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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新解

蔣書紅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摘  要] 尊是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目前人們對它的認識還相當有限，值得做進一步深入、全面的探討。對于它的銘文隸定、斷句、釋讀、字數，以及它的制作時代、初次冊命還是再次冊命，師多父和的等級等諸多問題，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獨到的見解。

[關鍵詞] 尊　銘文　釋文　釋讀　新解

張光裕在《新見樂從堂尊銘文試釋》^[1]一文中，披露和討論了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的器形、銘文拓片和釋文。

其器形簡介如下：

樂從堂藏《尊》乙器，高23cm，口徑18cm，寬唇侈口，頸下圍飾長尾鳳鳥紋，兩兩相對，前后有帶角獸首各一，腹平素外突，圈足飾弦紋兩道，器內底銘文九行七十三字（重文二字）。

其銘文拓片，如圖一。

（圖一）　　　　　　　　　　　　?。▓D二）

其釋文如下：

隹十月初吉，辰在庚午，師多父令（）于周曰：余學事，女毋不善；朕采（？）田、外臣仆，女毋又一不。聞蔑，易馬乘、（盠）冟二。聞拜首，揚對朕皇尹休，用乍朕文考寶宗彝，其萬年永寶。

4月13日，一蟲在《新見古文字資料介紹（一）——樂從堂藏尊》^[2]中，對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4月23日，張光裕又公布了《對尊銘文的幾點補充》^[3]，并且公布了該器彩照。

4月26日，北京大學的董珊也公布了《讀聞尊銘》^[4]，他認為張光裕發(fā)表的拓本和照片都不夠理想，所以結合二者作了個“臨本”，如圖二。

并釋文為：

隹（唯）十月初吉，辰才（在）庚午，師多父令（命）聞于周，曰：“余學（效）事，女（汝）毋（無）不善；（胥）朕采逹（？）田、外（設）臣仆，女（汝）毋（無）又（有）一不（否）?！甭劽?SPAN>，易（錫）馬乘、盠冟（幎）二。聞拜稽首，揚對朕皇尹休，用乍（作）朕文考寶宗彝，孫=（孫孫）子=（子子）其萬年永寶。

8月4日，何景成在《從金文看西周職官的考績制度》^[5]一文中，也談到了此尊，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據目前所見，僅有以上四位學者公開深入地討論過此尊。我們認為，他們的見解各有其獨到之處，但也各有不足，應該將他們的正確意見綜合起來，揚長棄短，同時也需對某些地方做進一步深入全面的探討。

我們認為圍繞此尊及其銘文，最為難解的地方，主要是以下幾處：

（一）器名

在此尊銘文中，一共出現了三個形似“聞”字的字形。

張光裕認為，（）為作器者，于銘中三見，一從，一省從蟲，另一僅作。也就是說，張光裕認為，三個字形都應是“（聞）”字，只是寫法稍有不同：第一形從兩蟲且不從耳，第二形不從蟲而從耳，第三形從一蟲一耳。

董珊在他的“臨本”中將此三個形似“聞”字的字形依次被摹寫成、、，并且認為，據第二形，釋“聞”無疑，聞爵銘（《集成》09032）之“聞”字亦與之大體同構；然則《說文》兩蟲讀昆，一蟲讀虺，并與“聞（）”音近，聲皆為喉音，韻為微文對轉，第一形和第三形中的“蟲”解釋成加注聲符比較好。

一蟲認為，“蔑”之前的字，亦即第二形并不是器主名。出現在器主名位置上的第一形、第三形兩個形體，一從二蟲，一從蟲，并非繁簡體的關系。細審第三形恐亦是下從二蟲，只是由于拓片不清，該字的形體結構究竟如何，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并且建議將器名隸釋、稱呼作“尊”。

何景成認為，此尊銘文中“聞”字共三見，第一形和第三形的“聞”字，在字形上均帶有“蟲”形，而第二形的“聞”字不從“蟲”，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區(qū)別。即提示第二形的“聞”字不作為人名使用。

我們認為，一蟲和何景成的見解，更為合理，但都還不全面。此尊銘文中出現的三個形似“聞”字的字形：

（1）首先應該區(qū)分為兩種不同的性質。即第一形和第三形是器主名，而第二形是普通動詞“聞”。下面我們還要進一步論述，“聞”是做動詞，而非人名。

（2）其次應再細察其字形。張光裕認為第三形從一蟲一耳，一蟲認為細審第三形恐亦是下從二蟲，只是由于拓片不清，該字的形體結構究竟如何，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我們認為一蟲的見解是可以接受的，即第三形“”可能和第一形“”一樣都是二蟲，只是由于原器銘文不清或照片、拓片不清，導致第三形左下的一蟲辯認不出。而且我們還進一步認為，第一形右邊也和第三形一樣有“耳”形。這一點可以從照片得到一點印證，因為第一形右邊可能出現“耳”形的位置恰好漫渙不清，而且其模糊形狀仍依稀可見是“耳”形輪廓。因此我們認為第一形和第三形實際上寫法是完全一樣的，都有兩蟲一耳，而非一有二蟲一有一蟲，一有耳形一無耳形。

此外，第二形“”下邊，無論是從拓片，還是從照片，還是從以上各位學者的意見來看，都可以統(tǒng)一確定無蟲形。這也說明在字形上，第二形和第一形、第三形是不同的，第二形無蟲而第一形、第三形有蟲。而且這也恰好可以再次證明，第二形和第一形、第三形在性質也是不同的。不能都看作“聞”字。其中的第一形、第三形，應該看作與“聞”字形和詞性皆不同的另外一個字，只不過它們恰好在字形上相當近似，只比“聞”字下部多出兩個蟲形。因而也不應如董珊那樣解釋成加注聲符。這兩個蟲不是加注的聲符，而是與“聞”字構成了另外一個字，一個專有人名。

因此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此尊銘文中，一共出現的三個形似“聞”字的字形，第一形和第三形是器主名，且寫法實際上相同，可以摹寫為“”，隸定為“”；第二形是普通動詞“聞”，且寫法上與第一形、第三形有區(qū)別，可以摹寫為“”，隸定為“”。

而且因此，我們認為，將此器定名為“聞尊”或“尊”，是不合適的。一蟲建議將器名隸釋、稱呼作“尊”，這個建議很好，但不知何以兩蟲上之形體隸定為“□”。我們認為更應該依據代表作器者名的第一形或第三形，摹寫為“”，隸定為“”，稱此尊為“尊”?！?SPAN>”字中的“”當是其聲符，“”當是其意符，故可讀如“（聞）”。

（二）余學（效）事，女（汝）毋（無）不善

“學”字，張光裕認為宜讀為“斆”，有“教”義，《說文》：“斆，覺悟也。從教冂，冂尚蒙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古文中“教”與“斆”之用法往往相當。“余斆事”，為師多父自言肩負教事之職責，故得以訓戒云：“女毋不善”。

董珊認為，“學”讀為“效”，意思是“考效”，“效事”猶“考效事功”，銘文是說：師多父考核檢查事功，聞無不善。

我們認為，拓片和照片中的“學”字，皆不夠清晰，拓片中為“”。尤其是下部，不似“”形，且“”與“”形之間似尚多出“”形，共同構成“”形。故是否“學”字，我們認為還不能定論。姑且認為是“學”字，則董珊讀“學”為“考效”之“效”，較張光裕讀為“教訓”之“斆”，更為適宜。又如《令鼎》:“小子乃學?！睏顦溥_從孫詒讓讀作“效”，釋為“驗”。^[6]“驗”亦即考核、檢驗。

（三）朕采（？）田、外臣仆

“朕”上一字，張光裕認為未可確釋，不過揆諸文義，似有協助之義，或者因為其下從“貝”，可能又與賈事有關?！半蕖毕乱蛔?，疑即“采”字，然與一般金文所見“采”字寫法稍異，“木”上之“手（爪）”形少一筆劃，可能為異構?！安伞毕乱蛔?，未明所指?！巴獬计汀彼葡鄬τ凇皟瘸计汀倍裕┙鹞亩鄦窝浴俺肌被颉捌汀?。這一句的意思是說：“協助管理朕屬地之田及外臣仆?！?/P>

董珊將“朕”上一字隸定為“”，認為從“戶”聲讀為“胥”，訓為助；并且因為金文訓為助的“胥”字后，一般都要再有表示“主管”意義的動詞“司”，因此頗疑“采”、“外”都是動詞。他說：

“采”即“食采”、“采邑”之“采”，字又作“菜”或“寀”，《爾雅·釋詁一》“尸，寀也?！庇帧皩u、寮，官也?！惫弊ⅰ肮俚貫閷u，同官為寮。”邢昺疏：“寀謂寀地。主事者必有寀地。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己有。寀地及言同寮者，皆謂居官者也”。又《爾雅·釋詁一》“尸、職，主也?！蔽髦芙鹞闹谐Ｒ娏钅橙恕八浪就跫摇敝惖脑?，“死”即讀“尸”訓為主，與“司”意義也相近?？梢?，“寀”與“尸”、“主”、“官”、“司”意義都相通，“采”也應有“管理”一類的意思。管理采邑的目的當然就是采取賦稅以供己有，也就是“食采”。

“外”讀為“藝”、“臬”或“設”，訓為“治”，是“治理”或“設置”一類的意思。毛公鼎銘：“藝小大楚賦”，王國維指出“楚賦”即《書·多方》“越有胥伯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之“胥伯”，《尚書大傳》作“胥賦”；《詩·大雅·綿》“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辱?！睏顦溥_指出“疏附”即“胥賦”或“胥伯”。由此可見，“外”與“藝”、“臬”可以相通，與“設”相通在語音上也是可以的。毛公鼎銘是周王說治小大臣工，而在聞尊銘，師多父級別低，所以說聞協助他治理從屬臣仆。

他認為這一句的意思是：“（聞）佐助師多父食采逹（？）田、治理（或設置）臣仆?！?B>

對這一句，我們認為有必要從釋文、釋譯、斷句等各方面再做深入的探討。

1.釋文

“朕”上一字，細觀其字形，上為“戶”，下為“貝”，因此董珊將其隸定為“”，是可行的。

“朕”下一字，張光裕疑即“采”字，然與一般金文所見“采”字寫法稍異，主要是“木”上之“手（爪）”形少一筆劃，可能為異構。

查金文中的“采”，主要寫法有（遣尊）、（遣卣）、（中方鼎）等，雖然此處寫作“”，稍為有異，但我們也認為隸定為“采”，還是可行的。

“采”下一字，張光裕未明所指。董珊隸定為“逹”，可能尚不正確。比較張光裕的摹文“”與董珊的摹文“”，核對拓片，以張光裕的摹文為佳。金文中的“逹”字，如“”（師簋，《集成》4313-1）、“”（保子達簋，《集成》3787-1），“”（史墻盤，《集成》10175）等，均與此明顯有異。因此我們認為它不是“逹”字，在這里它是指田地的名稱，屬一專有名詞，今已無對應之詞，因此應照原樣摹出為“”，沒必要隸定為今之“逹”字。

2.“田外臣仆”考釋

我們認為，張光裕和董珊對“田外臣仆”的理解，還大有可商之處。

（1）首先談談對“田臣仆”的看法

我們認為，這里的“田臣仆”，意義類似于金文、典籍中常見的“土田附庸”，也常寫作“附庸土田”。

“附庸”，也可寫作仆庸、附庸、陪敦。例如以下幾例：

①余考止公，仆庸土田。(召伯虎簋，《集成》8.4292)

②成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閟宮》)

③分之土田陪敦。(《左傳》定公四年)

孫詒讓、王國維認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陪、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誤。

“附庸”一詞，亦見于《孟子》和《禮記》：

①《孟子·萬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SPAN>

②《禮記·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SPAN>

《中國通史》^[7]認為，《禮記·王制》與《孟子·萬章下》所說略同，因而應以“附庸”一詞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

我們認為，應以“仆庸”一詞為正，陪、附才是假借字。因為相對而言，“仆庸”出現的時代最早，銘文中即已有之，而陪敦和附庸乃后出之詞，銘文中未見，遍查銘文，皆無將“附”寫為“仆”的例證，至傳世典籍中方有，應該是在流傳過程中的假借。

“仆庸”見于銘文，又如：

①今余賜女（汝）五、钖戈彤蘇，用于公室，仆庸臣妾、小子、室家，毋又（有）不聞智（知）?！。骁?，《集成》1.60-3）

②以君氏令曰，余老止，我仆墉（庸）土田多刺。　（五年琱生簋，《集成》8.4292）

對于“附庸”一詞的具體內涵，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①諸侯附屬之國

如上引《禮記·王制》與《孟子·萬章下》所說，不足五十里的小地方，要附屬于諸候。

把“附庸”理解為“諸侯附屬之國”，是把“附”看作動詞“附屬”，把“庸”看作名詞“墉”，小國之義。

谷霽光《論西周的徹和庸》^[8]一文認為，把庸釋作墉，把附庸釋作諸侯附屬之國，這一說法最早導源于《詩經》注疏。《詩·魯頌·閟宮》疏以為附庸即附庸之國，孟子說：“于諸侯曰附庸”，《詩疏》系采用這個解釋。

②附屬于土地的臣仆、奴隸或農民

把“附庸”理解為“附屬于土地的臣仆、奴隸或農民”，是把“附”看作動詞“附屬”，把“庸”看作名詞，臣仆、奴隸或農民之義。

這一說法，郭沫若在其《奴隸制時代》一文中有所闡述。后來郭沫若作《弭叔簋及詢簋考釋》，把其中的庸釋作奴隸，王祥繼又發(fā)表《說虎臣與庸》一文，進一步希圖證明庸是奴隸，并且認為庸包括某些“降人”、“服夷”。

③臣仆、奴隸或農民

把“附庸”理解為“臣仆、奴隸或農民”，是把“附”和“庸”都看作名詞，“附庸”等同于“仆庸”，臣仆、奴隸或農民之義。

孫詒讓、王國維認為“附庸”是臣仆身份的人。

陳夢家認為，“仆庸”相當于《左傳·昭公七年》所說“仆臣臺”的臺，“臺與庸都是附于土田的‘臣仆’、‘臣妾’”。

楊寬認為，《詩經·大雅·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中的“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為庸身份的主要負擔，“要從事工程勞役和農業(yè)勞役，并要貢納生產物。”

童書業(yè)認為：“‘仆庸’或為耕田之奴隸，若依附人也”。

在以上幾種主要不同看法當中，內部之間的看法也還有些細微的差別。例如臣仆、奴隸或農民的所指、范圍如何，他們在當時的身份、地位究竟如何，他們與土田之間的關系如何等。

例如谷霽光認為，有人把附庸當作一般意義上的奴隸，這僅僅是根據文字考釋而擴大了奴隸的范圍，結果是混淆了不同的階級屬性。他對“臣”和“隸”的身份，作了詳細的考釋、表述。主要觀點可歸納為：

臣，有本為貴族身份轉為臣，屬于人或屬于“人役”地位的；有為附庸、仆庸身份的；有為奴隸身份的；等等。具體的人應當作具體分析，舊史記載在這方面相當混淆。真正是奴隸身份的臣妾，則有如《書·費誓》的“臣妾逋逃”，《左傳》的“臣妾多逃”，和金文《簋》的“夷臣十家”等，為數也是在不少。封建社會初期，奴隸制保存較多，奴隸身份的人仍稱為臣，原很自然。

隸，也包括幾種不同的身份，不能籠統(tǒng)的視同奴隸階級。有地位很高的封建領主；有為卿大夫的官宰或家臣；也有一些隸確是從事于山林川澤的勞動的，為官司所管轄，存在封建人身依附關系。

這種考釋、見解，我們認為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

總之，綜合以上學者的意見及自己的一點認識，我們認為，“附庸”一詞的意義，是多樣的，而非單一的。要根據具體的語境而定。它有時是指附屬于大國的小邑，有時是指附屬于大國的人民。當它是指附屬于大國的人民時，這種“人民”的具體身份、階級地位，也是要根據具體的語境而定的，有時高一些，有時很低賤。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應該是有一定的自由，尚沒有淪落為最底層的奴隸的農民，他們可以被統(tǒng)治者當作城邑的附屬品一并賞賜給下級，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勞動，尤其是農業(yè)勞動，對統(tǒng)治者有一定的繳納和貢獻，但有可能還保留他們自己的一些社會組織、土地、房屋等，因而雖淪為附庸，但還不是最底層的奴隸，而應該是依附農民。從上述所舉幾例銘文里的“仆庸”來看，應該都是指人的并列同義的名詞，從字面上來看，不具備動詞“附屬”性質，不過在實際社會關系中，這些“仆庸”，應該都是依附于土田、附屬于諸侯大國的。

前面已經論述，“庸”可看作名詞，是臣仆、奴隸或農民之義。又如谷霽光所言，古文里的“臣”，實際上有可能是指多重不同身份的人，有時也可能是“庸”一類的人。所以我們認為《尊》里的“臣仆”，義同“仆庸”。

所以，此處的“田臣仆”，意義類似于金文、典籍中常見的“土田附庸”。只不過此處的“田”，更為明確地指出了這方土田的名稱為“”。

對于“土田”一詞的看法，學界沒有多少分歧，一般認為是指田地。在金文、典籍中的“土田附庸”或“附庸土田”，一般也沒有指出這方土田的具體名稱。不過這種田地的大小，應該就是《孟子·萬章下》與《禮記·王制》中所說的不足五十里，要附屬于諸候的小地方。

（2）其次談談對“田外臣仆”中“外”的看法

前面我們認為，《尊》“田臣仆”，意義類似于金文、典籍中常見的“土田附庸”，但是“田外臣仆”中的“外”，又當如何解釋呢？

謝乃和《<周禮>“冢宰”與金文所見西周王家之宰》^[9]一文認為，王室經濟不僅有王家內部的手工業(yè)，亦經營王室領有土地上的農業(yè)。如《伊簋》中宰獸繼承其祖掌管附屬康宮附近王家土田的各種依附民“庸”，即為宰職掌王家經營的農業(yè)。王室領有土地在文獻中稱為籍田?！对娊?SPAN>·周頌·載芟序》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此外《噫嘻》、《臣工》諸篇都是描寫天子籍田禮有關的詩篇?！秶Z·周語上》記周宣王“不籍千畝”，“王治農于籍，搜于農隙”，“王治農于籍，耨獲亦于籍。”韋昭注：“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所謂王治農于籍，就是在王直接領有的土地上行籍田禮，借民力而經營。金文中亦有司徒掌籍田的記錄，《簋》：“王曰，，令女乍司徒，官司籍田，易女戠衣、赤雍巿、鑾旗、楚、走馬、取債五鋝，用事。”又如《令鼎》：“王大籍農于諆田……王歸自諆田。”《令鼎》中諆田可能是王田在諆者，亦表明了王田并不集中于一處?！锻罚骸?SPAN>宰倗父右（佑）望，入門，立中廷，北鄉(xiāng)（向），王乎史年冊命望：死（尸）司畢王家，賜女赤雍芾、鑾，用事。”銘文記宰倗父的屬官望被冊命職司畢王家，“畢”非王都所在，是周初畢公采地，亦是文王、武王、周公葬地，在咸陽北的畢原上。

從這段表述可見，封建貴族們擁有采地。而管理采地的，則可能是宰、司徒、宰的屬官等各種不同層次的人。此外根據周代官爵制度可知，宰、司徒、宰的屬官的爵位，應該屬于卿、大夫一類（如《禮記·王制》“下大夫五人”，唐孔穎達疏：“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清朝夏炘《學禮管釋·釋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大夫五人者，崔靈恩所謂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空、小司寇，司馬事省置小司馬一人是也。分言之曰卿曰大夫，合言之則三卿為上大夫，五大夫為下大夫”），因此幫忙管理采地的，也包括卿、大夫的屬官等一類的人物。

谷霽光《論西周的徹和庸》認為，封建經濟中，一般大貴族如“卿備百邑”都分別有邑宰管理，當時邑的大小不等，千室之邑固有，十室之邑也有，都不可能集中耕種的。典籍中所見的“同養(yǎng)公田”，只是要向領主負擔公田的一定耕種任務或若干天數的徭役，另外農夫分別自耕其私田。這都是一種家庭范圍的小耕作制，從領主言，也系以家庭為單位，只不過家庭范圍大一些，替他耕種的勞力多一些，而且勞力不出于己而已。對于“同養(yǎng)公田”美其名曰藉曰助，實際上是力役地租。“土田附庸”連詞表述了授土授民的封建程序及其內容。庸附著于土地，在分封、賞賜、典假等方式轉移土地時，庸亦隨之轉移，庸可以賜予、轉讓，它與奴隸的賜予轉讓有著性質上的不同，這就是庸附著于土地和具有半獨立人格而依附于封建主，不像奴隸的易于脫離本土而被視為不具獨立人格的。

從這段表述可見，“庸”雖依附于封建主，但仍有半獨立人格，他們向領主負擔公田的一定耕種任務或若干天數的徭役后，即可自耕其私田。

“師多父”在金文和傳世文獻中僅此一見，但從以上謝、谷的兩段表述可以測想，《尊》里的“師多父”，應該就是屬于擁有自己食采“田”的卿或大夫一類的人物；而“”是被師多父冊命，替他管理食采“田”的卿或大夫的屬官一類的人物；而耕作“田”的“臣仆”，他們是具有半獨立人格，可以自耕其私田的，因此是可以居住在“田”之外，即“田”外圍、附近、周圍的人。

因此，《尊》里的“田外臣仆”，意思就是“居住在田外圍的臣仆”，“外”，就是指居住在食采田之外（外圍、附近、周圍）。

附庸臣仆居住在貴族食采土田之外，這種現象應該是很好理解和接受的，它可能正是西周時期的一種社會現實和勞作情形。

裘錫圭說：“大多數庸看來是有家室的，他們大概是居住在分布于鄙野之中的很多規(guī)模很小的邑落里面的^[10]。”

既然是“居住在分布于鄙野之中的很多規(guī)模很小的邑落里面的”，那么當然也可以居住在食采的外圍。附庸臣仆們并非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因此沒必要一定居住在食采之內，完全受邑宰、貴族的限制管轄。他們是具有半獨立人格，可以自耕其私田的農民，需要一定的自由，也具備一定的自由，居住在食采土田之附近、周圍，既方便服務于貴族，也方便耕作自己的私田。我們推測他們除了要為公田之地主服徭役耕種勞作，還有可能也要繳納一定的貢賦。他們的居住地點，可能正是食采土田之附近、周圍的私田內。猶如今之郊區(qū)上許多租賃當地人田土耕作的外地人，就是在其租賃的田土上打個窩棚居住的。既方便耕作，也解決了住宿問題。而公田之內，一般是不會讓他們筑棚居住的。猶如今之外地人，是不可能被當地人允許居住在他們沒有租賃、仍完全屬于當地人耕種的土地上的。

3.釋譯和斷句

“朕”上一字，張光裕認為未可確釋，不過揆諸文義，似有協助之義，或者因為其下從“貝”，可能又與賈事有關。

董珊將“朕”上一字隸定為“”，認為從“戶”聲讀為“胥”，訓為助。

我們認為張、董二位的意見，值得商榷。隸定為“”，讀為“胥”，是可行的，但訓為助、協助，則不恰當?！榜恪辈坏兄?、協助的意思，還有看、觀察、監(jiān)視之類的意思，由此也可引申出監(jiān)視管理的意思。

《管子·樞言》：“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碧祁Ｗ跁r國子博士尹知章注：“胥，視也?！币?，即看、觀察的意思。

《管子·君臣上》：“胥令而動者也。”尹知章注：“胥，視也?！币?，也是看的意思，胥令而動，即看上級的命令而后行動。

《孟子·萬章章句上》：“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敝祆浼ⅲ骸榜?，相視也。”相視，即觀察、監(jiān)視的意思。

我們認為，由以上看、觀察、監(jiān)視之類的意思，可引申出監(jiān)視管理的意思。因此，“胥”在這里可訓為監(jiān)視管理，即監(jiān)管。

董珊因為認為金文訓為助的“胥”字后，一般都要再有表示“主管”意義的動詞“司”，因此頗疑“采”、“外”都是動詞，而將“采”看成動詞“管理”一類的意思，將“外”讀為“藝”、“臬”或“設”，訓為“治理”或“設置”一類的動詞性的意義，這也是不恰當的。而且他釋譯這一句的意思為：“（）佐助師多父食采逹（？）田、治理（或設置）臣仆”，也沒有體現出“采”的動詞性質，仍然是作名詞性的“食采”來釋譯，這也是前后矛盾的。

我們認為董珊這種輾轉相釋的方法是不穩(wěn)妥的，這種方法的缺點，許多學者已經認識到了，每轉一次，就可能失真一次，應該盡量少用慎用；而且這里沒有必要這樣輾轉相釋，如果把“胥”理解為監(jiān)管，則“采”和“外”直接使用原字常用意義就可通釋。我們認為，“采”和“外”都不是動詞，“采”就是名詞“食采”、“采邑”，而“外”就是方位詞“外面”、“外圍”。

“田”上一字“”雖不能確知其音義，但為采邑之名無疑。《中方鼎》記載：

王令大（太）史兄（貺）土。王曰：“中，茲人入史（事），賜于武王乍（作）臣，今兄（貺）畀女（汝）土，乍（作）乃采?！敝袑ν跣萘睿！。ㄖ蟹蕉?，《集成》5.2785）

就是說，王賜給中“土”，作為中的“采”，那么，“”即為所賜采邑之名，“”與這里的“”，性質是一樣的。

此外，上面所提到的《令鼎》中的“諆田”、《望簋》中的“畢”，其性質也應是與此“土”、“田”相同的，皆為采邑之名。

“外臣仆”連用在金文中僅此一例，在傳世典籍中也從未出現，因此將“外臣仆”連在一起，理解為是與“內臣仆”相對而言的一類專有人物，也是不恰當的。張光裕認為“外臣仆”似與“內臣仆”相對而言，但也承認金文多單言“臣”或“仆”，而無連用。因此我們認為“外臣仆”不是與“內臣仆”相對而言的，“外”不是與“臣仆”連在一起構成一個偏正短語，而是與前面的“田”構成一個中補短語。

所以此處的斷句，應視為一連貫之句“朕采田外臣仆”，而非如張光裕和董珊那樣，在“田”后點斷，成為“朕采田、外臣仆”或“（胥）朕采逹田、外（設）臣仆”。這一句的意思是“監(jiān)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即師多父冊命監(jiān)管那些居住在師多父的食采田之周圍附近的農夫，這些農夫是具有一定自由，但同時又附屬于師多父，需要為師多父服務，為其服徭役耕種勞作，有可能還要繳納一定貢賦的人。

（四）女毋又一不。聞蔑

這一處最為難解。分歧也最多。

董珊認為“不”讀為“否”，“否”常訓為“惡”、“不善”，例如《左傳》昭公五年“一臧一否”之“否”?！叭晡阌幸环瘛迸c前“汝毋不善”反對為言，意思相同，“不（否）”的否定對象就是前面的“善”，猶言毋有一不善、毋有過失。

此外，一蟲認為此處應斷為：“女毋又不聞。蔑”。

何景成認為應斷為“女毋又一不聞。蔑歷”。

對此，我們也有些新見。

首先是其中的“”，張光裕隸定為“”，董珊和一蟲隸定為“”，何景成隸定為“歷”。細查其字形中間為雙“木”，而非雙“禾”，所以以董珊和一蟲隸定為“”為宜。當然，依照寬式釋文，可如何景成那樣處理為“歷”。為了稱引的方便，以下各處我們亦以“歷”代之。

其次是其中的“又一”。張、董、何皆認為有“一”字，而一蟲認為可能沒有“一”字，只是泐痕。我們認為，“又一”或“又”，皆誤。詳述如下。

一蟲認為張光裕隸定為“又一”之處，拓片該處漶漫不清，細察之下，“又”字下橫向的筆劃很可能并不是“一”字而是泐痕。

我們對一蟲的意見，既有贊同，更有新的補充和校正。拓片此處確實有些漶漫不清，“又”字下橫向的筆劃確實不是“一”字，但也不是泐痕。我們認為，張光裕、董珊、何景成三家認定的“又一”，一蟲認定的“又”，其實都是錯誤的。此處應該是“敢”或“敢又”。

拓片中該處為“”，仔細觀察，可見以上諸家皆認定的“又”形“”之下，仍隱約可見尚有筆畫?！?SPAN>”下仍有一“”形與之相連，形成“”；而“”下之左仍有一“”形，只是其上之一橫有些模糊缺失。我們認為這一部分可摹寫為“”，恰與“敢”字相似。金文中“敢”字有幾十種寫法，如（此鼎），（追簋），（此鼎）?！?SPAN>”與“”、“”、“”等雖然還有點細微差別，但基本上是相同的，應為金文中之一新見寫法。這里“”下使用的“”形，也是金文中“又”的一種寫法，雖然相對于“”而言出現的頻率少很多，但也不乏其例，如“”（簋，《集成》8.4175-1）中的“”，又如“”（旂作父戊鼎），“”（靜簋）等中的類似寫法“”、“”。所以《尊》這里的“敢”字，“”下使用“”形，而非通常的“”下再使用“”形，也是很好理解和接受的。因此綜合起來判斷，我們肯定此處是個“敢”字。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更大膽而不成熟的看法，即“敢”字之右下角，幾乎與“敢”字中之“口”形對應的位置，還有一個“又”字。細察此位置，依稀還有“”形痕跡，可以摹寫為“”，只是其最上一筆，由于漶漫，恰好缺失不清。由于它所占面積較少，位置又很特殊，似乎與“敢”字構成一個合文“”，此外它與右邊第三行的“朕”字接近，而“朕”字周圍漶漫不清，所以也被人們忽略了。不過，由于“敢”和“又”的合文，在金文中從未發(fā)現，且此處的“”，與一般的“”形或“”還有一定差別，其周圍又漶漫不清，所以我們暫時還不能完全肯定“敢”下的這個“又”字，也許它恰巧只是些雜跡。不過，我們認為“敢”下還有這個“又”字的這種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而且從文理上看，隸定為“敢”或“敢又”，也更合情理。我們贊同一蟲和何景成觀點，在“聞”字后斷句。因為在金文中和“女毋敢不聞”或“女毋敢又不聞”相似的句子是常見的，例如：

①外內毋敢無聞知。（宰獸簋，《近出》490）

②毋敢又不聞。（蔡簋，《集成》8.4340）

所以，無論是從字形來看，還是從文例來看，原來被認定是“又一”或“又”的，其實應該是“敢”或“敢又”。隸定為“敢”，是毫無疑問的；隸定為“敢又”，則還不能完全肯定，需要見到更清晰直觀的資料后，我們才能作最終的判斷。

由于我們贊同一蟲和何景成觀點，在“聞”字后斷句，所以此處的“蔑歷”，就屬下一句，需要單獨為句。“蔑歷”單獨為句，在西周金文中也是不乏其例的。例如：

①從師雍父戌于古師（次），蔑歷，賜貝卅寽。（卣，《集成》10.5411）

②乙卯，王令保及殷東或（國）五侯，（誕）兄（貺）六品，蔑歷于保，賜賓。（保卣，《集成》10.5415）

這里“蔑歷”單獨為句，應看成是其前省略主語“師多父”，其后省略賓語“”。是師多父蔑歷，師多父表揚的功勞。

此外，“又一不”這種用法，在金文乃至傳世文獻中從未出現，張光裕也認為極為罕見，在金文中首次出現；即使按董珊那樣將“不”理解為“否”，能勉強翻譯得順，于金文文例也不符。董珊認為此處“不”讀為“否”，“汝毋有一否”與此銘前面的“汝毋不善”反對為言，意思相同。我們認為，像這種兩段式的冊令類的金文文例，一般都是先肯定被冊令者的成績，然后提出對被冊令者的勸誡、期望；而非如董珊所解釋的那樣先肯定被冊令者的成績，然后又再次肯定被冊令者的成績。例如：

①王乎尹氏冊令師，王曰：師，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事（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輔，今余唯申就乃令，令女司乃祖舊官小輔、鼓鐘，賜女菽（素）芾、金黃（衡）、赤舄、攸（鋚）勒，用事，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師簋，《集成》8.4325）

此段銘文中的“女敏可事（使）”，即為肯定其成績；“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即提出勸誡、期望。

所以，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此處應隸定和斷句為“女毋敢不聞。蔑歷”或“女毋敢又不聞。蔑歷”。

此外，我們還要補充的一點是，金文中的“蔑歷”，張振林認為在句中是表被動的^[11]，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中，往往施受不分，“蔑歷”既可以表示被動，也可以表示主動，在翻譯時譯成主動還是被動，取決于其前的主語，是施事還是受事。當其前的主語是施事時，其意義是指肯定某某下屬的成績，表揚某某下屬的功勞，而且這僅僅是指精神上的獎勵，而非物質上的賞賜。例如上述所舉“蔑歷”單獨為句的兩例及以下三例等，都是先進行精神上的表揚獎勵，再進行物質上的賞賜，而非進行物質賞賜后又進行物質上的賞賜：

①丁巳，王蔑庚嬴歷，賜裸輒（璋）、貝十朋。（庚嬴鼎，《集成》5.2748）

②唯六月既死霸壬申，伯屖父蔑御史競歷，賞金。（御史競簋，《集成》8.4134）

③唯六月初吉,王在奠（鄭），丁亥，王各大室，井叔右（佑）免，王蔑免歷，令史懋賜免：緇芾、冋黃（衡），乍嗣工（空）。（免尊，《集成》11.6006）

（五）孫=（孫孫）子=（子子）其萬年永寶

一蟲認為拓片上“孫=”比較清晰，而其上似無位置再容納一個“子=”，因此將“孫=”讀為“子孫”的合文，此處應與下文連讀為“子孫其萬年永寶”。

張光裕針對這一說法，在他的《對尊銘文的幾點補充》中特別解釋道：“照片左上角之‘子’及重文亦清晰可見?！?/P>

我們認為，張光裕的見解是正確的。雖然左起第二行“孫=”之上的位置確實不能再容納一個“子=”，但“孫=”之下的位置，即左起第一行“其”字之上，是有足夠的位置容納“子=”的，否則，還會出現一個空檔。而且從照片來看，確實如張光裕所說，是有“子”字的。但其重文符號則難以看出。但我們還是認為張光裕的見解應該是正確的，釋文為“孫孫子子”為宜。

但是對于“萬（萬）”字，我們仍有一點補充意見。董珊在他的“臨本”里，將“萬”字摹寫為“”，但是在他的釋文里，又隸定為“萬”。我們認為這是欠妥的。雖然拓片中“萬”字左下部有些模糊，但隱約可見是有“”形的，董珊摹寫為“”是不錯的，但隸定為“萬”，則失去了“”形，不夠嚴謹。應隸定為“邁”。在金文中，將“萬年”寫成“邁年”的，不乏其例，如：

①奠（鄭）伯父乍叔姬尊鬲，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奠伯父鬲，《集成》3.730）

②吉父乍旅鼎，其邁年，子子孫永寶用享。（吉父鼎，《集成》4.2512）

所以我們認為此處應隸定和斷讀為“孫=子=其邁年永寶”。

（六）初命還是二命

董珊認為，此尊銘文中“師多父令（命）聞于周”之“令（命）”不是初次冊命，而是檢查工作之后的論功行賞，銘文記錄了一次西周時代對家臣的嘉獎賞賜，其性質，從西周金文分類來說仍屬冊命、賞賜金文這一大類。

但是，我們認為這也不能排除是初次冊命的可能性。因為有可能是師多父考察聞歷來的表現后，認為他各方面表現不錯，所以才信任他，冊命他，并在冊命他時進一步提出勸誡、期望，冊命后又對他進行嘉美、賞賜。這樣來看待，也是可行的。把再次冊命當作唯一的理解，目前單憑這一篇銘文來看，證據還不夠充分，因為從其內容和邏輯性來推測，看作初次冊命也是能夠成立的，此外目前也還沒有發(fā)現其它師多父初次冊命聞的資料，因此更難以確鑿證明這是第二次冊命。

（七）師多父和的等級

董珊認為，毛公鼎銘是周王說治小大臣工，而在聞尊銘，師多父級別低，所以說聞協助他治理從屬臣仆。這類等級不高的私家冊賞金文比較少見，因此值得重視。

我們認為，師多父的等級，究竟是高，是低，還是中等，需要做進一步的考察后才能定論。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師多父”在金文和傳世文獻中目前僅此一見，因此難以找到更多的佐證，遽斷其身份。但師多父擁有自己的食采“田”，并且能夠冊命去替他管理土田臣仆，西周時能夠擁有土田臣仆的，當屬卿或大夫以上級別的人物，而卿或大夫在西周的官僚等級中，并不算低。

西周建國初期，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大封諸侯。被封諸侯有權封其下屬為卿大夫，并授予土地和奴隸，這種封地叫“采邑”。不過根據爵位的大小，封地有大有小。分封制使西周貴族集團形成了“周王—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序列。士是森嚴等級制度的貴族等級的最后一級，不過士雖然有爵位，但沒有封地。

由此可見，“師多父”起碼是卿、大夫以上等級的人物，但屬于諸侯一級的可能性很小，應該是屬于卿、大夫一級。卿、大夫一級在西周的官僚等級中，應該屬于中等，而且他們往往擁有較大的權力。

所以師多父的等級，不是低或很低，而是中等的卿、大夫一級。當然，如果一定要如董珊那樣拿師多父同周王或毛公相比的話，師多父的等級當然要低很多。周王的等級自不用說，毛公是周王重臣，亦處于領導集團的中央核心，地位僅次于周王，而師多父應該只是一個普通的卿、大夫，自然不可與周王或毛公并駕齊驅，平起平坐。但是這樣去比的話，全部西周銘文中出現的人物，能如周王、毛公一樣等級高的，也沒有幾個了，這種比較就沒有必要了。

的等級，當比師多父低一級，作為師多父的下屬，應該是低等的士一級。

（八）制作時代

董珊認為，從字體來看，此尊的年代不會太晚；從器形來看，此尊屬于那種較矮體、垂腹類型的尊，常有垂腹卣成套伴出，例如豐尊與豐卣、效尊與效卣；其頸部所飾長尾鳥紋，可與飲壺頸部紋飾比較。這些特征都表明該器時代在西周中期偏早。由于豐尊、豐卣、效尊、效卣以及飲壺都是穆王時器，所以若需要把此尊的時代說得精確一些，那大概也是屬于穆王世。

何景成認為，西周金文反映出大致從西周中期開始，王朝政府已經建立了官員的冊命制度。從目前所刊布的西周金文來看，最近公布的聞尊銘文，最能體現西周官員的考績一事。該器年代為西周中期。

我們認為，保守一點的看法，起碼也應該是西周中期偏早，而不是西周中期，或更晚。但是也不排除可能是比穆王世更早的西周早期。因為從行款來看，很不整齊勻稱，行距大小不一，排列傾斜，這與后出轉精，追求美觀的做法是有差距的，當屬早期的古樸風格。另外從詞匯角度來看，個別詞匯的搭配比較原始，西周中期后不再使用。例如“揚對”，金文中僅此一見，余皆作“對揚”，這也說明它尚處于早期階段，搭配還不夠固定，組合自由，應屬西周早期用法，而且其生命力也已處于末途尾聲，為西周早期之前更古老階段的殘留孑遺。而自西周中期后，“對揚”早已凝固穩(wěn)定，“揚對”這種原始用法肯定不會再被使用了。因此，我們更傾向于它是西周早期的產物。

（九）銘文字數

張光裕認為此銘文共七十三字（重文二字）。

董珊在字數問題上對張光裕的見解沒有提出異議，也應該是認為此銘文共七十三字（重文二字）。

一蟲認為“孫=”之上似無位置再容納一個“子=”，因此將“孫=”讀為“子孫”的合文。又認為拓片“又”字下橫向的筆劃很可能并不是“一”字而是泐痕。據此可推知一蟲認為此銘文共七十字。

我們認為，張光裕和董珊贊同的“又一”，應該是“敢”或“敢又”；“孫=”之下應有“子=”。因此，此銘文應該是共七十二字（重文二字）或七十三字（重文二字）。

總而言之，綜合以上各家之長，以及我們的新解，此尊之器名，以定為“尊”為佳；其制作時代很可能在西周早期；師多父的等級是中等的卿、大夫一級；的等級是士一級；銘文內容有可能是初次冊命；銘文共七十二字（重文二字）或七十三字（重文二字）；更為精確的銘文摹本如下：

更為恰當的釋文和斷句如下：

隹（唯）十月初吉，辰才（在）庚午，師多父令（命）于周，曰：“余學（效）事，女（汝）毋（無）不善。（胥）朕采田外臣仆，女（汝）毋（無）敢[又（有）]不聞?！泵?SPAN>，易（賜）馬乘、（盠）冟（幎）二。拜（稽）首，揚對朕皇尹休，用乍（作）朕文考寶宗彝，孫=（孫孫）子=（子子）其邁年永寶。

更為合理的釋讀如下：

在十月的第一個吉日，庚午時辰，師多父在周冊命聞，說：“我考察（你做的）事情，你沒有做得不好的。（命令你）監(jiān)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你不要有不聞知的?！睅煻喔讣蚊缆劦墓诤?，賞賜他一乘馬，二件馬車上的覆蓋物。聞下拜叩首，稱揚答謝師多父盛美的賞賜。因此制作了用來祭祀我文德彰明的先父的寶尊，希望子孫世代長久珍愛它。

不知以上之見解是否允當，敬請各位方家指教，繼續(xù)探討。

注：

[1]張光裕.新見樂從堂尊銘文試釋[C].第五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提交論文.后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5-10.

[2]一蟲.新見古文字資料介紹（一）——樂從堂藏尊[EB/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396,2008-04-13.

[3]張光裕.對尊銘文的幾點補充[EB/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407,2008-04-23.

[4].董珊.讀聞尊銘[EB/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13,2008-04-26.

[5]何景成.從金文看西周職官的考績制度[EB/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66,2008-08-04.

[6]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1.

[7]白壽彝.《中國通史》第三卷“上古時代”第二章第四節(jié)“泗上附庸小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1－34.

[8]谷霽光.論西周的徹和庸[C].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學術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9]謝乃和.《周禮》“冢宰”與金文所見西周王家之宰[J].古代文明.2007,(3).

[10]裘錫圭.說“仆庸”[J].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366-386.

[11]張振林.篇章語法分析在銘文解讀中的意義（上）[C].古文字研究(25輯)[M].北京：中華書局,20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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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法高.金文詁林[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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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寶宏.西周青銅重器銘文集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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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

補充說明：

昨日讀到趙成杰學友2011年6月29日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發(fā)表的《聞尊銘文集釋》一文，不禁有些感慨。該文洋洋灑灑，八千余字，收羅了大部分關于聞尊的論述見解，進行比較并加以評析，內容豐富，間有新見，可以想見趙學友是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寫作此文的。而我兩年多前亦曾花費過不少時間和精力來關注聞尊，撰寫過一篇一萬五千余字的論文《尊新解》，其中酸甜苦辣，至今仍難以釋懷，加之近來以為學界已罕有關注聞尊者，故看到趙學友一文，不免于我心有戚戚焉?，F不忝將我當時所作拙文草稿投出，以為繼續(xù)關注聞尊的學人們增加一點參考。關于拙文，在此亦順便作些說明：

（一）2007年－2010年我在華南師大古代漢語語法學方向在職讀博，師從張玉金先生。期間曾慕名旁聽過幾位先生的課，其中之一是張桂光教授為其博士生、碩士生開設的古文字學課。2009年3月中旬我在聽張桂光老師的課時，首次聽聞聞尊，張桂光老師的高足之一趙雙喜師妹帶來了張光裕先生在《古文字學論稿》上發(fā)表的《新見樂從堂尊銘文試釋》一文來討論，我提出了一些不同見解，課后決定撰寫論文來表達自己的見解。于是花了二十余天的時間，寫出了這篇一萬五千余字的《尊新解》。

1.其中“（四）女毋又一不。聞蔑”一節(jié)，系由我和趙雙喜師妹合作撰寫的，2009年5月初投稿，2009年9月15日以《“女毋又一不聞蔑”新解》之名在《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9年第5期發(fā)表；

2.其中“（三）朕采（？）田、外臣仆”一節(jié)，2009年10月中旬投稿，2010年5月20日以《聞尊銘文考釋》之名在《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3期發(fā)表（投稿時題名為《“朕采田外臣仆”考釋》，后因編輯部說題目中的兩個古文字一般電腦打不出，而且可能會因此影響到他人引用轉載等因素，而按其要求改了名）；

3.除以上兩節(jié)外，其余內容尚未在期刊上發(fā)表，不過其中的大部分曾于2009年9月中旬作為會議論文提交，并于2009年11月1日在西南大學2009年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與比較文字學研究領域）上宣讀討論過，當時黃天樹老師、王蘊智老師、張玉金老師和鄧飛、李發(fā)等學友還給予了肯定或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

（二）這篇論文，只是草稿,除上述已在期刊上發(fā)表的兩節(jié)內容，因為在發(fā)表前又經過一番思考、校對、改進，覺得把握比較大外，其余內容中的見解,我現在還未予再加工，因此自己也不能完全肯定。細讀趙成杰學友之文，當中提及的一些見解是與拙文相異而當時我未注意到的，然短期內我又無余暇深入反思、斟酌，又恐拖延時日亦無進展，所以匆促投出。芻蕘之言，冀供一二可資之處，并歡迎大家不吝賜教。

（三）為行文簡便，亦為突出學術風格，減少人情羈絆，在拙文中所出現的人名，皆未加任何尊稱，在此敬請各位諒解海涵。

蔣書紅　2011年9月14日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9月14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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