他竹書中，也都寫作兩筆。有學者指出，這種寫法的“又”見于上博《苦成家父》與侯馬盟書[25]。而侯馬盟書1965年于山西侯馬出土，是典型的三晉文獻。

亡：單字有 （簡8），作部首的有（簡9）和（簡4）。簡文這種構(gòu)型在楚系簡帛中還是首見，戰(zhàn)國文字中只有三晉璽文（《古璽匯編》4770）字形與之相近。

除上述有三晉文字可以對照的幾例外，《保訓》中還有許多字形是不見于楚文字的。如簡1的“隹”“丑”、簡2的“及”、簡4的“舜”都與《說文》古文及三體石經(jīng)相近?！墩f文》等較晚的文獻中保存的古文，其來源主要還是當時存世的“古文經(jīng)”與戰(zhàn)國青銅器。早在司馬遷所在的武帝時代，六國文字就已經(jīng)被統(tǒng)稱為“古文”了，因此在今天是很難辨別其國別的。馮勝君先生曾經(jīng)對《說文》古文和三體石經(jīng)古文中的“非典型樣本”[26]進行了一次統(tǒng)計，并根據(jù)統(tǒng)計結(jié)果將《說文》古文和三體石經(jīng)古文歸入齊系。筆者始終認為這樣的推論有失審慎。根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我們只能說這幾例具有非楚系文字特點，即它們既可能屬于齊系，也有可能是三晉甚至燕系文字。

另外，簡2的“及”字，寫法與郭店《唐虞之道》非常接近。郭店《唐虞之道》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這點馮勝君先生已證。但有學者據(jù)此推論，《保訓》同樣寫定于齊魯?shù)貐^(qū)[27]，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李學勤先生曾經(jīng)指出：“《唐虞之道》并非楚文字，而是三晉文字?！?/SPAN>[28]馮勝君先生的研究，也承認了與三晉文字相合的情況占到了一定比例[29]。而且，我們不能因為《唐虞之道》是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就認定其中的每個字都屬于齊系文字。更何況，《保訓》中“及”字的寫法，在齊系文字中也是沒有先例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保訓》個別用字與戰(zhàn)國楚文字形體有著明顯不同，保留了較多三晉文字的特點。在解釋這種楚地出土文獻帶有他國文字特征的現(xiàn)象時，周鳳五先生提出了“馴化”的概念，認為文獻在傳抄過程中雖然會被改寫為當?shù)氐耐ㄐ形淖?，但要幾?jīng)輾轉(zhuǎn)才會逐漸失去其本來面貌[30]。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清華簡《保訓》，可能就是未經(jīng)完全“馴化”而較多地保留了底本特征的三晉文獻。

三 文獻源流

《保訓》除了字形上較多地保留了三晉文字特點外，文句上也多有可與傳世三晉文獻對應(yīng)者。

其一，文王在訓誡太子發(fā)時，講述了上甲微“假中于河，以復(fù)有易”的故事。在先秦文獻中，只有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與之契合：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31]

其中的王亥、上甲微為商代先公，王國維先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論之甚詳。而簡文中上甲微“假中”的對象河伯，文獻記載也僅見于《竹書紀年》與《穆天子傳》。這兩部文獻同出于汲郡魏安厘王冢，是不折不扣的晉系文獻。沈建華先生通過對與河宗有關(guān)卜辭的研究，認為“‘河’指的是黃河中游一帶，古人以黃河四瀆為宗，說明河神的崇拜起源和傳說，產(chǎn)生和流傳于黃河河套地區(qū)”[32]。河伯傳說在以三晉為中心的黃河中游的廣泛傳播，直接體現(xiàn)在了晉系文獻《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與清華簡《保訓》上。

其二，簡2“甚”，整理者釋為“甚”，蘇建洲先生讀為“漬甚”[33]?！皾n甚”，周鳳五先生訓為“大漸”[34]?！凹泊鬂u”的用法為先秦典籍習見，而稱“漬甚”的只有《呂覽·貴公》一處：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

“漬甚”這種用法，可能也是源于三晉之地。因為《呂覽》雖為秦相呂不韋所集，但呂氏本系趙人，其舍人亦為多晉籍[35]，故其中很可能保留著大量的晉地習語。至于蘇建洲先生提出的：“上引何休說：‘瘠（漬），病也。齊人語也?！苏f若可信，則對探討《保訓》的文本來源或有幫助”[36]，我們認為何休此說并不能作為探討《保訓》文本來源的依舊。畢竟，《公羊解詁》所稱“齊人語”本指“瘠”而非“漬”字。

其三，《保訓》雖不隸屬于《尚書》或《逸周書》，但其文體與用句與 “書”類文獻非常相近，其例不勝枚舉[37]。

我們知道，三晉之地有傳習《尚書》與《逸周書》的傳統(tǒng)。陳夢家先生指出：“關(guān)于夏、商、周三代之書的保存與擬作，應(yīng)該分別為晉、宋、魯三國所為。周書多是魯國太史所藏，而夏、商之書多為晉、宋兩國之人所擬作。這些擬作，也自然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許多史料。”[38]先秦典籍中，對《書》的引用也以《墨子》[39]、《呂覽》等三晉系統(tǒng)的文獻為多[40]?！兑葜軙返那闆r則更盛。蒙文通先生認為：“《逸周書》是部古文派舊書，朱右曾說‘其間有晉史之辭’，就我看來，在孔子以前引此書的只有荀息、狼瞫、魏絳，都是晉人。說這部書出自晉國，應(yīng)為可信?！?A title="" href="#_edn41" name=_ednref41>[41]羅家湘先生則認為“《逸周書》的編輯應(yīng)是子夏居西河后的事情”，甚至子思將晉國獨有的《祭公》寫入《緇衣》也是子夏入魏的結(jié)果。[42]由此，可見三晉在整個“書”學史上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

了解了上述“書”類文獻在三晉流傳的情況以后，就不難理解汲冢會出《周書》以及源自三晉的《保訓》有如此多的“書”類文獻特點了。

四 小結(jié)

鑒于《保訓》的竹簡形制與同批的其他竹書有明顯區(qū)別，我們認為它應(yīng)該不屬于《尚書》或《逸周書》的內(nèi)容，其重要性恐怕也如它的簡長那樣要等而次之了。但從《保訓》的字形特點以及用句習慣來看，其源流很可能是流傳在三晉之地的眾多“書”類[43]文獻的一種?！侗Ｓ枴穫鞯匠睾?，由于不受重視，故而傳抄較少，因此較多地保留了三晉文字的特征。

至于《保訓》寫定年代的問題，我們基本上同意學界認為其成篇較晚的說法。但《保訓》中也有一些材料是來源較早的，尤其需要注意。如有學者指出：“簡文中介詞‘于’均寫作‘于’，‘烏呼’字則寫作‘於’。郭店簡中的‘于’多出現(xiàn)在引《詩》、《書》的文句中，上博簡‘于’則以《周易》篇最多見（該篇只用‘于’不用‘於’），都是較早的文獻。所以《保訓》簡中‘于’‘於’的用法，應(yīng)該也是能夠反映這篇文獻時代較早的特征。”[44]此外，如果《保訓》里的“中”可是理解為“旗”的話，這一來源也是比較早的。因為“中”表“旗幟”是甲骨文的用法，到了西周金文就有了專字“旗”而“中”不常用了。這又引申到了古史史料學與古書成書的問題，需要學者們作進一步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