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綜述
（首發(fā)）
田雪梅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睡虎地秦簡《日書》（以下簡稱睡簡《日書》）于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度諘肥菓?zhàn)國秦漢時期日者選擇時日、趨吉避兇的一種數術書籍，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研究價值不容忽視。目前，在全國各地已發(fā)現18種《日書》寫本（包括殘簡），睡簡《日書》是現已公布的內容較為完整、保存較為完好的寫本,其圖版和釋文公布后引起了學界強烈的關注。
截至目前，睡簡《日書》的研究論文發(fā)表約有270多篇，研究專著[1]共4部。此外，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2]和[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3]等作品設有專題對其進行研究。學界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下：
一 文本整理
文本整理是出土簡帛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涉及到釋文整理、文字考釋等方面。學界對睡簡《日書》的釋文整理目前已經取得豐富成果。
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云夢睡虎地秦墓》[4]首次公布了甲、乙兩種《日書》的圖版和釋文；1990年又推出《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5]，無論圖版、釋文都較舊版為佳。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對睡虎地秦墓竹簡的一些印刷錯誤和標點斷句進行了修正，但吳書中有些注釋牽強附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對《日書》的分篇、句讀、注釋做了精心研究，對整理小組的釋文做了訂正和補充，提供了較為可信的注釋版本。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是目前《日書》釋文的集大成之作，對各版本釋文作了深入評析，并補充了大量材料。
除通篇考訂外，還有不少單篇作品對《日書》中部分字詞進行考訂。劉信芳對《日書·馬》篇的句讀、釋文作了考釋[6]。林劍鳴對文物版和臺灣版《日書》的釋文誤、漏之處加以校補[7]。另外，還有黃文杰《睡虎地秦簡疑難字試釋》[8]、劉樂賢[9]《睡虎地秦簡日書注釋商榷》、《睡虎地秦簡〈日書〉釋讀札記》、劉釗[10]《說秦簡中“女筆”之“筆”》、《讀秦簡字詞札記》、《談睡虎地秦簡中的“濆”字》等文章對《日書》的個別文字做了細致的考證。
二 語言學研究
秦簡《日書》資料是研究漢語史重要的文獻資料，可以考察語法、文字的發(fā)展演變。學術界對這批材料的語言學研究大體有語法、文字學兩個角度。
吉仕梅、胡偉、田啟濤分別運用《日書》材料分析考察《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介詞、代詞以及同義詞問題[11]。石峰、鐘如雄[12]認為系詞“是”產生于先秦時期，可推翻王力先生“漢語真正系詞的產生”大約在“西漢末年或東漢初葉”的說法。吳小強[13]對睡簡《日書》肯定性、否定性、中性占卜用語進行了分析，通過與郭店楚簡、張家山漢簡比較發(fā)現睡簡特殊的占卜用語規(guī)律。石峰、李明曉、沈祖春等通過對睡虎地秦簡語言資料的分析，指出出土簡帛文獻的漢語史研究價值及對漢語語文辭書編纂的意義[14]。
樓蘭的系列論文[15]通過《日書》資料分析了漢字基礎構成元素的傳承與演變，認為文字構形系統具有穩(wěn)定性、成熟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通過對文字異構關系的探析，認為睡簡《日書》所用文字處于古今文字過渡時期。黃文杰[16]也對睡虎地秦簡異構字進行了探析，觀點和樓蘭大體一致。在運用《日書》資料研究文字字體方面，陳谷棟[17]認為隸書在秦以前已趨成熟，在秦代已廣泛應用了。陳谷棟、方楚勤[18]探求了秦簡隸書嫻熟簡潔的形態(tài)美、提按頓挫的節(jié)奏美、率意流暢的氣韻美等藝術特征及其中蘊含的美學價值。
三 數術研究
《日書》是選擇時日吉兇的數術類書籍，涉及很多數術概念及原理，正確理解它們是讀懂《日書》的基礎。
饒宗頤、曾憲通的《云夢秦簡日書研究》開《日書》數術研究之先聲，分十二個專題對常見的數術項目做了簡略的闡述。饒宗頤又寫《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云夢秦簡日書賸義》、《帛書丙篇與日書合證》[19]等論文，在《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一文中利用睡簡《日書》證明先秦時代已經形成了五行三合局和納音說。劉樂賢對饒宗頤的發(fā)現做了補充和訂正[20]。鄭剛在其學位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21]中根據《星歷考原》等資料對《日書》的幾個神煞名稱做了很好的解釋。李學勤研究了艮山圖、《盜者》章中的數術含義[22]。金良年[23]從五行寄生十二宮的角度對“啻”篇和建除十二神的數術含義作了闡述。劉信芳從五行說的角度解釋了幾個數術名詞[24]。劉樂賢運用兵書和日本陰陽道等新資料論證《日書》中的“往亡”，證明其中的“土忌”與“往亡”是兩個互不相干的兇日[25]。胡文輝在《釋“歲”——以睡虎地〈日書〉為中心》[26]中指出“歲”就是《淮南子·天文訓》中的大歲（今本作太歲）。王光華、李秀茹、凡國棟[27]等也分析了《日書》中的數術含義及原理。
在占卜術研究方面，張銘洽對秦簡《日書》中的占卜體系進行了梳理，認為云夢秦簡《日書》是當時多種占卜體系的綜合體[28]。劉樂賢將睡簡《日書》“人字篇”與馬王堆帛書《胎產書》進行了比較，認為“人字篇”同《胎產書》都是用人體部位占卜嬰兒命運的數術方法[29]。胡文輝根據《太一出行圖》題記、秦簡《日書·出邦門》所記的出行儀式和祝咒的比較，指出兩者都是出行的巫術，又運用《增補玉匣記》資料作為補充[30]。閆喜琴[31]也對涉禹出行巫術做了相關研究。
在五行學說研究方面，劉樂賢博士論文第四章《〈日書〉所反映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節(jié)，指出五行說在秦漢時代已相當流行，并廣泛運用到擇日、占卜活動中。劉道超在《秦簡〈日書〉五行觀念研究》[32]中的觀點與此說大體相同。尚民杰[33]也分析了云夢《日書》中的五行學說。
四 社會生活方面
雖然《日書》是選時擇日的數術類書籍，但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多個方面，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對于《日書》，至少可從兩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從數術史的角度考察；另一方面，對《日書》的內容還可以作社會史的考察[34]。從已有的成果看，學界的研究涉及到了社會風俗、神話傳說、思想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
在社會風俗研究方面，王桂鈞探討秦代一神崇拜及泛靈禁忌、尚武自由的風尚及此風尚下的婚俗及貞潔觀[35]。工藤元男[36]利用《日書》研究了法律與習俗的關系以及道教習俗。張富春、管仲超、晏昌貴、梅莉、范志軍等以云夢秦簡《日書》為中心，勾勒了先秦民間祈財信仰、擇吉民俗、居住習俗、喪葬習俗[37]。杜林淵[38]認為古代“相宅術”有一套相對獨立的理論、方法，它結合了陰陽五行觀念，體現出了一種功利性和敬天順時的特點，為后世“相宅”術奠定了基礎?！度諘分械纳鐣L俗現象整體體現了當時民眾趨吉避兇的美好愿望以及敬畏神明、敬天順時的思想。
在神話傳說研究方面，劉樂賢在其博士論文第四章《〈日書〉與古代神話傳說研究》一節(jié)，指出《日書》有不少神話傳說資料，并以牛女神話、鐘馗傳說、與禹有關的神話為例，論證了《日書》在古代神話傳說研究中的價值。李立[39]也肯定了《日書》“娶妻”二則簡文所說的事情是在牛郎與織女婚配之前，認為簡文補充了文獻所載牛郎織女神話的缺失。王朝陽[40]則運用《日書》簡文考證出牽牛織女故事至晚形成于戰(zhàn)國時期。我們應當確信《日書》中的神話傳說資料的史料價值，但同時也應明確它的特殊性質，因此對《日書》的運用應采取審慎的態(tài)度，參考《日書》資料考察神話傳說的起源與發(fā)展，但不應將其作為真正存在的事實來得出結論。
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林劍鳴[41]及李曉東、黃曉芬[42]均通過對《日書》的研究從整體上把握秦文化的特征。林文認為《日書》反映了秦人多神崇拜現象、“外傾”和“重功利”的價值觀及秦文化“唯大尚多”的特征。李文認為秦人直觀質樸的鬼神觀反映了秦文化重實效的功利主義特質。對于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映的是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大家的意見不統一。何雙全認為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與睡簡《日書》反映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他認為“如果說云夢睡虎地的《日書》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輕政治，代表楚文化面貌的話，那么天水放馬灘的《日書》則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輕鬼神，是純粹的秦文化的典籍”[43]。林劍鳴通過《睡》簡與《放》簡《日書》共同篇章“建除”的比較，基本同意何文的觀點，認為《睡》簡有較多的禮制影響和較濃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點；《放》簡則相反，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輕仁義”的特點[44]。蔡靖泉也同意何雙全關于《日書》中秦、楚文化的認識，同時探討了楚文化在秦統治時期的巨大影響[45]。劉信芳通過研究認為云夢秦簡《日書》是戰(zhàn)國《日書》的雜抄，包括了許多楚國日書的內容[46]。臺灣學者蒲慕州的結論較為公允，他說睡虎地秦簡《日書》可能是一部雜糅了秦楚兩地民俗的作品[47]。對思想上的研究體現在鬼神觀上，李曉東、黃曉芬認為秦人鬼神觀與殷人鬼神觀屬于同一體系[48]。劉信芳、劉釗都研究了《日書》中包含的鬼怪思想。劉信芳指出《詰咎》篇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儺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儺”這種與軍事演習、群眾娛樂混生的驅鬼逐疫活動[49]。劉釗[50]認為早期鬼、神不分，后來摻雜入“五行”學說，演化為“天人感應”理論的一部分。郝振楠指出秦人鬼神觀念帶有強烈的數術禁忌意味，呈現出原始性、功利性、數術性三者融匯于一的特征[51]。
在宗教信仰研究方面成果較多的是吳小強。他在其系列論文[52]中指出：秦人的宗教信仰是以自然神崇拜為核心的多神崇拜體系，日常生活神被提高到重要地位，不再具有周人那種嚴格的宗教政治含義；秦人鬼神世俗化的宗教觀念和思維特征。；秦人的宗教信仰具有階級性特征，從上層到下層越來越近鬼神，反映了秦人、秦代楚人的宗教意識。劉信芳通過秦簡《日書》和《楚辭》的結合證明屈原及其詩歌與古代宗教的深刻淵源，認為屈原是通過語言藝術表現宗教題材，將現實與宗教境界融為一體的唯一詩人[53]。
在婚姻家庭方面，尹在碩[54]利用《日書》研究了秦的家族類型。太平幸男[55]探討了“室人”和“同居”的區(qū)別，“收”和“免”的實際意義。吳小強在其系列論文[56]中利用《日書》研究了秦代中下層社會的婚姻觀、婦女觀、優(yōu)生意識、人口再生產等問題。其論文《秦簡〈日書〉與秦代社會的生命意識》最能代表他的觀點，認為秦代社會“生殖崇拜”、優(yōu)生意識、胎教觀念及對生命質量的追求，肯定秦漢時代“優(yōu)勝劣汰、自強不息”的生命意識對對提高我國國民素質的現實意義。趙浴沛[57]以《日書》為材料討論了婚姻家庭中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人際關系。
在階級關系方面，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58]一文，對《日書》所反映的奴隸制、奴隸逃亡、婦女命運、田宅私有等問題進行了研究。林劍鳴探討了《日書》與當時吏治的關系，指出《日書》中“捕盜”、“析獄”等內容能指導官吏處理政務并便于官吏了解地方風俗信仰，這也解釋了《日書》為何會和律令同墓出土[59]。賀潤坤[60]利用《日書》研究了秦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的社會階層狀況，并著重探討了“寓人”、“寄者”、“寄人”在當時社會包括哪些人，以及在當時社會上起的重要作用。好并隆司[61]據《日書》探討了秦對楚的統治問題。
在經濟活動方面，賀潤坤在其系列論文[62]中對秦國的作物種類、農業(yè)水利、漁獵業(yè)、六畜飼養(yǎng)業(yè)、林業(yè)及桑麻業(yè)、秦社會中下層人民的衣食狀況作了分析；認為秦民間的防災救災活動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和成效，具有非官方、自發(fā)的民間自救性質，體現人們重鬼神和功利主義思想特征。吳小強研究了《日書》中的五谷六畜、養(yǎng)蠶植樹及商品交易等活動[63]。施偉青探討了秦重農抑商政策下商品經濟較快發(fā)展的原因，并重新評估了重農抑商政策的實際作用[64]。閆喜琴[65]通過《日書》中大量的出行宜忌的文字，分析了秦人重出游的原因，指出出游與道路、食宿、盜賊、醫(yī)療等有關。王子今利用《日書》對秦楚交通狀況作了研究，指出陸路、水路交通普遍、繁榮，出行活動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因素有關[66]。賀潤坤[67]也探討了《日書》中的“行”及相關的社會活動。
社會生活涉及的方面非常廣，除了上面列舉的方面還有其他方面，比如十二生肖問題、醫(yī)學研究等[68]。此外，還有一些綜論多方面問題的作品，如臺灣蒲慕州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69]，對于其中的人際關系、經濟、政治與社會秩序、宗教信仰等都作了詳細論述，值得學者參考。
五 天文歷法
中國古代占候卜筮之術與天文歷法有密切關系[70]。在天文歷法研究方面，學者研究最多的是秦楚歷法、《日書·玄戈》、星宿記日、《日書》中的月星組合關系以及時制問題。
曾憲通首先利用《日書》乙種內容對戰(zhàn)國時代楚地的月名進行探討，分析秦、楚歷法的不同，由此引起對“楚歷”的研究[71]。平勢隆狼、何幼琦、于豪亮、晏昌貴都研究了楚歷問題[72]。
睡簡《日書》中的“玄戈篇”最受關注，饒宗頤、張聞玉、王勝利、張銘洽、王維坤、鄭剛、成家徹郎、劉樂賢等學者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饒宗頤對“玄戈”、“招搖”兩星名做了疏證[73]。張聞玉認為“招搖”與“玄戈”所系的二十八宿，并非與天象有什么關系，不過是利用星象作幌子，給擇日定吉兇披上更神秘的色彩[74]。張銘洽也認為“玄戈”這一部分并不是以天象來占卜吉兇，而是以星宿為名，以星宿與地支十二辰的對應關系為根據來占卜吉兇的[75]。王維坤進一步論述了二十八宿與十二辰、十二次、十二月之間的關系，他通過二十八宿與十二次的互換，實際上已經得出了二十八宿表示方位的結論[76]。鄭剛指出“玄戈篇”中的“招搖”與《淮南·天文訓》的招搖不是一回事，并認為簡文的“招搖”與《星歷考原》所錄的招搖相同[77]。成家徹郎對于“玄戈篇”提出了幾點疑問：二十八宿的星宿名可能表示方位；《日書》中也許實行過二十八宿記日法；《日書》占文為什么沒在星占書中保存下來。劉樂賢明確提出了“玄戈篇”中的星宿表示方位，此篇一是以季節(jié)為依據進行占卜，二是以神煞玄戈為主體以月為單位進行占卜，劉傾向于后一種解釋，并解釋了成家徹郎的第三點疑問[78]。王志平[79]對《日書》中“玄戈篇”進行了探源工作，根據夏歷歲首認為“除篇”的時代要早于“玄戈篇”，且“玄戈篇”內容本為周人文化之遺留。
對于星宿記日問題有些學者也進行了探討，大多數學者承認有二十八宿記日法。例如張聞玉、成家徹郎、劉樂賢[80]一些學者認為云夢秦簡《日書》中有二十八宿記日法，并提出了相關的不同證據。楊巨中[81]認為《日書》“星篇”是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地用二十八宿辨認時令的天文資料。尚民杰《云夢〈日書〉星宿記日探討》探討了古代以二十八宿排列記日方法存在的可能性[82]。
關于十二月份與二十八宿的月星組合關系，大體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它所反映的是當時每年十二個月的日躔位置，如王勝利[83]、成家徹郎[84]；二是它所反映的是太歲紀年法中歲星所在的星宿，如鄭剛[85]、楊巨中[86]、鐘守華[87]。張銘洽、工藤元男也研究了《日書》中的二十八宿問題[88]。
時制問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對于十六時制存不存在的問題，學者意見不一。于豪亮[89]利用《日書》資料將十二時制上溯到春秋戰(zhàn)國，承認十六時制的存在，并且他推斷秦漢民間普遍使用十六時制，十二時制只為歷法家等少數人使用。張聞玉不承認“十六時制”的存在，雖然承認王充是用日月行度解釋晝夜長短分度十六分制，但這并不能證明有一種十六時的紀時制度存在[90]。王勝利不同意張文的觀點，認為當時有一種分一晝夜為十六時的記時制度[91]。尚民杰、宋會群、李振宏、李解民等一些學者都認為睡簡《日書》中存在十六時制[92]。
結語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出土文獻，睡簡《日書》是出土較早、保存較完整的資料，研究成果眾多；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還是存在很多問題，需要以后學者注意。
1.需要結合其它地方出土的《日書》進行綜合研究。睡簡《日書》雖較為完整、但年代久遠仍有一些缺失的部分，可以結合九店楚簡、天水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等《日書》來進行研究，可以彌補各自的缺失，同時有助于理解《日書》中晦澀難懂的術語。
2.扎實做好基本功，研究睡簡《日書》研究薄弱的內容。睡簡《日書》研究較多、成果較豐富的是社會生活方面，而語言文字、數術、宗教思想、天文歷法方面雖有研究但仍有待進一步加強。
3.需要結合傳世文獻進行研究。可以結合傳世文獻來理解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內容，也可以通過《日書》資料來辨別傳世文獻的真?zhèn)危龅礁玫摹搬尮拧?，兩者互相印證、補充，為研究中國古代史服務。
4.審慎對待睡虎地秦簡《日書》的文獻價值。雖然《日書》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面，但它畢竟是卜筮類書籍，不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寫真。
[1]饒宗頤、曾憲通：《云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岳麓書社2000年；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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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稿日期爲2014年10月11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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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yun 在 2014/10/13 20:23:47 評價道：第1樓
雖然不明白作者說了啥，但還是感覺結語口氣很厲害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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