籀文時代問題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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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蕓鑫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籀文一詞指的是《史籀篇》中的文字。對于《史籀篇》的作者及其時代，從漢代至清代的記載都承《漢書·藝文志》西周宣王太史之說。而自民國以來，隨著新思潮的興起與出土文字的大量發(fā)現(xiàn)，有一批學者提出新說，也有一批學者堅持舊說，目前仍無定論。
一、漢代至清代的相關(guān)記述
《史籀篇》最早的著錄見于《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的小學類：“《史籀》十五篇?！弊宰ⅲ骸爸苄跆纷鞔笞迤?，建武時亡六篇矣?！?a title="" name="_ednref1" href="#_edn1">[1]小學類序中又言：“《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a title="" name="_ednref2" href="#_edn2">[2]
許慎《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3]“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a title="" name="_ednref4" href="#_edn4">[4]道明作者名籀，且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礎上“或頗省改”而成的。
《隋書·經(jīng)籍志》經(jīng)部小學類不著錄《史籀篇》。小學類序：“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jīng)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a title="" name="_ednref5" href="#_edn5">[5]“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6]以后的目錄皆不著錄《史籀篇》，說明在唐以前此書已亡失。
應劭《漢書注》、魏收《魏書·江式傳》、張懷瓘《書斷》、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漢簡》皆作“太史史籀”，即以其人姓史名籀。
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于“《史籀》十五篇”條下言：“《說文敘》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幜质显唬骸笞鲇谑肤?，戰(zhàn)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菩仍唬骸胤僭姇?，惟《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畧傳字體而已?！ń癜矗骸墩f文》引王育說。）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壊自籀始。衛(wèi)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安帝年十嵗，好學史書?！稘h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嵗爲尚書郎。歐陽公指石鼔爲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于手中。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nèi)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nèi)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剡奏也。）[7]是沿襲應劭之說，謂《漢書》中的“史書”為籀書。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于“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一句下注：“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稘h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宰ⅲ骸苄醮笫纷鞔笞迤！衷疲骸妒肤ζ氛?，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然則其姓不詳。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顔師古及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汗簡》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jù)。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傳征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斯盼亩之斠谞懘笞?。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于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數(shù)不可知?！段韭伞分S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爲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爲二體，尤爲非是。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凡《漢書·元帝紀》《王尊傳》《嚴延年傳》《西域傳》之馮嫽，《后漢書·皇后紀》之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或云‘善史書’，或云‘能史書’，皆謂便習隸書，適于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而自應仲遠注《漢》，已云‘史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爲繆解。許稱《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瘎略疲骸妒菲纷x與缶同?！ο略疲骸妒菲芬誀懸??！字妒菲凡煌捷d篆形，亦有說解。班《志》云：‘建武時亡六篇?！菩仍疲骸ㄎ渲蝎@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許蓋取王育說與？”[8]段玉裁的主要觀點有：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jù)；許慎“與古文或異”之“或”字，說明小篆與籀文“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又提出“諷籀書九千字”的“籀”字訓讀書，不謂籀文有九千字。段玉裁還駁斥了“籀文亦名《史書》”的觀點。此外，據(jù)《說文》中許慎三次提到《史篇》的情況，可知其不光載篆形，也有說解。
總之，從漢代至清代，學者對于《史籀篇》的時代并無異議，爭論只在史籀其人之姓名，其書之字數(shù)、別名等方面。
二．民國以來的觀點
晚清吳大澂、陳介淇為《說文古籀補》作序時，都提到籀文中有一些字年代較晚，與西周金文不類。甲骨文發(fā)現(xiàn)后，羅振玉比較了殷周古文字材料與《說文解字》所收的古、籀文，提出：“大篆者蓋因商周文字之舊，小篆者又因大篆之舊，非大篆軔于史籀，小篆軔于相斯也?！?a title="" name="_ednref9" href="#_edn9">[9]打破了史籀創(chuàng)造籀文之說。其后遂有王國維、唐蘭等學者提出新說，也有一批學者堅持舊說。有調(diào)和兩派的說法，但大體上學者們的觀點是分為兩派的。
1.戰(zhàn)國文字說
最早明確提出戰(zhàn)國文字說的是王國維先生，著作有《史籀篇疏證》《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他在《史籀篇疏證序》中，提出“二疑三斷”。疑者之一，“籀”訓讀，“太史籀書”乃周世成語，以首句名篇，非周宣王太史之名。疑者之二，關(guān)于《史籀篇》的時代：“《史篇》文字就其見于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復，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guī)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起秦刻石，與篆文極近?！?a title="" name="_ednref10" href="#_edn10">[10]又言戰(zhàn)國時秦文字（大良造鞅銅量、大良造鞅戟、新郪虎符、詛楚文）多同篆文，認為：“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粍t《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后，春秋戰(zhàn)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或同于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時之書?！?a title="" name="_ednref11" href="#_edn11">[11]“三斷”者，其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乃取當時通行字體編纂而成，贊同羅振玉之說。其二，《史篇》字數(shù)無九千字，張懷瓘《書斷》之說乃誤讀《說文敘》。其三，關(guān)于《史篇》文體，段玉裁所舉三事不足證其有說解，《史篇》體例當如《倉頡》諸篇，或為四字一句。
其后，王國維又撰《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進一步明確戰(zhàn)國時東西文字之差異：“故古文籀文者，乃戰(zhàn)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a title="" name="_ednref12" href="#_edn12">[12]
針對王國維的《說文》古文乃東方六國文字之說，錢玄同、容庚提出異議，懷疑壁中古文是偽書。王國維因又作書答覆，進一步明確自己所言“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乃專指戰(zhàn)國而言，不得以春秋金文來印證，以及運用出土文字比較時需注意區(qū)分器物性質(zhì)。
總之，王國維認為《史籀篇》乃春秋戰(zhàn)國見秦人所作之書，籀文僅流行于秦地而不行于東方諸國。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周壽昌說，周推測史籀乃《漢書·古今人表》之“史留”，然史留的時代與周宣王不符，故王先謙補充道：“周說近之，而表次時代稍后?！?a title="" name="_ednref13" href="#_edn13">[13]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亦言：“余嘗考《漢書人表》有史留，其時代當于六國之際，因疑《史籀》即史留所作，乃六國時人所纂之字書，后人因以名其書，其文字乃糅雜商周六國諸體為之?！?a title="" name="_ednref14" href="#_edn14">[14]并且運用統(tǒng)計法，將《說文》籀文之同于甲骨、金石、陶璽文字者，一一排比出來，結(jié)果在三十八個字中“合于商周文者十之六，合于六國者十之四”，于是得出結(jié)論：“此可證明《史籀篇》為六國文字興起以后之字書無疑。”[15]但何以因“合于六國者十之四”可證《史籀篇》為六國文字興起以后之字書，似乎并沒有具體說明。
唐蘭先生也主張“史籀”及“史留”，且認為“周宣王”應作“周元王”。他說：“其實<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正是《史籀篇》的準確時代，我疑心<藝文志>注里面的周宣王應該是周元王，元跟宣音近而誤，后來凡說宣王，都受這個誤字的影響，只改正這一個字，那末，史留就是史籀，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a title="" name="_ednref16" href="#_edn16">[16]此說固然高妙，但若說“宣”字乃“元”字之誤，亦無確證，只是猜測而已。唐蘭先生還提出，籀文形體繁復，與西周厲宣期文字不一樣，而與春秋到戰(zhàn)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屬這一系。
蔣善國先生在《漢字形體學》中將籀文的形體特點說得更為明確：“籀文的特點是形體繁疊（據(jù)《說文》所載籀文看），跟石鼓文相近，但石鼓文的字體絕不是宣王時候的字體。如虢季子白盤是宣王十二年作器，里面沒有什麼繁疊的字體，……據(jù)這點看，在周宣王的時候，漢字還沒有發(fā)展到籀文的繁疊形式，這種繁疊形式，大約非到了春秋、戰(zhàn)國間不能出現(xiàn)。”[17]蔣先生認為，“《說文》所收的古文是戰(zhàn)國末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禁《詩》、《書》以前民間通用的文字，籀文是春秋、戰(zhàn)國間教學童的字書，結(jié)構(gòu)大致相同，只是籀文比古文有些繁疊罷了?？墒侨绨阳ξ牡姆悲B部分去掉，不就跟古文一樣了嗎？”[18]他認為古、籀時代大致相同，籀文比古文稍早，“可是不論怎樣早，也不能超過春秋、戰(zhàn)國間”[19]，二者的差別只是繁簡的不同。但是，蔣先生在書中只舉了少數(shù)幾個例子，還不能斷定這是普遍的規(guī)律。且漢字形體演變的大趨勢是由繁到簡，何以繁復的籀文必須到了春秋、戰(zhàn)國才能出現(xiàn)，理由并不充足。
唐蘭、蔣善國先生都同意戰(zhàn)國說，但沒有講籀文單通行于秦地，相對于王氏來說比較謹慎。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中也認為古文與籀文不能完全隔緣，列舉了部分六國文字與籀文相合的情況，認為籀文并非秦國專用的文字，提出籀文乃是西周延及戰(zhàn)國各種文字的混合體。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一文通過字形的考查，證明籀文與戰(zhàn)國文字關(guān)系更密切，但修正了王氏之說，推測“《史籀篇》是由春秋戰(zhàn)國之際東周王室的史官編成的，作為‘欽定’貴族子弟教科書，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規(guī)范當時文字的作用”[20]。鑒于籀文里有一部分與秦文字相合，也有一部分與東土文字相合，而東周王室居于二者之間，作者提出《史籀篇》是東周王室史官編纂的字書，是一種調(diào)和的說法。
總之，主張籀文為戰(zhàn)國文字的學者，理由主要是籀文的形體與篆文及春秋戰(zhàn)國銅器文字相近，由此前提產(chǎn)生《史籀篇》作者可能是戰(zhàn)國的“史留”等推論。至于籀文是否單行于秦國、史籀是否人名，看法并不一致。
2.堅持舊說者
王國維先生懷疑史籀非人名，乃漢人誤解首句。此說引起了一些爭辯。高亨《史籀篇作者考》一文中就認為，古人作書每提及作者官職姓名，班、許通儒，當不至于盲從臆測。主張史籀為周宣幽時人。他說：“蓋班許并以籀為周宣王太史，其人名、官名、時代，章明鑿塙如此。班本良史，許亦通儒，必非盲從臆測，竊疑其言即本于《史籀篇》也。古人作書，間或纂其名與其官于其書內(nèi)，此種風習，西周宣幽之世實嘗有之?！瓌t籀作《史籀篇》殆曾將其名與官纂入文內(nèi)，如：“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之例，故后人名其書曰“史籀篇”，班、許因曰太史籀所作也?！?a title="" name="_ednref21" href="#_edn21">[21]此種猜測雖無確證，但也指出王國維懷疑漢人誤解之說不可靠。高亨先生進一步推測史籀乃《漢書·古今人表》中的“內(nèi)史掫子”，也就是《詩經(jīng)·小雅·十月之交》“棸子內(nèi)史，蹶維趣馬”的棸子。籀、掫、棸音近可通假，而內(nèi)史官職與太史相近，故高亨先生推論太史籀與內(nèi)史掫子可能為一人，歷仕宣、幽兩朝，由太史轉(zhuǎn)任內(nèi)史，《漢書·古今人表》所載乃后任之官職。高亨先生在《文字學形義概論》一書中重申此觀點，同時又認為，《史籀篇》作者雖為西周太史，但書成不久西周即被滅，故地為秦國所有，因此籀文字體不行于西周，反行于春秋戰(zhàn)國之秦國。
潘重規(guī)先生也認為，王氏憑“古者讀書皆史事”及“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遂假定《史籀篇》首句為“太史籀書”，又以自己假設之前提斷言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22]，其說不能成立?！凹垂萌缤跏现?，以‘太史籀書’為《史籀篇》之首句，亦難斷指為漢人誤認作者之確證。蓋王氏所謂漢人，即校讎著錄之劉班諸氏，王氏謂《倉頡篇》首當為‘倉頡作書’，而劉班諸氏既為誤認為倉頡所作，則亦不至誤認太史籀書為太史籀所作之書，更不致毫無根據(jù)，貿(mào)然指史籀為周宣王之太史?！?a title="" name="_ednref23" href="#_edn23">[23]又據(jù)《漢書·藝文志》體例，如不知作者名氏時代，當闕或出疑似之詞，不至纔觀首句便作孟浪之談。
裘錫圭先生也堅持舊說，認為王、唐二家之說缺乏充足的根據(jù)。理由是，首先，“籀文的字形并非全部具有繁復的特點，有些籀文比后來的小篆更為簡單”[24]，而“至于那些比較繁復的字，其構(gòu)造往往跟商代和西周文字相合”[25]，即使“籀文里有些很象是在較晚的時候有意加繁的字，其實也有相當古老的淵源”[26]。裘先生說：“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較早的古文字資料里尚未發(fā)現(xiàn)。但是我們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資料很有限，不能因為在現(xiàn)有的較早資料里看不到這些字，就斷定它們在當時還不存在。所以我們認為把籀文的時代推遲是缺乏充分根據(jù)的。與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測之說，還不如相信去古未遠的漢代人的舊說?！?a title="" name="_ednref27" href="#_edn27">[27]裘先生還指出，《史籀篇》的字形在由西周到東漢的傳寫過程中，會受到較晚的寫法的一些影響，發(fā)生訛誤。同時，秦國文字比較保守是公認的，那么西周的籀文與秦國文字多相合也是自然的事。裘先生又舉出春秋戰(zhàn)國時代秦以外國家的文字里有些寫法較特殊的字形跟籀文相合，這也說明《史籀篇》非秦人所作的專用于秦地的字書。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館所藏的
鼎的銘文中有“史留”，唐蘭先生認為就是史籀，說：“鼎銘中的‘史留’就是‘史籀’，他是周宣王時太史，鼎的時代應定為厲宣?！?a title="" name="_ednref28" href="#_edn28">[28]此時唐先生的看法有了變化。劉啓益等將銘文中“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定為周厲王十九年。陳佩芬認為：“史留任職于厲王之世，經(jīng)共和而至宣王初世，其間任期有三十多年，則史留在厲世為史，至宣世為太史而有升遷。”[[29]]
林素清先生《<說文>古籀文重探》一文中對王國維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同意王氏戰(zhàn)國時古籀分用、籀文與秦文接近的觀點，但認為《漢書·藝文志》之說不能輕易推翻。理由主要是：籀文字形上較為繁疊，經(jīng)字形比較，與西周文字更為接近，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相符；由鼎銘可知厲宣時確有史留其人；“那么，在未能見到足以證明史籀絕非人名的堅強證據(jù)前，‘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之說，是不能輕易推翻的?！?a title="" name="_ednref30" href="#_edn30">[30]
總之，主張堅持舊說的學者的主要理由乃是漢人去古未遠、比較可信；西周有“內(nèi)史掫子”“棸子”和“史留”，可能是《史籀篇》作者；從形體上，籀文與西周文字聯(lián)系密切；最后，出于審慎的態(tài)度，如無確鑿證據(jù)，不能輕易推翻舊說。
三、評述
兩派學者的觀點，有一部分根源在于思想傾向上的區(qū)別，即“疑古”還是“信古”[31]。正如葛兆光所言，以顧頡剛、張心澂爲代表的疑古派的預設，“就是凡未經(jīng)證明的歷史文獻，可能都有問題”，類似刑法中的“有罪推定”[32]。而“信古派”的邏輯是：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jù)可以推翻舊說，我們還是應該繼續(xù)相信傳統(tǒng)的觀點，類似“無罪推定”。在籀文的時代問題上，裘錫圭和林素清等先生的觀點就類似“信古派”，即認爲如果沒有確鑿證據(jù)，還是要繼續(xù)相信《漢書·藝文志》的說法。今日的文史學界還在徘徊于是否要“走出疑古時代”，在前提預設上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這是導致此問題上觀點分歧的重要原因。單純地“疑古”或者“信古”，可能都有問題。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多，學界已經(jīng)認識到古代文獻，尤其是先秦文獻，形成的過程是歷經(jīng)多人之手不斷修改、增刪的過程，因此時代問題和著作權(quán)問題都很難說。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一些概念。比如，我們所說的《史籀篇》的年代是指剛開始寫作的年代，還是已經(jīng)定型的年代？如果根據(jù)《說文解字》中的籀文來研究的話，所指的應該是許慎所看到的漢代的本子成型的年代。我們所說的《史籀篇》的作者，是指最開始作《史籀篇》的人，還是大規(guī)模增補《史籀篇》的人，或者最后改定《史籀篇》的人呢？既然古書大多不成于一時一人，那麼《史籀篇》的作者似乎難以考定，也不一定有必要坐實為某一個人。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注意到，籀文的性質(zhì)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古文字。像甲骨文、金文這些文字，被刻上去之后就不會再變化了；而籀文既然是指《史籀篇》中的文字，就同時具有傳世文獻的性質(zhì)，在流傳過程中是會被人增刪、修改的，因此籀文的面貌會發(fā)生改變。所以，應該擺脫過去那種將籀文或《史籀篇》看作一人一時的作品的觀點，在古代文獻流傳的視野下去看待這個問題。
兩派學者之所以在籀文的形體上作出不同的論斷，主要是因為籀文的過渡性比較強，一方面繼承了西周文字的特點，一方面又有接近戰(zhàn)國文字和小篆的地方。籀文與秦國文字相合之處較多，但秦國文字本來就繼承西周文字，比較保守，據(jù)此既可以說籀文與西周文字接近，也可以說與戰(zhàn)國文字接近，其實都可以說通。文字的發(fā)展本來就是漸進的過程，必然與前后的文字都有承繼關(guān)系。王國維就說：“若謂其字頗或同于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時之書?！?a title="" name="_ednref33" href="#_edn33">[33]
根據(jù)上文所述，兩派觀點的不同，主要在于籀文的形體到底是與西周文字還是與戰(zhàn)國文字、小篆關(guān)系更密切。至于《史籀篇》的作者、體例等問題，都是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推測。比如“史留”，按《漢書·古今人表》放在戰(zhàn)國之際，而斷代在西周的
鼎銘亦有“史留”，文獻又有“內(nèi)史掫子”“棸子內(nèi)史”，古人名字相近者多，據(jù)此不足以確定《史籀篇》時代。根據(jù)目前所有的材料，關(guān)鍵還在于《說文》所載的二百多個籀文。但是，這些籀文只占《史籀篇》文字的小部分，即使將這部分籀文的形體特點認識清楚，也不足以斷定整個《史籀篇》的年代。若果真如王國維所說，“《史籀》十五篇，文成數(shù)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34]，則其余的大部分文字是與篆文相同的，那么即使這二百二十余字與西周文字更接近，整個《史籀篇》中卻更可能是戰(zhàn)國文字多了。因此，在沒有其他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研究《說文》所載的二百二十多字，就這部分籀文的形體特點做一個判斷。
筆者認為，今后的研究者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分析籀文的形體特征：
第一，表音的程度。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早已提出，古文字發(fā)展的過程中，由表意為主發(fā)展到表音為主，存在一個形聲字大量增加的階段。因此，我們可以運用“六書”理論，考察籀文中形聲字的發(fā)展趨勢，分別與西周文字和小篆作比較。
第二，構(gòu)形系統(tǒng)的嚴密程度。根據(jù)王寧先生《漢字構(gòu)形學講座》中的理論，漢字構(gòu)形系統(tǒng)的嚴密化，從東周開始。構(gòu)形的嚴密程度可從如下幾個角度觀察：首先，形位數(shù)量與總字數(shù)的比例，比例越低，形位的組構(gòu)能量越大、構(gòu)形系統(tǒng)越嚴密；其次，構(gòu)形模式越單純，構(gòu)形系統(tǒng)越嚴密，甲骨文有十種構(gòu)型模式，小篆則基本只有四種；第三，層次結(jié)構(gòu)的比例越高，系統(tǒng)越嚴密，平面結(jié)構(gòu)越多越不嚴密；第四，異寫字與異構(gòu)字的比例越小，越規(guī)整，構(gòu)形越嚴密。[35]通過這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籀文構(gòu)形系統(tǒng)處于哪一階段。王大慶《<說文>中的籀文探析》一文將籀文和小篆字形做了比較，結(jié)論是小篆與籀文中的大部分字屬于異構(gòu)字關(guān)系，異寫字只占小部分。[36]
第三，筆勢的特點。蔣善國先生在《漢字形體學》一書中認為，漢字的變革主要是筆勢的變革而非結(jié)構(gòu)的變革，除了草書和簡體字兩種結(jié)構(gòu)的大變之外，大體上漢字的結(jié)構(gòu)變化是很小的?！袄鐝囊蟮酱呵锬┠?，形聲字日在增長，時時刻刻都在演變著，可是漢字的筆勢卻大致不發(fā)生變化，就是一個例證?！?a title="" name="_ednref37" href="#_edn37">[37]據(jù)此，可以比較籀文的筆勢與春秋文字及戰(zhàn)國文字的關(guān)系。
總之，在縱向上，可以將籀文與西周文字、春秋戰(zhàn)國文字、小篆分別進行比較；在橫向上，可以就每個字從構(gòu)形、筆勢兩大方面來進行分析，最后統(tǒng)計出形聲字的比例、形位數(shù)量、構(gòu)形模式的數(shù)量、層次結(jié)構(gòu)與平面結(jié)構(gòu)字的比例，將其與各階段文字比較，有助于認識《說文》中所載籀文的形體特征。即使未必能因此斷定籀文的時代，至少能夠更全面地認識籀文特點及其與各種古文字的關(guān)系。
[1]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1719頁。
[2] 同上，1721頁。
[3]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五，中華書局，1963年，314頁。
[4] 同上，315頁。
[5] 《隋書》卷三十二，中華書局，1973年，946頁。
[6] 同上，946—947頁。
[7]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19頁。
[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十五卷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757頁。
[9]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二，文華出版公司），卷中，78—79頁上，總頁602。
[10]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254頁。
[11] 同上，254—255頁。
[12]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306頁。
[13] 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古今人表〉補注，臺灣：藝文印書館，282頁。
[14]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文哲月刊》1936-37，1（8），58—78頁。
[15] 同上。
[16]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34—135頁。
[17]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117頁。
[18] 同上，118—119頁。
[19] 同上，118頁。
[20]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3月，82—85頁。
[21] 高亨：《史籀篇作者考》，《文哲月刊》1935-36，1（4），87—91頁。
[22] 以上引文并見《史籀篇疏證序》，《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253頁。
[23] 潘重規(guī)：《史籀篇非周宣王太史所作辯》，潘重規(guī)：《中國文字學》附錄三，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205—231頁。
[24]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49頁。
[25] 同上，49頁。
[26] 同上，50頁。
[27] 同上，50頁。
[28] 劉啓益：《伯
父盨銘與厲王在位年數(shù)》，《文物》1979年11月，16—20頁，引文見19頁。
[29] 陳佩芬：《繁卣、
鼎及梁其鍾銘文詮譯》，《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特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5—25頁，引文見19頁。
[30]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語言文字編·文字卷》，中華書局，2009年，209—251頁。引文見240—241頁。
[31] [美]夏含夷將李學勤倡導的“走出疑古時代”的追隨者們稱爲“信古”派，但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第6期）提出“釋古”的觀點。參夏含夷：《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10頁。
[32]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聯(lián)書店，2005年，7頁。
[33] 同上，255頁。
[34]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254頁。
[35] 王寧：《漢字構(gòu)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97頁。
[36] 王大慶：《〈說文〉中的籀文探析》，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37]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6—7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0月27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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