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先王與夏殷之鑒：清華竹簡《厚父》與《尚書》篇目之比較稿
（首發(fā)）
楊家剛
據(jù)劉國忠[1]先生介紹，《清華大學(xué)藏戰(zhàn)國竹簡（伍）》將收入《厚父》、《封許之命》、《命訓(xùn)》、《殷高宗問于三壽》、《湯居湯丘》、《湯在啻門》六篇文獻，而據(jù)李學(xué)勤[2]先生與程浩[3]等介紹，《厚父》爲《書》之佚篇，嘗經(jīng)孟子所引，謂之“《書》曰”。因斯輯不日將刊佈，今僅就目前所見片語略論一二，權(quán)作引玉之磚，亦望識者不吝拍磚。
一、追述先王之比較與《厚父》時代
據(jù)李學(xué)勤先生《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4]介紹：
厚父在回答詢問時，回顧了夏朝始建以來的歷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以庶民惟政之恭”，而到了他稱之爲“慝（意思是惡）王”的桀，竟然背棄先王的“典型”，“顛覆厥德，沉湎於非彝（彝意爲常道）”，終歸滅亡，這是歷史的教訓(xùn)。[5]
與此相似，傳世《尚書·無逸》篇記載周公追述歷代商王與周文王之行事，以告誡成王“其監(jiān)于茲”，一述夏王，二述商王，則二篇可相比較研究，爲便論列，茲引《無逸》相關(guān)章節(jié)如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萦谑瘢桓椅牿姽?。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蚴辏蚱甙四辏蛭辶?，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杖彳补В瑧驯Ｐ∶?，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SPAN>[6]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7]，屈萬里先生《漢石經(jīng)尚書殘字集證》卷二[8]與《尚書集釋》[9]，顧頡剛、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10]等依《隸釋》卷十四所載漢石經(jīng)碑殘字校之，皆主張“祖甲”當作“太宗”，其章句居中宗句前，當從之。故周公所歷述者，爲商代太宗太甲、中宗祖乙[11]、高宗武丁三王，並以周文王論列。而周公於《尚書》其他篇章亦有追述商代先王之文句，然多加簡括，較少史實。如《康誥》言：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xùn)。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酒誥》言：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jīng)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梓材》言：
自古王若茲，監(jiān)罔攸辟。
《多士》言：
我聞曰：‘上帝引逸?！?U>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多方》言：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nèi)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乂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外，《召誥》云：
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可見諸篇之中，以《無逸》所述尤翔實，而《厚父》體例與之近似。其所異者，諸篇多言“天”，言“帝”，言“命”，至觀《無逸》通篇，言“人”，言“民”，僅一處言“天”，曰“乃非民攸訓(xùn)，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而據(jù)李先生文章介紹，“厚父在回答詢問時，回顧了夏朝始建以來的歷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同時，篇中有關(guān)於“天命”之敘述[12]，程浩文章轉(zhuǎn)引趙平安先生所引簡文有：
“帝亦弗恐啟之經(jīng)德少”；
咎繇“茲咸有神，能格于上”；
夏之慝王不若先哲王能“知天之畏”，因此“乃墜厥命”；
王説厚父的高祖“克憲皇天之政功”。[13]
可見《厚父》言“天”，言“帝”，言“命”等，其思想更近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而與《無逸》稍異。僅就天命觀念而言，《厚父》之著作時代當早於《無逸》。
顧頡剛先生嘗將梅獻本《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相應(yīng)之二十八篇（即學(xué)界通稱“《今文尚書》”）分爲三組，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屬第一組（十三篇），言：“這一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爲真?！倍浴稛o逸》屬第二組（十二篇），言：“這一組，有的是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觀念很重，不似那時的思想。這或者是后世的僞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真古文經(jīng)過翻譯，均説不定。不過決是東周間的作品。”[14]劉起釪先生於《尚書校釋譯論·無逸》篇論其時代當在《國語》之前，然“於傳習(xí)中迭經(jīng)轉(zhuǎn)述”[15]。今觀《厚父》之文辭與思想，當與《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相近。
同時，李先生文章言此篇曾爲孟子所引，見於《孟子·梁惠王下》，言：“《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16]而《厚父》簡文作“古天降下民，設(shè)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下民?！睙o論“寵”民或“下民”，皆曰“助上帝”，而其先又言“天”，可見天命觀念濃重。
《孟子》引文將“”字誤讀爲“寵”字，適可反證《厚父》天命觀念之重。如李學(xué)勤先生所注，“”者，治也，而《孟子》引文作“寵”字亦通，言“寵之”者，如依《厚文》簡文之對文，當爲“寵下民”之省，“寵”者，幸也，梅賾獻本《尚書·泰誓》相關(guān)文句之傳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可爲助解。既曰“寵之”，則以民爲重，謂天寵下民而天意在民也，如《左傳·桓公六年》季梁謂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保蹠x］杜預(yù)注云：“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17]又《左傳·僖公十九年》載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18]又《左傳·襄公十八年》載中行獻子禱曰：“齊環(huán)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保蹠x］杜預(yù)注云：“神主，民也。謂數(shù)伐魯，殘民人。”[19]可見縱然《孟子》引文已偏離其本義，而於戰(zhàn)國重民觀念風行之後，將“”字誤讀爲“寵”字，孟子本人並無疑義，反適可爲其仁政主張所用，以證前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語，順理成章。而《厚父》以“天降下民，設(shè)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下民”者，其觀念較《孟子》引文更爲古樸。
此外，《厚父》所論爲夏事，而“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20]，故其所論當以其先代口傳史跡爲依托，此亦可由《禮記·表記》所云證之，《表記》云：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SPAN>
可見周人觀念中夏代之風貌，而《厚父》天命觀念當有先代之淵源。
即便《厚父》篇天命觀念較重，因其爲厚父追述先代，故已有厚父之時代印記在焉，此由《厚父》之重民、敬德觀念可見。如李先生文章介紹：
篇中有關(guān)“天命”“德”“民”等敘述，與傳世《尚書》中《周書》各篇的思想類似。特別突出的，是《厚父》強調(diào)了“民心”。簡文認為“民心難測”，民心的向背，關(guān)鍵在于“司民”者即君長官員們能否“好學(xué)明德”。其實“民心”本來是好的，蘊藏著天賦的“德”，“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硃”，有待“司民”者去引導(dǎo)啟迪。這種富于哲學(xué)意味的觀點，與后來儒家的性善論顯然有呼應(yīng)之處。[21]
又如程浩文章介紹：
由於《厚父》篇的主旨爲王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因此該篇充斥著當時流行的一些統(tǒng)治思想與治國理念。簡文開篇説“帝亦弗恐啟之經(jīng)德少”，厚父在與王的對話中也是先追憶了夏之慝王“顛覆厥德”導(dǎo)致“亡厥邦”，而後王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梢娫诋敃r存在著濃郁的“敬德”思想。
可見本篇之前提即爲“王”依自己之理解“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此後“王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故篇中之“王”於接納厚父所追述之夏代史跡之時已然先入爲主，以“德”之觀念接納並評價夏代史事，可見其對話背景即爲重民、敬德觀念風行之後，而此類觀念爲商周鼎革之後周人所盛道者。
此外，《厚父》言“以庶民惟政之恭”，以論夏王，《無逸》言“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論文王，又言“以萬民惟正之供”以戒後王。而《無逸》之“以庶邦惟正之供”，《國語·楚語上》引作“惟政之恭”，《後漢書·郅惲傳》注引作“
萬人惟政之共”，可見與《厚父》之“以庶民惟政之恭”相通，而一論文王，一論夏王，亦可見其言辭之相近，以及於當時語境下二者於敬德觀念中形象之相近。又因厚父是以當時言辭追述夏代史事，故《厚父》之語言時代當與《無逸》相近。
淵源於夏代之《甘誓》亦見有“恭”字用於政事，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與《厚父》所言“以庶民惟政之恭”相較，則前者天命觀念濃重，後者敬德觀念顯明，可見其與《甘誓》言辭之異處。
李先生文章言，根據(jù)《厚父》篇簡文，“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後裔。至于問政於厚父的王應(yīng)該是商湯還是周武王尚待研究”[22]，而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23]結(jié)合治國理念等方面已論此篇當爲周代文獻，筆者以爲于此未見整理報告之時，其説可從。
程浩文章又疑《厚父》爲武王與厚父對話，今僅就其天命思想而論，《厚父》文本時代當早於《無逸》，至於篇中之“王”爲武王或成王抑或周公代宣成王命，以及其時代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之先後，尚待整理報告刊佈始得進一步探研。
二、夏殷之鑒與周代改述
夏殷之鑒爲周初統(tǒng)治者於吸取夏殷滅亡教訓(xùn)基礎(chǔ)上所提出之新命題，故上古典籍中每多見稱道。如《詩經(jīng)·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召誥》云：“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P>
就傳世典籍而觀，殷鑒材料眾而夏鑒材料鮮少，今《厚父》篇出，雖爲厚父追述夏之史事，然其目的並非陳述史跡，實則爲篇中之“王”表述歷史經(jīng)驗，故可爲夏鑒之重要材料，亦可證《尚書·召誥》所云“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之信而有徵。
然即便如此，《厚父》作爲夏鑒之材料亦絶非夏代歷史之純粹表述，而有周代影響之痕跡在焉。如李先生介紹：
厚父在回答詢問時，回顧了夏朝始建以來的歷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以庶民惟政之恭”，而到了他稱之為“慝（意思是惡）王”的桀，竟然背棄先王的“典型”，“顛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彝意為常道）”，終歸滅亡，這是歷史的教訓(xùn)。[24]
如眾所知，夏代諸王，絶非僅夏桀一人背棄先王“典型”，“顛覆厥德，沉湎于非彝”，最著者如太康失邦，五子而歌，又如“孔甲亂夏，九世而殞”，即便開代君主，如夏啓者，其歷史形象亦絶非純粹聖王形象。如《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以爲即《五子之歌》），而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庇秩纭陡适摹罚ā赌印芬誀憽队硎摹罚┰疲骸坝妹?，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則爲強權(quán)壓迫之君主形象，似更近於史實。
而《厚父》篇中之“王”基於敬德觀念“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 [25]，如此，篇中之“王”所接納之夏代史事必然有當時“敬德”思想之烙印，可見時代觀念對前代歷史表述之影響。
就《尚書·周書》諸篇所追述殷商先王而論，由甲骨文可見，殷商鬼神崇拜風行，略如《禮記·表記》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蕩而不靜，勝而無恥”，然周公所追述之殷商先哲王，如《康誥》、《酒誥》、《梓材》、《多士》、《多方》諸篇，除敬事上天之外，率皆如《多方》所言“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明德慎罰”已是周代觀念，而諸王並無鬼神崇拜之氣象。
同時，如周公一再所稱述之殷商先王，劉起釪先生於《尚書校釋譯論·無逸》篇論曰：
何以這篇同樣是周公的話，而殷的賢王只縮成了太宗、中宗、高宗三位，其餘的連同帝乙在內(nèi)，竟都成了“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的人呢？這可見本篇文字與周公原語不一致。[26]
可見周代觀念對殷商歷史之改造。
故周代一面以夏殷之亡引爲鏡鑒，並以其純粹歷史客體作爲追述對象與論述基礎(chǔ)，另一面又吸收利用並迭加改造，以改造後之觀念作爲歷史依據(jù)以戒勉今世，故其歷史事實已無關(guān)緊要，尤其表現(xiàn)爲重點突出某一人或幾人之盛德或元惡，如《厚父》之咎繇、啓與慝王，或《酒誥》、《多士》等篇之成湯，或《無逸》篇之殷代三宗，從而成爲觀念史之材料，以更便於接納、稱述與認識先代史，而此與《尚書·堯典》對堯舜史事之改造相近。究其因，一則爲周初統(tǒng)治者依托其話語權(quán)之主動改造，二則爲周代“敬德保民”觀念風行之後，人之歷史觀念不自覺受其影響，從而重構(gòu)先代之史，前者如周公、召公，后者如厚父其人與《無逸》文本之改造。
而正因周代有周公、召公、微子、厚父等賢臣省思夏商之亡由，周代始由夏商天命鬼神之觀念發(fā)展出重民敬德之政治傳統(tǒng)，並將重心移向后者，“以庶民惟政之恭”，以保惠於民，夏商之“天”或“上帝”僅成爲“受命”、“保民”之法理來源?；洞苏蝹鹘y(tǒng)，周之基業(yè)始得穩(wěn)固。而“以史爲鑒”者，殆爲恒遠之命題。
2014年10月22日14：53于心齋立題
2014年12月30日夜至2015年1月5日10：37成稿
[1] 據(jù)劉國忠先生2014年11月7日于邯鄲學(xué)院所作學(xué)術(shù)報告《清華簡整理與研究》。
[2]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3] 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出土文獻》第五輯。又此文參考文獻有“趙平安：《〈厚父〉的性質(zhì)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0期”，並言“2014年第10期《文物》雜誌刊出了系列文章，對清華簡第五輯整理報告擬收録的幾篇竹書進行了詳細介紹”，今核已刊《文物》2014年第10期，並無上述文章，而第10期所列下期文章預(yù)告兩條亦無。所見有趙平安先生2014年7月23日至26日于“中國文字學(xué)研究與發(fā)展高層論壇暨中國文字學(xué)會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所作報告，題爲《〈厚父〉的性質(zhì)及其蘊含的夏的歷史文化》，與上題僅一字之差，疑《文物》雜誌之本尚未刊出。
[4]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5] 本文引《厚父》簡文皆據(jù)：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出土文獻》第五輯（轉(zhuǎn)引趙平安《〈厚父〉的性質(zhì)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所刊簡文）。釋文皆從寛釋。
[6] 本文《尚書》引文與句讀皆據(jù)十三經(jīng)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jīng)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此外，蔣天樞先生所?！稛o逸》章句並句讀與此多異，因不涉本文所論，不贅。
[7]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本，1995年。
[8] 屈萬里：《漢石經(jīng)尚書殘字集證》卷二，屈萬里著，《屈萬里全集》第10種，第二輯，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年7月，第20至22頁。
[9] 屈萬里：《尚書集釋》，李偉泰、周鳳五校，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8月，第202至203頁。
[10]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月，第1532至1533頁。
[11] 舊從《史記·殷本紀》與《漢書》引劉歆説，以中宗爲太戊，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據(jù)甲骨文始證中宗爲祖乙，其後學(xué)界皆從之。
[12]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13] 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出土文獻》第五輯（轉(zhuǎn)引趙平安《〈厚父〉的性質(zhì)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所刊簡文）。
[14] 顧頡剛：《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第201至202頁。
[15]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月，第1549頁。
[16] 十三經(jīng)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jīng)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第45頁。
[17] 《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第201頁。
[18] 《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第452頁。
[19] 《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第1088頁。
[20]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21]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22]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23] 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出土文獻》第五輯。
[24] 李學(xué)勤：《清華簡又發(fā)現(xiàn)珍貴的〈尚書〉佚篇》，《中國教育報》2014年7月18日。
[25] 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説》，《出土文獻》第五輯。
[26]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月，第1548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月5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5年1月5日。
點擊下載附件：
-
程浩 在 2015/1/5 23:55:01 評價道：第1樓
楊先生大作拜讀，深受啟發(fā)。然而由于我個人的失誤造成了一些誤導(dǎo)，是我必須向楊先生道歉的。小文刊布在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wǎng)站的版本，系去年8月份撰寫的初稿，之后提交《出土文獻》第五輯時做了些許調(diào)整（已向網(wǎng)站管理員申請?zhí)鎿Q）。這其中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趙平安先生文章實際發(fā)表在《文物》2014年第12期（今天已經(jīng)看到樣刊），李學(xué)勤先生文章篇名實為《清華簡再現(xiàn)<尚書>佚篇》，發(fā)表在2014年9月5日的《中國教育報》上。楊先生可能受小文舊版影響，對腳注的處理并不完全準確，這個責任應(yīng)該由我來負。
-
楊家剛 在 2015/1/6 12:52:19 評價道：第2樓
非常感謝程先生的説明，其實應(yīng)該向您道歉，由於未拿到《出土文獻》第五輯之紙刊加以校核，誤以爲與網(wǎng)站版本相同，同時，李先生的文章已刊出，由于我個人粗心大意，也未注意標題變更，導(dǎo)致腳注錯誤，責任實在我，在此也一並向李先生道歉。此外，第二部分所引《國語·周語下》之句當作“孔甲亂夏，四世而隕”，文中部分文字爲簡體，未能統(tǒng)一，在此向大家致歉。由此，想必拙稿還有種種訛誤，甚至觀點紕謬，還望諸先生賢明不吝賜正。
Copyright 2008-2018復(fù)旦大學(xué)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權(quán)所有 滬ICP備10035774號 地址：復(fù)旦大學(xué)光華樓西主樓27樓 郵編：200433
感謝上海屹超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提供技術(shù)支持
總訪問量：9410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