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耆夜》考論
劉光勝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
摘 要：“二次戡黎說”只注意到今本《竹書紀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記載，卻忽視了今本《竹書紀年》與清華簡《耆夜》武王戡黎時間的不同，清華簡《耆夜》與《史記》、《逸周書》、今本《竹書紀年》在紀年問題上仍存在尖銳矛盾。清華簡《耆夜》“作”字不能理解為創(chuàng)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見蟋蟀闖進來，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斷定周公是《蟋蟀》詩的作者。清華簡《耆夜》并非周初文獻，與《尚書》、金文等文獻對比，可知它很可能成書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關(guān)鍵詞：清華簡《耆夜》；武王戡黎；周公；成書年代
基金項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guān)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09JZD0042）的資助。
清華簡《耆夜》14支簡，每支25至29字，記載了周人征伐耆國勝利后，回到鎬京文太室舉行“飲至”禮，其主要內(nèi)容已經(jīng)公布[1]。許多學者已著手《耆夜》的研究[2]，但他們“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詩經(jīng)·蟋蟀》的作者”的觀點，雖然非常新奇，但與傳世文獻存在明顯分歧，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細梳理。
我國上古的禮儀制度主要見于《周禮》、《儀禮》、《禮記》（簡稱《三禮》），清華簡《耆夜》所存飲至禮竟為《三禮》所未收，可補上古禮儀之失，彌足珍貴。欲研究清華簡《耆夜》價值，必須先確定其年代，清華簡《耆夜》為經(jīng)史之書，成書存有西周、春秋、戰(zhàn)國三種可能性，傳世文獻缺少可以直接對應的參照，且先秦時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諱制度，因此斷代問題是清華簡《耆夜》研究中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wù)，希望我們對《耆夜》成書年代的研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斷把清華簡《耆夜》成書問題研究推向深入。
一、清華簡《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論
《尚書·西伯戡黎》說：“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在興周滅紂的戰(zhàn)爭進程中，“戡黎”的西伯是文王還是武王，千百年來一直是學界聚訟不已的學術(shù)公案?！妒酚洝ぶ鼙炯o》說：“（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fā)立，是為武王?！?/SPAN>[3]司馬遷認為“戡黎”的西伯是文王，周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漢代的學者，如孔安國、鄭玄、王肅等，皆力主此說。
自宋代始，學者始提出異議，呂祖謙說：“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為惡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為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A title="" href="#_edn4" name=_ednref4>[4]呂祖謙認為戡黎的是武王。元代吳澄《書纂言》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于紂之畿內(nèi)?！?A title="" href="#_edn5" name=_ednref5>[5]吳澄以《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據(jù)，說文王不可能做出稱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舉。其他學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認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為維護文王的圣王形象，堅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認文王戡黎。
清華簡《耆夜》說：“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崩顚W勤、沈建華等學者認為耆即《尚書·西伯戡黎》之黎國，位于今山西長治市黎城縣，他們以清華簡《耆夜》為依據(jù)，推翻《尚書大傳》、《史記》等書記載的“文王戡黎說”，為宋儒“武王戡黎說”找到了新的證據(jù)[6]。王鵬程等學者則持不同意見，他們以今本《竹書紀年》為依據(jù)，提出“二次戡黎說”，認為文王與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國，在今山西上黨一帶，清華簡所載武王所戡為“黎”國，為紂都朝歌附近的“黎陽”，位于今河南浚縣一帶，“耆”、“黎”同屬脂部字，漢代以后注疏常將二者混淆，這是造成后世誤讀“西伯戡黎”的根源[7]。
《史記·周本紀》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鄙喜┖啞度莩墒稀氛f：“于是乎九邦叛之，豐、鎬、郍、
、于、鹿、耆、崇、密須氏?！耐跤谑呛跛囟隋缴岩孕芯虐?，七邦來服，豐、鎬不服。文王乃起師以向豐、鎬?！?/SPAN>[8]上博簡《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確肯定有耆國，與《史記·周本紀》相互印證，文王戡黎的說法是不能輕易否認的，但清華簡《耆夜》卻說“武王戡黎”，因此王鵬程等學者的“二次戡黎說”，認為文王戡伐的是耆國，武王戡伐的是黎國，將黎國定在紂都朝歌附近的黎陽[9]，極大地彌合了清華簡《耆夜》與《史記·周本紀》、上博簡《容成氏》之間的緊張矛盾，比簡單依據(jù)清華簡《耆夜》，否定《史記·周本紀》“文王戡黎”的做法更為可取。
“二次戡黎說”表面上看能自圓其說，其實卻隱藏著難以解決的矛盾，“二次戡黎說”的主要依據(jù)是今本《竹書紀年》，我們將相關(guān)語句引述如下：
（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二年， (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發(fā)受丹書于呂尚。有女子化為丈夫。
（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閱。峣山崩。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fā)伐黎[10]。
《大戴禮記·武王踐祚》：“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根據(jù)《大戴禮記》，武王踐祚之日從太公處受丹書，而今本《竹書紀年》武王從太公處受丹書的時間是帝辛四十二年，因此帝辛四十二年為武王元年，那么武王戡黎的時間是武王二年，絕不是清華簡《耆夜》所說的“武王八年”。王國維說：“武王即位克商，未嘗改元?！?/SPAN>[11]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嘗改元的說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應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與今本《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兩年?！岸侮枵f”只注意到今本《竹書紀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記載，卻沒有注意到清華簡《耆夜》與今本《竹書紀年》武王戡黎時間的不同。
清華簡《耆夜》說“武王八年戡黎”，按照王國維武王即位未嘗改元的說法，文王則應在受命稱王后的第七年去世，如果以此為基準，那么《史記·周本紀》說文王“十年而崩”的十年要改為七年，《逸周書·文傳》篇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fā)受遺訓的“九年”，要改為七年，今本《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fā)伐黎”的“帝辛四十四年”，也要改為帝辛四十二年，難道清華簡《耆夜》一面世，傳世文獻《史記》、《逸周書》、今本《竹書紀年》都錯了嗎？古文字中七與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但九卻與七迥然有別，因此《逸周書·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改為七年，毫無理據(jù)可言，鑒于清華簡《耆夜》與《史記·周本紀》、《逸周書·文傳》、今本《竹書紀年》在紀年問題上存在尖銳矛盾，清華簡《耆夜》“武王八年戡黎”作為孤證，不能遽然為學界所采信。
二、《詩經(jīng)·蟋蟀》并非周公所作
清華簡《耆夜》說周公致詩武王后，“秉爵未飲，蟋蟀造降于堂”，一只蟋蟀闖了進來，周公心有所感，賦《蟋蟀》一首，第一、三章簡文殘缺，第二章簡文較為完整：
蟋蟀在席，歲聿員(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蔑，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作，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
《蟋蟀》詩是否為周公所作，是清華簡《耆夜》最大的疑點，李學勤先生認為，《蟋蟀》為周公所作，他的立論依據(jù)主要有兩點：一是清華簡樂詩《蟋蟀》與《蟋蟀》毛詩序主旨不矛盾；二是《蟋蟀》系周公勘黎時所作，于是在那一帶流傳，后來成為當?shù)氐脑姼枇?/SPAN>[12]。下面我們分別對這兩方面展開討論。
關(guān)于清華簡《蟋蟀》樂詩的主旨，李學勤先生認為“周公作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誡大家，不可躭于歡樂，忘記前途的艱難”[13]。孫飛燕先生認為《蟋蟀》的主題思想不可能是勸人行樂，而是戒懼[14]。周公致詩武王、畢公，勸其飲酒，突然見蟋蟀“造降于堂”，知一歲將盡，賦《蟋蟀》一首，強調(diào)的是“康樂而毋荒”。今本《詩經(jīng)·蟋蟀》“好樂毋荒”鄭玄箋：“荒，廢亂也。君之好樂，不當至于廢棄政事?！敝苋岁铓w來，本應該盡情享受勝利的快樂，周公“康樂而毋荒”意思是享樂要適度，不能因沉溺享樂而荒廢政事。
《毛詩序》認為《蟋蟀》諷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15]?！睹娦颉穭袢藶槎Y不要太簡，要及時行樂，明顯與清華簡樂詩主旨相矛盾?！犊讌沧印び浟x》孔子曰：“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薄?/SPAN>鹽鐵論·通有》說：“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孔叢子·記義》認為《蟋蟀》見陶唐之儉德，《鹽鐵論·本議》認為《蟋蟀》主旨在于諷刺“太儉不中禮”，而清華簡《耆夜》主張享樂適度，不能廢棄政事，對《蟋蟀》詩有著明顯不同的詮釋傾向。
李學勤先生肯定周公作《蟋蟀》，同時又注意到《蟋蟀》收入今本《詩經(jīng)·唐風》，因此想用流傳區(qū)域來調(diào)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劉成群先生持反對意見，他說如果周公作《蟋蟀》，自然成為魯國的詩歌，即使不被采于作為魯詩的《豳風》中，至少也不會被采入《唐風》，《蟋蟀》如何被采入《唐風》這一問題的不圓滿解決，始終都會是周公作《蟋蟀》致命的弱點[16]。周公賦《蟋蟀》時，已戡黎歸來，在鎬京文太室，武王所勘之“黎”為黎陽[17]，在紂都朝歌附近，兩地之間路途遙遠，因此周公在鎬京飲至禮上作的《蟋蟀》，為何不在岐周流行，卻在黎國流行，確實是難以解釋的問題。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薄拜d戢干戈”等五句見于《周頌·時邁》，據(jù)《左傳》可知周武王作《時邁》，但《國語·周語上》說：“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币勒铡秶Z·周語上》，周公為《時邁》的作者。《時邁》一篇為何竟有武王、周公兩位作者？
對此孔穎達《時邁序》解釋說:“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yè)，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SPAN>[18]孔穎達認為，《時邁》為武王所作，周公后來稱頌，是借以表達自己的追慕之情。清儒王先謙說:“《時邁》雖作于周公，要為頌武王克殷后巡守諸侯之事甚明……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頌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詩以美成王?！?/SPAN>[19]王先謙認為《時邁》歌頌的是武王巡守諸侯，到成王巡守時，則借此詩以歌頌成王。孔穎達、王先謙的解釋給我們很大啟發(fā)，《詩經(jīng)·蟋蟀》可能早已產(chǎn)生，在戡黎飲至禮上，周公可能是借《蟋蟀》詩來表達自己當時的政治訴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史記·周本紀》說:“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大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SPAN>[20]西周建立之初，大師疵、少師疆等樂官已把殷人成熟的音樂技藝帶到了西周?！秶Z·周語上》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guī)，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SPAN>[21]西周時期，公卿、列士獻詩，樂官加以整理，配以相應的樂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禮儀式時，供王選擇使用，當時奏詩、演詩程序固定，并出現(xiàn)專門化分工，已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采詩、獻詩、奏詩、演詩制度[22]。
我們來看一下清華簡《耆夜》樂詩的韻腳，武王致畢公詩《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幽部），宴以二公（東部），紝(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東部），方壯方武（魚部），穆穆克邦（東部）。嘉爵速飲（侵部），后爵乃從（東部）?！庇牟?、脂部、魚部合韻，東部、侵部合韻，奇偶句皆入韻。周公致武王詩《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臨下之光（陽部），丕顯來格（鐸部），(歆)是禋明(盟)（陽部）。於……月有城(盛)缺(月部)，歲有（歇）行（陽部），作茲祝誦（東部），萬壽亡疆（陽部）?！标?/SPAN>部、東部合韻，偶句用韻。清華簡《蟋蟀》樂詩：“蟋蟀在口(席) （鐸部），歲矞(聿)員(云)落（鐸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樂（藥部）。日月其蔑(邁)（月部），從朝及夕（鐸部），毋已大康（陽部），則終以作（鐸部）。康樂而毋忘(荒) （陽部），是惟良士之愳(懼)（魚部）?！?/SPAN>鐸部、藥部、月部合韻，偶句押韻，首句亦入韻。
清華簡樂詩以四言句為主，句式規(guī)范，用韻整齊、成熟，武王、周公謀劃戡伐黎國，日理萬機，戡黎勝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飲至禮上當場飲酒賦詩，與當事人的地位、歡快的氣氛非常契合。三國時期曹植賦一首七步詩，已名垂文學史，武王賦《樂樂旨酒》、《輶乘》，周公賦《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飲至禮接連賦詩，比曹植更要神奇，這樣的創(chuàng)作才能在先秦文學史竟沒有記載，甚是讓人驚異！
《毛傳》釋《崧高》云：“作是工師之誦也。”孔穎達疏：“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23]可見詩是需要樂師提前吟誦譜曲的。清華簡《耆夜》武王、周公所賦樂詩，實際是武王、周公選定，由樂官提前配以樂曲、編輯好的，先秦時期飲至禮祭祀的儀式、樂曲、人物的職責、位置都是固定的，武王、周公屆時吟唱、演奏而已，其形式如同現(xiàn)在領(lǐng)導致辭，并非即興創(chuàng)作。
《逸周書·世俘》篇說：“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24]《詩經(jīng)·小雅·瓠葉》：“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薄睹珎鳌罚骸?span id="at2q2s2" class=body1>獻，奏也。”《左傳》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孔穎達疏：“獻，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25]武王獻《明明》三終，意為武王演奏《明明》三次（有樂師伴奏）。《禮記·樂記》鄭玄注“節(jié)奏，闋作進止所應也”，孔穎達疏：“闋，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闋也?！?A title="" href="#_edn26" name=_ednref26>[26]“作”指樂動，可理解為樂曲演奏。清華簡《耆夜》說周公作《蟋蟀》一終，這里的“作”與《逸周書·世俘》篇“獻《明明》三終”的獻字同義，不是指創(chuàng)作之意，而是指演奏[27]。
作解釋為創(chuàng)作，在古書常見，但清華簡《耆夜》這幾首詩之所以稱為樂詩，是有固定的樂曲、旋律相配的，武王、周公當場創(chuàng)作的詩篇，試問倉促之間，樂師如何配曲？如何保證飲至禮氣氛的隆重、秩序的井然？因此這里的“作”不能解釋為創(chuàng)作。清華簡《耆夜》周公見蟋蟀闖進來，觸景生情，吟誦《蟋蟀》三章，而不是說周公當場創(chuàng)作《蟋蟀》詩，不能據(jù)此推定周公是《蟋蟀》的作者。學者之所以誤判周公為《蟋蟀》的作者，關(guān)鍵是對清華簡《耆夜》“作歌一終”、“作祝誦一終”的“作”字理解有誤。
在戡黎飲至禮上，周公見蟋蟀闖入，當場賦《蟋蟀》一首以表達自己心志，說明他對當時樂詩已熟捻于心，達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這是周公攝政后，能夠制禮作樂的知識儲備。以酒為禮、酒以觀德是古代酒詩的特色，清華簡《耆夜》不是強調(diào)周公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多強，而是通過周公賦《蟋蟀》，來彰顯周公操勞王家、不敢荒寧的盛德，《蟋蟀》詩倡導的“樂而毋荒、樂以安民”[28]執(zhí)政理念，恰是周公勤政一生的真實寫照。
在孔子之間，《詩經(jīng)》已經(jīng)基本定型，《蟋蟀》收入《詩經(jīng)·唐風》，《左傳》記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吳國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他對《唐風》贊嘆說：“其有陶唐氏之遺民（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 1977年，在安徽阜陽漢簡《詩經(jīng)》出土，其中殘簡“后妃獻”、“風（諷）君”等語，與《毛詩序》較為接近，證明《毛詩序》流傳淵源已久，《毛詩序》對《蟋蟀》評價是:“刺晉僖公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29]季札通過《唐風》觀唐堯之令德，《毛詩序》認為晉僖公“儉而用禮”，是受唐堯遺風影響，可見《蟋蟀》詩與唐堯當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其最初產(chǎn)生可能在周公之前。
《孔叢子·記義》孔子曰：“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圣也?！笨鬃邮祜糯鷼v史，他曾編訂《詩經(jīng)》[30]，孔子做夢都夢見周公[31]，對周公倍加尊崇，于《東山》、《狼跋》兩詩，孔子明確說出于周公，而對于《蟋蟀》，他卻說見陶唐之儉德，如果《蟋蟀》果真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當做“唐堯之遺風”呢？[32]如果我們不把周公定為《蟋蟀》的作者，而只是理解為他曾在飲至禮上演奏《蟋蟀》樂章，借以表達心志，那么清華簡《耆夜》與季札、孔子對《蟋蟀》主旨理解的矛盾也渙然冰釋。
三、清華簡《耆夜》的性質(zhì)及成書時代
對于清華簡《耆夜》的成書年代，劉立志先生認為，《蟋蟀·毛詩序》、《孔叢子·記義》、《鹽鐵論·通有》諸書皆以《蟋蟀》一詩刺儉不中禮，而清華簡之本事憑空而出，于古無征，當為戰(zhàn)國時新說，應為后人擬撰附會[33]。其實劉先生搜集文獻是不全面的，《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說：“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又說：“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34]《左傳》認為《蟋蟀》的主旨是“樂而不荒，樂以安民”，與清華簡《蟋蟀》“康樂而毋荒”同。上博簡《詩論》“孔子曰：《蟋蟀》智難”，“難”讀為“戁”，其意理解為“畏懼” [35]，與清華簡《蟋蟀》“是惟良士之懼”同，上文我們已經(jīng)指出，“作歌一終”的“作”意為演奏，而不是創(chuàng)作，周公并非《詩經(jīng)·蟋蟀》的作者，這樣劉先生以清華簡《蟋蟀》樂詩于古無征，懷疑其晚出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劉成群先生結(jié)合戰(zhàn)國時代特點及楚地《詩》學傳布，懷疑清華簡《耆夜》晚出，他說戰(zhàn)國時期社會模式變革中孕育出來的知識階層極盡“私相綴續(xù)”之能事，清華簡《耆夜》是戰(zhàn)國儒士進行“編織情節(jié)”運作的結(jié)果，其目的就是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來自其他學派非議圣賢、否定周制的巨大壓力[36]。
清儒顧炎武在談到春秋、戰(zhàn)國社會風俗差異時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A title="" href="#_edn37" name=_ednref37>[37]《左傳》引《詩》次數(shù)277次[38]，襄公40次，昭公54次，定公四次，哀公3次，昭公以后，周道衰微，歌詩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貴族間已很少賦詩以附庸風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風格，偽托也需要一定的材料基礎(chǔ)和社會環(huán)境，不能完全向壁虛構(gòu)，戰(zhàn)國時期，邦無定交，諸侯無信，飲酒賦詩的禮樂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清華簡《耆夜》是流傳到楚地的抄本，并不是楚人所作，因此清華簡《耆夜》武王、周公賦詩場景出于戰(zhàn)國楚人偽托的可能性并不大。
學者單純從清華簡《耆夜》某一點內(nèi)容出發(fā)，對它斷代是很危險的，必須綜合考慮《耆夜》竹簡內(nèi)容、形制及先秦《尚書》傳流等各種因素，才能對它的成書年代有一個較為準確的估價。清華簡《耆夜》說“周公叔旦為命”，從周公致詩勸酒來看，“命”在飲至禮上為勸酒的職位，正與《尚書·金縢》周公“仁若考能，多材多藝”對應。周公作《尚書·酒誥》，告誡百官“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要勤勞王家，恭儉惟德，力戒淫逸，周公致政后，恐成王壯，荒淫政事，作《尚書·無逸》，勉勵成王要“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一沐三捉發(fā)，一飯三吐哺”，說他攝政時，從不荒淫政事、怠于職守。清華簡《耆夜》周公賦《蟋蟀》旨意是“樂而毋荒”，意為享樂以禮，不要過度沉溺，與《尚書》、《史記》中周公恭于勤政的圣王形象是非常一致的。
在竹書分類中，有兩個重要的標準，一是形制，二是內(nèi)容。清華簡《程寤》、《皇門》、《祭公顧命》文本內(nèi)容見于今本《逸周書》，《程寤》簡長44.5厘米，《皇門》、《祭公顧命》簡長45厘米，清華簡《耆夜》簡長45厘米，其簡長、形制與《皇門》等篇非常相近。
《逸周書·大開武》說“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所記之事正值武王即位之年，按照武王即位未嘗改元的說法，清華簡《耆夜》所記“武王八年”正是這一年?！洞箝_武》篇說“王在酆”，酆京在灃水西，清華簡《耆夜》飲至禮的地點正是鎬京文太室，鎬京在灃水東，清華簡《耆夜》與《逸周書·大開武》武王活動的范圍可以對應。《逸周書·大開武》周公說：“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陳逢衡云：“淫，過也。”[39]周公認為，過度的安樂會損害君子的道德，君子道德不純美，百姓就會失去常性。清華簡《耆夜》說“康樂而毋荒”，意指享樂而不過度、不違禮，清華簡《耆夜》與《逸周書·大開武》對周公政治思想論述相同?！兑葜軙ご箝_武》說“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內(nèi)容見于清華簡《程寤》，因此，清華簡《耆夜》與《逸周書·大開武》、清華簡《程寤》篇是一組內(nèi)容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文獻。
清華簡《耆夜》文中“邵公奭、畢公高”見于《逸周書·和寤》篇，《明明上帝》一詩見于《逸周書·世俘》篇，作《明明》[40]，畢公是伐耆的主將，武王是當時在位的君主，周公只是謀劃，論功績，周公不如畢公，論地位，周公明顯不如武王，但在清華簡《耆夜》中，周公卻成為故事的主角，在這主角、配角的置換中，其尊崇周公的傾向與《逸周書》中的《酆?！贰ⅰ跺毁印菲浅＝咏?。鑒于《耆夜》竹簡形制、內(nèi)容及尊崇周公的思想主旨與《逸周書》密切關(guān)聯(lián)，我們懷疑清華簡《耆夜》很可能是先秦《逸周書》的佚篇。
傳世文獻是出土文獻的時代坐標，《逸周書》本來是清華簡《耆夜》斷代的最好參照，但由于《周書》和《汲冢周書》先后亡逸，《逸周書》由漢到宋，書中存在很多后人增竄的內(nèi)容[41]，其成書年代眾說紛紜[42]，這是造成清華簡《耆夜》年代難以準確判定的重要因素。清華簡《耆夜》與《逸周書》的不同之處在于，清華簡《耆夜》未經(jīng)后人改動，北京大學加速器質(zhì)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清華簡無字殘片進行了AMS碳14年代測定，經(jīng)樹輪校正的結(jié)果是公元前305±30年，由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華簡成書的下限在戰(zhàn)國中晚期之際[43]，其成書下限和郭店簡非常接近，這為清華簡《耆夜》的斷代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郭店簡《緇衣》引《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息莊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A title="" href="#_edn44" name=_ednref44>[44]我們知道，《祭公之顧命》為今本《逸周書》的篇章，郭店簡《緇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奭》等，無一例外皆屬今本《尚書》，廖名春先生據(jù)此認為，《逸周書》許多篇目本來就是先秦《尚書》的一部分[45]。
但廖說尚存一點疑問，一是古書重文現(xiàn)象多見，不同古書會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一篇《祭公之顧命》推論《逸周書》七十一篇的情況？清華簡除《尹至》、《尹誥》、《傅説之命》等篇屬于《尚書》篇目外，它還存有《祭公之顧命》、《程寤》、《皇門》三篇，皆是今本《逸周書》篇目，它們簡長45厘米，與清華簡《尹至》、《尹誥》等篇形制相同，郭店簡《緇衣》只能證明《祭公之顧命》一篇屬于先秦《尚書》，而清華簡證明今本《逸周書》中《祭公之顧命》、《程寤》、《皇門》三篇皆與先秦《尚書》并存，清華簡與郭店簡《緇衣》成書時間接近，二者相互印證，可知戰(zhàn)國中期左右，《逸周書》與《尚書》尚未分開，二者是同源一體的。
《左傳》襄公十三年：“《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維永?！币囊娊癖尽渡袝涡獭??！蹲髠鳌废骞荒暧终f：“《書》曰：居安思危?！币囊娪凇兑葜軙こ痰洹贰！蹲髠鳌废骞迥辏骸啊稌吩唬荷魇级唇K，終以不困?！币娪凇兑葜軙こＳ枴贰！蹲髠鳌芬渡袝?/SPAN>47次，引《逸周書》4次[46]，而且把《尚書》、《逸周書》都稱作《書》，名稱相同，證明《左傳》所引《逸周書》其實是保存在《尚書》之內(nèi)，都屬于先秦《書經(jīng)》。魯襄公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572-542年，郭店簡《緇衣》成書于子思及其弟子時代（約公元前438-402年），清華簡成書的下限在公元前305±30年，可知至少從春秋中期到戰(zhàn)國中晚期，《逸周書》一直保存于《尚書》之內(nèi)，兩者是一本書，而不是兩本書。
《左傳》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倍旁プ⒃唬骸啊吨苤尽罚軙??！?/SPAN>[47]《四庫總目提要》卷五十說：“然《左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逸周書》）中?！倍蓬A及四庫館臣皆注意到《左傳》文公二年引《周志》見于《逸周書·大匡》，因此《逸周書》與《尚書》一體并存的時間可以進一步確定為春秋文公時期（約公元前626-609年）至戰(zhàn)國中晚期。從春秋文公時期至戰(zhàn)國中期，《逸周書》與《尚書》一體并存，且清華簡未經(jīng)后儒改編，清華簡《耆夜》作為《逸周書》的佚篇，其成書的下限應在春秋時期文公之前。
關(guān)于清華簡《耆夜》成書的上限，清華簡《耆夜》說：“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大室”一詞在殷墟卜辭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西周早、中期金文多稱“大室”，很少見“文大室”，《伊簋》：“王各穆大室?！保ā都伞?/SPAN>8.4287）[48]穆大室即穆王太廟，“文大室”是指文王大廟，文大室與穆大室稱法非常接近，而《伊簋》的時代是西周晚期，由文大室可知清華簡《耆夜》產(chǎn)生的時代不會太早。《禮記大傳》說滅商后，武王追封太王、文王，在武王伐耆國在滅商之前，當時并沒有“文王”這一謚號?！秴问洗呵铩す艠贰氛f：“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薄秴问洗呵铩访鞔_記載武王滅紂后，把俘虜獻于“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由“文太室”可證清華簡《耆夜》是出于后人的追述。
清華簡《耆夜》文句古樸典雅，但與《尚書》詰屈聱牙的風格尚有距離，《尚書·酒誥》說“湎于酒”，“祀茲酒”，《尚書》多單稱“酒”，而《耆夜》稱美酒為“旨酒”，用合成詞“飲酒”，而“飲酒”一詞不見于《尚書》。《尚書》用“今”，清華簡《耆夜》用“今夫”，《尚書》中《大禹謨》、《咸有一德》、《蔡仲之命》用“和”，《尚書·禹貢》用“同”，《尚書》未見“和同”聯(lián)用，清華簡《耆夜》說“庶民和同”，“和同”聯(lián)用?！渡袝范鄦我粼~，清華簡《耆夜》多復音詞，從漢語單音詞發(fā)展至雙音詞的規(guī)律看，清華簡《耆夜》成書年代當晚于《尚書》。
陳致先生認為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才普遍出現(xiàn)了四言韻語，清華簡《樂詩》用韻比較成熟，詩句比較規(guī)范，應是西周晚期或以后的作品[49]。但金文只是當時社會文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實西周四言韻語的出現(xiàn)是非常早的，《孔子家語·冠頌》記載成王加冠辭：“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儀禮·士冠禮》記錄了古代貴族男子二十歲加冠的祝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說苑·修文》作：“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慎爾成德?！?/SPAN>《儀禮·士冠禮》、《說苑·修文》與《孔子家語·冠頌》始加祝辭內(nèi)容接近，用語稍有不同，證明《孔子家語·冠頌》等書所記冠辭的可信性，而《孔子家語·冠頌》明確說成王冠辭出于周公，可知其時代當在周初。
《儀禮·士冠禮》再加冠辭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比庸谵o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俱）在，以成厥德。黃耈無疆，受天之慶。”這些皆為四言韻語。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康王)三年，定樂歌。”以上諸例說明在康王之前，已有四言韻語文體的存在。
由于四言韻語長期在祝史中間流傳，成為程式化的套語，反而不易確定清華簡《耆夜》年代，但陳先生啟發(fā)我們，語言雖不斷變化，但在較長時間段內(nèi)普通詞匯的實用則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金文有明確的時間斷代，我們將清華簡《耆夜》普通詞匯與西周、春秋金文對比，則會大致確定清華簡《耆夜》的成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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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 |
金文 |
時代 |
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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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飲至 |
《周公東征鼎》 |
西周早期 |
《集成》5.2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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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室 |
《戌嗣鼎》 《天亡簋》 《呂方鼎》 《君夫簋蓋》 《弭叔師察簋》 《伊簋》 |
商代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 |
《集成》5.2708 《集成》8.4261 《集成》5.2754 《集成》8.4178 《集成》8.4254 《集成》8.4287 |
|
飲酒 |
《沇兒镈》 |
春秋晚期 |
《集成》1.203 |
|
旨酒 |
《殳季良父壺》 《國差 |
西周晚期 春秋時期 |
《集成》15.9713 《集成》16.10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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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 |
《 |
戰(zhàn)國晚期 |
《集成》15.9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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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穆（克） |
《長甶盉》 《師望鼎》 《遟父鐘》 《番生簋蓋》 |
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 |
《集成》15.9455 《集成》5.2812 《集成》1.103 《集成》8.4326 |
|
萬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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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叔盨》 《鼄來隹鬲》 《筍侯匜》 |
西周晚期 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 |
《集成》9.4381 《集成》3.670 《集成》16.10232 |
|
無疆 |
《辛鼎》 《遟父鐘》 《士父鐘》 |
西周早期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 |
《集成》5.2660 《集成》1.103 《集成》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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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武 |
《虢季子白盤》 |
西周晚期 |
《集成》16.10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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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猷 |
《王孫遺鐘》 |
春秋晚期 |
《集成》1.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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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
《令狐君嗣子壺》 |
戰(zhàn)國中期 |
《集成》15.9720 |
我們將對比的結(jié)果分為三個時期，見于戰(zhàn)國時期金文的，如“和同”見于《
𧊒壺》，“康樂”見于《令狐君嗣子壺》，我們又查閱傳世文獻，“和同”見于《左傳》成公十六年，為春秋時期語，“康樂”為《墨子·明鬼》引用《武觀》語[50]，其出現(xiàn)時代自然更早，因此不能把和同、康樂出現(xiàn)的戰(zhàn)國時期，作為清華簡《耆夜》成書的下限。
清華簡《耆夜》見于西周早期金文只有4次，分別是飲至、征伐、無疆、大室，而見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時期金文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就有20多次[51]。我們還發(fā)現(xiàn)一些和清華簡《耆夜》類似的金文詞語，如萬年無疆[52]，多見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時期，很少有早于西周中期的，可知清華簡《耆夜》并非周初文獻，同時結(jié)合上面所論《耆夜》成書的時間下限，我們認為，清華簡《耆夜》很可能成書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華簡《耆夜》：“郘上甫(父)命為司政（正），監(jiān)飲酒。”西周時期管理酒政的官員有萍氏、司虣和酒正，皆不稱司正，清華簡《耆夜》記載姜尚為司正，負責監(jiān)酒，酒監(jiān)見于《詩經(jīng)·賓之初筵》“既立之監(jiān)，或佐之史”，而《賓之初筵》為衛(wèi)武公（約公元前853-758年）時期的詩歌，也可作為我們上述論證的旁證。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公卒后，成王說：“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在周公致政成王之前，成王受管叔、蔡叔流言影響，對周公心存疑忌，而對周公尊崇的思潮當起于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之后，清華簡《耆夜》以周公為中心，盛贊周公之德，《耆夜》的撰作很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
綜上所述，“二次戡黎說”只注意到今本《竹書紀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記載，但卻忽視了今本《竹書紀年》與清華簡《耆夜》武王戡黎時間的不同，清華簡《耆夜》與《史記》、《逸周書》、今本《竹書紀年》在紀年問題上仍存在尖銳矛盾，“武王八年戡黎”作為孤證，不能遽然為學界所采信。清華簡《耆夜》“作”字不能理解為創(chuàng)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見蟋蟀闖進來，演奏《蟋蟀》三章，不能據(jù)此推定周公是《蟋蟀》詩的作者。清華簡《耆夜》并非周初文獻，它的性質(zhì)和《逸周書》最為近似，由《左傳》襄公時期已將《逸周書》與《尚書》并稱，結(jié)合清華簡《耆夜》與西周、春秋金文對比，可知清華簡《耆夜》很可能成書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1] 李學勤：《清華簡〈耆夜〉，《光明日報》，2009年8月3日12版；《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
[2] 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史林》，2009年第4期；《清華簡《旨阝夜》與尊隆文、武、周公——兼論戰(zhàn)國楚地之《詩》學》，《東岳論叢》，2010年第6期；王鵬程：《“清華簡”武王所戡之“黎”應為“黎陽”》， 《史林》，2009年第4期；孫飛燕：《〈蟋蟀〉試讀》，《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馬楠：《《清華簡〈耆夜〉禮制小札》，《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劉立志：《周公作詩傳說的文化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沈建華：《清華楚簡“武王八年伐旨阝”芻議》，《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劉光勝：《由清華簡談文王、周公的兩個問題》，《東岳論叢》，2010年第5期。
[3]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8頁?！妒酚洝ひ蟊炯o》說：“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别嚺c黎諧音，饑國即黎國。《史記·殷本紀》亦認為文王戡黎。
[4] 呂祖謙：《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冊，第264頁。
[5] 吳澄：《書纂言》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冊，第92頁。
[6] 參趙婀娜：《清華簡研究重大發(fā)現(xiàn)〈尚書〉失傳兩千多年后現(xiàn)身》，《人民日報》2009年4月26日；沈建華：《清華楚簡“武王八年伐旨阝”芻議》，《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
[7] 參王鵬程：《“清華簡”武王所戡之“黎”應為“黎陽”》，《史林》，2009年第4 期；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史林》，2009年第4 期。
[8]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8頁。
[9] 元代吳澄曰：“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jīng)行之道。紂都朝歌在今衛(wèi)州，而衛(wèi)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周人逼近殷人王畿，祖伊震驚是很自然的，但如果黎國在山西長治市黎城縣，祖伊不會如此驚慌失措，參吳澄:《書纂言》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冊，第92頁。
[10]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頁。
[11] 參周錫山編校：《王國維集》(第四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
[12] 李學勤：《清華簡〈耆夜〉》，《光明日報》， 2009年8月3日第12版。
[13] 李學勤：《清華簡〈耆夜〉》，《光明日報》， 2009年8月3日第12版。
[14] 孫飛燕：《〈蟋蟀〉試讀》，《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15]〔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61頁。
[16] 劉成群：《清華簡〈旨阝夜〉〈蟋蟀〉詩獻疑》，《學術(shù)論壇》，2010年第6期
[17] 李學勤、沈建華等學者認為黎位于今山西長治市黎城縣，但此地距朝歌太遠，《尚書·西伯戡黎》“祖尹恐，奔告于王”，似無必要，我們?nèi)≡鷧浅握f，黎指黎陽，在今河南?？h，屬王畿內(nèi)地，參吳澄:《書纂言》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冊，第92頁。
[18]（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88頁。
[19]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12頁。
[20]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1頁。
[21]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頁。
[22] 參楊雋：《典樂制度與周代演詩體系的建構(gòu)》，《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3期。
[23] （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67-568頁。
[24] “我殷”誤，今從顧頡剛改作“戎殷”，參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頁。
[25] （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28頁。
[26]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45頁。
[27]《逸周書·本典》：“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樂詩與歌類似，皆可演奏。
[28]《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文子（趙武）語。
[29]〔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毛詩正義》，第361頁。
[30] 《史記·儒林列傳》：“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wèi)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彼抉R遷說孔子曾編訂《詩經(jīng)》，學者以古詩的數(shù)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詩經(jīng)》已基本定型，懷疑孔子未曾刪詩，但今本《詩經(jīng)》與季札觀樂時《詩經(jīng)》仍存在不同，季札見《詩經(jīng)·豳風》在《齊風》之后，而今本《詩經(jīng)·豳風》在《國風》的最后，《頌》在今本《詩經(jīng)》中被分為《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從阜陽漢簡《詩經(jīng)》看，《詩經(jīng)》在傳承中會大量異文，漢人近古，司馬遷“孔子曾編訂《詩經(jīng)》”的說法不能輕易否認。
[31] 《論語·述而》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32] 《漢書·地理志》認為河東之地，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有《唐詩·蟋蟀》詩傳世，從地理風俗方面亦可證《孔叢子·記義》所記孔子之說。
[33] 劉立志：《周公作詩傳說的文化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3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第1997頁。
[35] 孫飛燕：《〈蟋蟀〉試讀》，《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36] 劉成群：《清華簡〈夜〉與尊隆文、武、周公——兼論戰(zhàn)國楚地之〈詩〉學》，《東岳論叢》，2010年第6期。
[37] 顧炎武：《日知錄》，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4頁。
[38] 張林川、周春健：《〈左傳〉引〈詩〉范圍的界定》，《湖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39] 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頁。
[40] 李學勤：《清華簡〈耆夜〉》，《光明日報》，2009年8月3日第12版。
[41]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頁。
[42] 楊寬認為《逸周書》為戰(zhàn)國兵家編輯，黃懷信把《逸周書》編定時間定在在公元前532年至339年之間，羅家湘則根據(jù)《逸周書》在先秦文獻中被著錄、引用的情況，確定《逸周書》編成于春秋早期，參楊寬.《論逸周書》，《中華文史論叢》，1989年第1期；黃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9頁；羅家湘：《逸周書的異名與編輯》，《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5期。
[43] 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文物》，2009年第6期。
[44]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頁。
[45]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46] 馬士遠：《周秦〈尚書〉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24頁。
[47] 〔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第1838頁。
[48] 中國社會科學院:《殷周金文集成》（簡稱《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版。下引金文皆出此書,每條 末括號中數(shù)字為其序號。
[49] 陳致：《戰(zhàn)國楚簡重光——清華大學李學勤訪談錄》，香港《明報月刊》，2010年第5期，第62-63頁。
[50] 《墨子·明鬼》說：“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SPAN>
[51] 實際上，金文有些詞語出現(xiàn)次數(shù)太多，限于表格，我們只是選了一些代表性器物，并沒有一一羅列，如大室一詞，還見于《子黃尊》（西周早期）、《師毛父簋》（西周中期）、《弭叔師察簋》（西周晚期）等，萬年、無疆等作為套語，出現(xiàn)頻率更高。
[52] “萬年無疆”見于《豐伯車父簋》（西周晚期，《集成》7.4107），“萬年眉壽”見于《德盤》（西周中期16.10110）、《遟父鐘》（西周晚期，《集成》1.103）、《魯伯俞父簠》（春秋早期，《集成》9.4568）。
本文原刊于《中州學刊》2011年第1期。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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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劉光勝：清華簡耆夜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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