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離國編鐘編镈研究
方建軍
天津音樂學院
鐘離是先秦時期的一個古國,文獻記載史跡甚少。據(jù)《史記·秦本紀》所載,鐘離又稱“終黎”,與秦同為嬴姓,后來受到分封,遂以國為姓。嬴姓少昊之墟在山東曲阜地區(qū),鐘離氏即源自山東,之后遷至安徽蚌埠和鳳陽一帶。據(jù)《左傳》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記述,春秋時期,晉、齊、宋、衛(wèi)、鄭、邾等中原諸國曾與吳國會晤于鐘離。歷史上鐘離屢遭吳國和楚國爭奪,又曾與徐國交戰(zhàn)[1],后為吳、楚所滅。
自上世紀90年代始,在鳳陽和蚌埠相繼發(fā)現(xiàn)鐘離國墓葬,雖然墓葬遭受嚴重盜掘和破壞,但仍然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尤以青銅樂器倍受學者矚目。2006至2008年,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發(fā)現(xiàn)編鈕鐘9件、編磬12件、銅鐸1件[2]。2007年,鳳陽卞莊一號春秋墓出土編鈕鐘9件、編镈5件、編磬9件[3]。據(jù)這兩座墓葬所出鐘镈銘文,知其為鐘離國君所作。1991年,鳳陽大東關一號春秋墓發(fā)現(xiàn)編鈕鐘8件、編镈7件、編磬4件,這些樂器均無銘文,據(jù)出土地點和器物的形制、紋飾特征,發(fā)掘者推斷為鐘離遺存[4]。
2011年11月,蒙安徽省考古研究所闞緒杭先生盛情,在蚌埠學院李清先生的安排下,我與浙江師范大學楊和平先生和信陽師范學院李敬民先生一道,先后赴蚌埠市博物館、鳳陽縣文物管理所和安徽省博物館,對上述三座墓葬所出編鐘編镈進行考察測音[5]。本文即在此工作基礎上,對鐘離國編鐘編镈的音階構成及有關問題試做初步研究,不妥之處,敬希指正。
一、雙墩一號墓編鐘
蚌埠雙墩一號墓出土的9件編鐘,素鈕,舞飾云紋,篆飾糾結的蟠虺紋,鉦篆四邊以陽線绹紋為界。鼓部以云紋組成夔紋,左右兩邊各有三個夔頭。鐘體內壁有微隆起的音脊,鐘口有磨銼形成的波狀起伏,屬于李純一先生命名的“波式”調音結構[6]。這種調音法為春秋中晚期編鐘所常見,其時代特征是明顯的。
編鐘的鉦間均有銘文,內容相同: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麗(鐘離)君柏作其行鐘。童麗之金。
作器者為鐘離國君“柏”,故可稱為“鐘離柏鐘”。其自名“行鐘”,意為用于外出隨行。
鐘離柏鐘鼓部紋飾獨特,在先秦編鐘里殊為少見。適合與鐘離柏鐘比較的編鐘,是吳國的者減鐘和邾國的邾公牼鐘。這兩例編鐘雖均為甬鐘,但鼓部紋飾與鐘離柏鐘十分相似,其特點同樣是以云紋組成的大形顧夔紋,紋飾幾乎占滿鼓部。關于者減鐘的年代,目前尚有一些分歧,但屬于春秋晚期則沒有問題[7]。邾公牼鐘年代較為明確,屬于春秋晚期前段邾宣公(公元前573—公元前556年)之時[8]。鐘離柏鐘的年代當與之接近,即應為春秋中晚期。吳、邾兩國與鐘離國為南北近鄰,在編鐘制造方面產生相互影響,是有一定可能的。
雙墩一號墓鐘離柏編鐘保存狀況較好,可以通過音響測試來探索其音階構成。經測音,其具體數(shù)據(jù)詳見表一所列。
表一 鐘離柏鐘測音數(shù)據(jù)
|
編次 |
標本號 |
正鼓音 |
側鼓音 |
備注 | ||
|
音分值 |
頻率 |
音分值 |
頻率 | |||
|
1 |
M1:1 |
#G4+47 |
426.93 |
|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
2 |
M1:2 |
#A4-4 |
465.27 |
|
|
同上 |
|
3 |
M1:3 |
#C5+50 |
570.64 |
|
|
同上 |
|
4 |
M1:4 |
#D5+29 |
632.93 |
|
|
同上 |
|
5 |
M1:5 |
F5+3 |
699.84 |
|
|
同上 |
|
6 |
M1:6 |
B5+3 |
989.65 |
|
|
同上 |
|
7 |
M1:7 |
E6-10 |
1311.42 |
G6-14 |
1555.80 |
|
|
8 |
M1:8 |
F6-22 |
1379.95 |
G6+36 |
1601.25 |
|
|
9 |
M1:9 |
A6+4 |
1764.72 |
B6+27 |
2007.24 |
|
這套編鐘的正鼓音發(fā)音良好,可以構成具有羽調式傾向的五聲音階,宮音處于#C的位置:
徵—羽—宮—商—角—羽—商—角—羽
這樣的音階結構,在春秋時期南、北兩系編鐘里都比較常見,是當時9件組合編鐘的一種固定音階模式。
不過,鐘離柏鐘的側鼓音則有不同的情況。這套鐘的前6件側鼓音與正鼓音相同,后3件雖然可以勉強奏出側鼓音,但現(xiàn)場聽覺并不清晰。由此可見,鐘離柏鐘的側鼓音應該不予使用。這一實例再次說明,先秦編鐘并非普遍設計和使用側鼓音。
二、卞莊一號墓編鐘編镈
鳳陽卞莊一號墓出土的9件編鐘,鈕飾三角紋,與雙墩一號墓鈕鐘的素鈕相異。舞部和篆間飾蟠螭紋,鉦篆四邊以陽線绹紋為界,鼓部飾以蟠螭紋組成的顧夔紋。鐘體內壁有微隆起的音脊,底視鐘口呈波狀起伏,其調音手法與雙墩一號墓編鐘相同。
卞莊一號墓還出有同銘镈鐘5件,鈕以相互纏繞的龍形鑄成,龍身飾三角紋。舞部和篆間飾蟠螭紋,鉦篆四邊以陽線绹紋為界,鼓部飾以蟠螭紋組成的顧夔紋。鐘體內壁同樣為波式調音結構。銘文位于镈體正背兩面鉦間、兩欒及左、右側鼓部,內容相同:
惟正月初吉丁亥,余□厥于之孫、童麗(鐘離)公柏之季子康,擇其吉金,自作和鐘,之皝穆穆和和,柏之季康是良,以從我?guī)熜?,以樂我父兄,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是尚。
作器者乃鐘離公柏之子“康”,因而可稱為“鐘離康镈”。
繹讀镈銘,可以看出雙墩一號墓編鐘銘文的“鐘離君柏”,與卞莊一號墓編镈銘文的“鐘離公柏”當系同一人,“鐘離柏”與“鐘離康”應為父子關系。镈銘還顯示,“鐘離柏”的父輩是“□厥于”。1980年,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末期墓葬出土一件青銅鼓座[9],其上銘文也顯示有鐘離國的先輩“□厥于”之名[10]。
鐘離康镈銘文中的“之皝”二字,一般將其與上句連讀,即為“自作和鐘之皝”。但如此便頗不可解,而且在先秦鐘銘里也找不到類似的語例或用法。我以為,“之皝”應與“和鐘”斷開,而應與下句連讀,即應為“自作和鐘,之皝穆穆和和”。下面試對這句話做出解釋。
先說“皝”字。此字也見于楚國編鐘銘文,如王孫遺者鐘和王孫誥鐘之“皝皝熙熙”,“皝”字即與鐘離康镈相同。“皝”字金文或寫作“皇”、“韹”、“
”,見于先秦編鐘銘文。例如:
擇其吉金,自作和鐘,中翰且揚,元鳴孔皇……吾以宴以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庶士。韹韹熙熙,眉壽無期,子孫永寶鼓之。(
兒镈)
擇其吉金,自作和鐘……以宴以喜,中翰且揚,元鳴孔皇,其音悠悠,聞于四方,韹韹熙熙,眉壽無期,子子孫孫,萬世鼓之。(徐王子
鐘)
擇吉金,鑄其反鐘。其音……和平均
”(
鐘、
镈)
《說文》:“皇,大也?!眲⑾璧柔尅盎省睘椤扮娐暫甏蟆?,鐘銘的“中翰且揚,元鳴孔皇”,即“鐘聲高亢而又飛揚,鳴聲悠長,十分洪亮?!?A title="" name=_ednref11 href="#_edn11">[11]陳雙新釋“皇”為“形容鐘聲的盛大”[12]。這些解釋都是通順的。
《詩經·周頌·有瞽》:“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又《詩經·周頌·執(zhí)競》:“鐘鼓喤喤。”毛傳:“喤喤,和也。”《說文》釋“锽”字引為“鐘鼓锽锽”。又云:“锽,鐘聲也。從金,皇聲?!薄稜栄拧め屧b》:“锽锽,樂也。”字或加言旁而寫為“諻”。《方言》:“諻,音也?!卞X繹箋疏云:“韹、喤、锽,并與諻通。”可見這幾個字相互通用,可以作為象聲詞,用來描述樂器尤其是鐘鼓演奏的音響。
周代編鐘銘文常在作鐘句后,用一些詞匯形容鐘聲的和美。如戎生編鐘:“用作寶協(xié)鐘,氒音雍雍”。徐王子
鐘:“自作和鐘……其音悠悠”。“之皝”的“之”字,可以訓為“其”[13]。“之韹穆穆和和”,猶“其音穆穆和和”。
鐘離康镈的“穆”字,其左加“音”旁,寫為“
”,說明也與聲音有關。《詩經·商頌·那》:“穆穆厥聲。”《爾雅·釋詁》說“穆”乃“美也”。由此足見,“之韹穆穆和和”,應是指編镈的發(fā)音美好而協(xié)和。
卞莊一號墓鈕鐘保存狀況良好,經測音,其具體數(shù)據(jù)如表二所列。
表二 卞莊一號墓鈕鐘測音數(shù)據(jù)
|
編次 |
標本號 |
正鼓音 |
側鼓音 |
備注 | ||
|
音分值 |
頻率 |
音分值 |
頻率 | |||
|
1 |
M1:6 |
#D5-30 |
611.63 |
|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
2 |
M1:7 |
F5-44 |
681.00 |
A5+9 |
884.67 |
|
|
3 |
M1:8 |
#G5-38 |
812.89 |
C6-21 |
1034.38 |
|
|
4 |
M1:9 |
#A5-28 |
917.87 |
D6+43 |
1204.34 |
|
|
5 |
M1:10 |
C6-45 |
1020.15 |
#D6-20 |
1230.49 |
|
|
6 |
M1:11 |
E6+42 |
1351.23 |
#G6-16 |
1646.55 |
|
|
7 |
M1:12 |
#A6+9 |
1875.08 |
D7-38 |
2298.71 |
|
|
8 |
M1:13 |
C7-2 |
2091.06 |
E7-32 |
2590.04 |
|
|
9 |
M1:14 |
G7+19 |
3171.73 |
|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這套編鐘的正鼓音也可構成羽調式傾向的五聲音階,其宮音位置在#G:
徵—羽—宮—商—角—羽—商—角—羽
可見這是一套完整無缺的編鐘。除宮音位置不同外,其音階結構與雙墩一號墓鐘離柏編鐘完全相同。
這套編鐘的第1和第9件側鼓音與正鼓音相同,其余各鐘的正鼓音與側鼓音多為大三度或小三度音程關系,為先秦編鐘所常見。唯第4件鐘正鼓音與側鼓音傾向于小四度音程關系,屬于變例。不難看出,如果這套編鐘應用側鼓音的話,便可在上列五聲音階中出現(xiàn)清角或變徵之聲。不過,鑒于這套編鐘的首、尾二鐘側鼓音與正鼓音相同,尚不能判定其側鼓音應用的程度,乃至是否確實應用側鼓音。
測音表明,鐘離康編镈僅發(fā)單音即正鼓音。測音數(shù)據(jù)詳見表三。
表三 鐘離康編镈測音數(shù)據(jù)
|
編次 |
標本號 |
正鼓音 |
側鼓音 |
備注 | ||
|
音分值 |
頻率 |
音分值 |
頻率 | |||
|
1 |
M1:1 |
|
|
|
|
鼓部裂,失音 |
|
2 |
M1:2 |
E4+30 |
335.43 |
G4-46 |
381.81 |
側鼓音不明顯 |
|
3 |
M1:3 |
#G4-15 |
411.83 |
B4+23 |
500.65 |
側鼓音不明顯 |
|
4 |
M1:4 |
,
#A4-18 |
461.43 |
C5-12 |
519.88 |
側鼓音不明顯 |
|
5 |
M1:5 |
C5-40 |
511.43 |
#C5+21 |
561.22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第1件镈因鼓部裂而失音,后4件镈發(fā)音良好,可以構成如下音階(“?”表示失音的鐘,下同):
?—羽—宮—商—角
宮音位置在#G,與同墓所出編鐘調高相同,二者無疑為合奏樂器。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套編镈的固有組合是否就是5件。據(jù)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9件鈕鐘與8件镈鐘的配器形式在東周時期較為通行,如安徽壽縣蔡侯墓[14],河南淅川和尚嶺M2、徐家?guī)XM3和M10楚墓[15],河南固始侯古堆墓葬[16]等,所出鐘镈均屬此類組合。
9件編鐘與8件編镈的樂器配置,其中編鐘的音階結構已如上述。8件編镈的發(fā)音可以構成一種五聲音階,具有宮調式或徵調式傾向。為便比較,不妨將常見的8件組合編镈的音階,與鐘離康編镈的音階并列于下(“□”表示缺失的鐘,下同):
|
8件組合編镈 宮—角—徵—羽—宮—商—角—徵 鐘離康編镈 □—□—?—羽—宮—商—角—□ |
十分明顯,現(xiàn)存的5件鐘離康編镈,很可能屬于8件組合編镈的第3至第7件,目前尚缺第1、第2和第8件镈。不過,除8件組合外,東周時期的編镈也有其他的組合形式,但都缺少足資比較的測音資料。因此,鐘離康編镈是否有5件組合的可能,抑或有可能為6件和7件,還有待今后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
三、大東關一號墓編鐘編镈
鳳陽大東關一號墓出土的鈕鐘共有8件,鈕部飾三角紋,與卞莊一號墓鈕鐘紋飾相同。舞部和篆間飾蟠虺紋,鉦篆四邊以陽線绹紋為界,鼓部飾蟠虺紋組成的顧夔紋。鐘體內壁調音結構與上述鐘離國鈕鐘相同。
同墓出土編镈7件,鈕以相互纏繞的龍形鑄成,龍身飾三角紋,與鐘離康編镈鈕飾基本相同。舞部和篆間皆飾蟠虺紋,鉦篆四邊以绹紋為界,鼓飾蟠虺紋組成的顧夔紋。內壁調音手法與上述鐘離編镈相同。這套編镈的形制和紋飾,與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吳墓所出甚六镈最為接近[17]。
大東關一號墓編鐘的測音結果如表四所列。
表四 大東關一號墓編鐘測音數(shù)據(jù)
|
編次 |
標本號 |
正鼓音 |
側鼓音 |
備注 | ||
|
音分值 |
頻率 |
音分值 |
頻率 | |||
|
1 |
M1:8 |
|
|
|
|
鼓部裂,失音 |
|
2 |
M1:9 |
#D5+7 |
624.96 |
|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
3 |
M1:10 |
A5-22 |
868.96 |
#C6+1 |
1109.38 |
側鼓音不明顯 |
|
4 |
M1:11 |
B5-44 |
963.08 |
#D6-27 |
1225.79 |
側鼓音不明顯 |
|
5 |
M1:12 |
E6-26 |
1298.94 |
G6-7 |
1562.09 |
|
|
6 |
M1:13 |
#A6-24 |
1839.50 |
#C7-28 |
2182.58 |
|
|
7 |
M1:14 |
B6+10 |
1987.06 |
D7+28 |
2388.25 |
|
|
8 |
M1:15 |
F7-22 |
2760.05 |
|
|
側鼓音同正鼓音 |
從表四容易看出,這套編鐘的側鼓音只有3件發(fā)音較好,其余要么與正鼓音相同,要么發(fā)音不明顯。由此看來,這套編鐘的側鼓音恐怕不合實用。第1件鐘因鼓部裂而失音,其余各鐘發(fā)音良好,其正鼓音可以構成如下音階:
?—羽—商—角—羽—商—角—羽
與上述鐘離國9件組合的編鐘音階結構比較,可知大東關一號墓編鐘的固有組合也當為9件:
鐘離9件組合編鐘 徵—羽—宮—商—角—羽—商—角—羽
大東關一號墓編鐘 ?—羽—□—商—角—羽—商—角—羽
所缺為9件組合編鐘的第3件。這套鐘離國編鐘同樣是羽調式傾向的五聲音階,只是其宮音位置在#F,與上述兩套鐘離編鐘的宮音高度相異。
大東關一號墓編镈也發(fā)單音,測音結果如表五所列。
表五 大東關一號墓編镈測音數(shù)據(jù)
|
編次 |
標本號 |
正鼓音 |
備注 | |
|
音分值 |
頻率 | |||
|
1 |
M1:1 |
|
|
鼓部裂,失音 |
|
2 |
M1:2 |
#C4+33 |
282.63 |
|
|
3 |
M1:3 |
|
|
鐘體銹,失音 |
|
4 |
M1:4 |
#F4+12 |
372.69 |
|
|
5 |
M1:5 |
#G4-22 |
410.11 |
|
|
6 |
M1:6 |
#A4-35 |
456.91 |
|
|
7 |
M1:7 |
#C5-13 |
550.30 |
|
這套編镈的第1和第3件因殘裂或銹蝕而失音,其音階結構是這樣:
?—徵—?—宮—商—角—徵
與春秋時期常見的8件組合編镈比較,可以推知這套編镈的固有組合也應為8件,目前尚缺1件,即首镈:
8件組合編镈 宮—角—徵—羽—宮—商—角—徵
大東關一號墓編镈 □—?—徵—?—宮—商—角—徵
實際上,8件編镈的音階構成,可以和春秋時期10件組合的編磬加以比較。以河南洛陽中州大渠所出春秋晚期10件組合的編磬為例,其音階結構如下[18]:
宮—角—徵—羽—宮—商—角—徵—羽—宮
顯而易見,8件組合編镈的音階,與10件組合編磬中前8件的音階一模一樣。
大東關一號墓編镈以#F為宮,與同墓所出編鐘調高相同,自然可以合奏。
論述至此,可以將卞莊一號墓和大東關一號墓所出鐘離國編鐘編镈的音階組合,統(tǒng)一以五線譜的形式表示出來(譜一):
譜一 鐘離國編鐘編镈音階結構

四、結 論
通過對三座鐘離國墓葬所出編鐘編镈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三墓所出鐘離國編鐘編镈,在形制和紋飾上變化不大,內壁結構及調音手法也相同,其時代應屬春秋中晚期。鐘離康镈銘文的“之韹穆穆和和”,意指編镈的聲音美好而協(xié)和。
(二)三墓所出鐘镈均遭盜掘,其組合有所缺失。經過復原研究,可知鐘離國編鐘的固有組合應為9件,編镈應為8件,屬于春秋中晚期常見的鐘镈編配方式。
(三)鐘離國編鐘的音響測試表明,先秦編鐘并非普遍使用側鼓音。鐘離編鐘的正鼓音可以構成羽調式傾向的五聲音階,音域一般在小字一組至小字四組之間;編镈為單音樂器,其音階結構傾向于五聲宮調或五聲徵調,與春秋時期10件組合編磬中前8件的音階無別。編镈的音域較編鐘偏低,一般在小字組至小字二組之間。
(四)卞莊一號墓所出鐘離康編鐘編镈均以#G為宮,二者調高相同;大東關一號墓所出編鐘編镈均以#F為宮,二者調高也相同。由此可知,同一墓葬所出編鐘編镈可以合奏。
(五)鐘離國編鐘編镈的形制、紋飾和音階組合,與春秋中晚期吳、邾、楚、蔡等國同類樂器相似、相近乃至相同,表現(xiàn)出當時區(qū)域范圍內音樂文化的相互影響。
[1] 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一件青銅戈(M1:47),內末部原鑄銘為“徐子白司此之元戈”。胡部刻銘有“童鹿公柏獲徐人”。說見陳立柱、闞緒杭《鐘離國史稽考》,《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館:《安徽蚌埠市雙墩一號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館:《安徽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3期。我們在蚌埠市博物館考察時見有1件銅鐸,據(jù)闞緒杭先生講,系雙墩一號墓所出,但簡報未述及。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鳳陽縣文物管理所:《鳳陽大東關與卞莊》,科學出版社,2010年。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鳳陽縣文物管理所:《鳳陽大東關與卞莊》,科學出版社,2010年。
[5] 三座墓葬均出有編磬,但多因殘斷而失音,難以通過測音研究來復原其固有的音階組合。
[6]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第214頁,文物出版社,1996年。
[7] 馬承源:《關于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考古》1979年第1期。
[8] 陳公柔:《滕國、邾國青銅器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10] 劉信芳、闞緒杭、周群:《安徽鳳陽縣卞莊一號墓出土镈鐘銘文初探》,《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3期。
[11] 劉翔等編著:《商周古文字讀本》,第157頁,語文出版社,1991年。
[12] 陳雙新:《兩周青銅樂器銘辭研究》,第242頁,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 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第37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
[14]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1956年。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1號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17] 江蘇丹徒考古隊:《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發(fā)掘報告》,《東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9月2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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