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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酓章鐘“商商穆”試解
方建軍
天津音樂學(xué)院
1978年發(fā)掘的湖北隨州戰(zhàn)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編鐘一架65件，其中有一件楚王酓章為曾侯乙所作的镈鐘，鉦間紀事銘文如下（用通行字依原行款寫出）：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
彝，奠之于西陽，其永持用享。
作器者楚王酓章即楚惠王，作器時間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1]。
與楚王酓章镈同銘的編鐘，北宋時在湖北安陸曾出土過兩件，最早著錄于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但只有編鐘的銘文摹本，缺少銘文和紋飾拓本，也沒有編鐘的圖形。這兩件楚王酓章鐘，其中一件紀事銘文與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完全相同，唯行款有異，銘文末尾尚有“商商穆”三字（圖一）[2]。另一件鐘的紀事銘文為“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陽，其永持用享”，系全銘的后半。此鐘銘文的末尾又另起一行，直排書寫“少羽反、宮反”五字。
圖一 楚王酓章鐘銘文摹本
薛書之后，宋代仍有其他金石學(xué)著作收錄這兩件楚王酓章鐘，其中以王厚之的《鐘鼎款識》所錄最可參考。此書收錄具“商商穆”銘文的一件鐘，并增印了這件鐘的銘文和紋飾拓本（圖二）[3]。由拓本看出，“商商”二字分別位于此鐘正鼓部花紋的上、下居中處，“穆”字則在編鐘的右側(cè)鼓部。另一件鐘的“少羽反”和“宮反”，雖無銘文和紋飾拓本，但據(jù)曾侯乙編鐘標音銘文通例，應(yīng)分別鑄寫于編鐘的正鼓部和右側(cè)鼓部。
圖二 楚王酓章鐘銘文和紋飾拓本
曾侯乙編鐘出土之后，宋代所出楚王酓章鐘再度引發(fā)學(xué)者的討論。目前，各家對于銘文“少羽反”和“宮反”的解釋基本一致，即“羽”、“宮”分別為編鐘正、側(cè)鼓音的階名，其音程關(guān)系為小三度?！吧佟敝父咭魠^(qū)，“反”乃高八度之意。但是，對于“商商穆”的理解則仁智互見，異說紛呈。
楊樹達先生認為，“穆”應(yīng)為變徵[4]；黃翔鵬先生認為，“穆商商”為楚國穆鐘律（音高位置在bB）的商調(diào)之商[5]；李純一先生認為，“商”、“穆”為編鐘的正、側(cè)鼓音，音程關(guān)系為大三度[6]；吳釗先生認為，“穆”應(yīng)為“變徵”，“商”、“穆”二音為大三度音程[7]；曾憲通先生認為，“穆商商”應(yīng)為“穆音商”，“即曾國穆音律之商音”[8]；王德塤先生認為，“商商”應(yīng)為商音之上方大三度（#F），“穆”為“商商”的上方大三度（#A或bB）[9]；王子初先生認為，“穆”應(yīng)為“穆鐘之徵”，其音高位置為F，“商”、“穆”二音為小三度關(guān)系[10]。本文也想對這件楚王酓章鐘的“商商穆”銘文試加解義，以就教于大家。
首先看此鐘的銘文和紋飾拓本。兩個“商”字，一個“商”字在正鼓花紋之上，此處空間較闊，其上光素。另一個“商”字在正鼓花紋之下，此處空間狹窄，故字體也稍小一些?！澳隆弊衷谟覀?cè)鼓，空間也較寬余。再看紀事銘文，鑄寫于正鼓花紋之上，終于左側(cè)鼓，幾乎占滿整個鐘體。由此判斷，紀事銘文當(dāng)位于鐘體的另一面，而這件鐘應(yīng)屬無枚的編鐘。
曾侯乙墓出土有兩種無枚編鐘。一種為中層二組的12件甬鐘，鐘體之上無枚，但有鉦間，鉦間兩邊各有一個較闊的四邊形篆間，其中布滿花紋，正鼓也飾有花紋；另一種為上層的19件無枚鈕鐘，除上·2·1—6和上·3·1—7的13件鈕鐘鈕上飾绹紋外，均通體光素?zé)o飾。與楚王酓章鐘相比，曾侯乙編鐘的無枚甬鐘多出了鉦間和篆間，無枚鈕鐘則缺少鼓部的紋飾。顯然，楚王酓章鐘并不屬于這兩種型式的無枚編鐘。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出土戰(zhàn)國中期鈕鐘4件，伴出有木質(zhì)鐘架殘跡。鐘架有上下兩個橫梁，上梁有長方孔22個，當(dāng)為懸掛鈕鐘所設(shè)，出土?xí)r仍有2件鈕鐘懸于上梁。所出4件鈕鐘也沒有枚、鉦間和篆間，但正鼓飾變形顧夔紋（圖三）[11]。我認為，楚王酓章鐘正是天星觀1號楚墓那樣的無枚鈕鐘，其花紋僅限于鼓部，鼓部之上光素?zé)o飾。所不同的是，天星觀鈕鐘無銘文，而楚王酓章鐘的紀事銘文則位于鐘體一面鼓部花紋之上，另一面的正鼓和右側(cè)鼓刻有標音銘文。楚王酓章鐘和天星觀鈕鐘分屬戰(zhàn)國早期和中期，時代較為接近，且同屬楚國編鐘，因此它們具有相同的形制應(yīng)是不以為奇的。
圖三 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鈕鐘
再看天星觀鈕鐘的正鼓，上面的顧夔紋貼近于鐘口邊緣，紋飾與鐘口沿之間面積十分狹小，只有一件（圖三，2）勉強有些空白。楚王酓章鐘的正鼓即類于天星觀這件鈕鐘?？赡芷鸪鯇ⅰ吧獭弊骤T寫于正鼓夔紋之下，但由于空間較狹，字體自然較小。后來為了醒目，又在正鼓夔紋之上重刻一個字體稍大的“商”字。實際鼓部銘文應(yīng)為同一個字，只是重復(fù)刻寫而已。
曾侯乙編鐘里的甬鐘，無論有枚或無枚，其正鼓花紋之下均有一定空間，標音銘文便鑄寫于此，這與楚王酓章鐘正鼓花紋之下空間十分狹小明顯有異。而曾侯乙編鐘的無枚鈕鐘，由于鐘體光素?zé)o飾，刻寫標音銘文就更加方便。
曾侯乙編鐘的樂律銘文，其階名均刻寫于正鼓和右側(cè)鼓部位，實測音高與標音銘文相同。而曾國與周、楚、晉、齊、申等五國的律名或階名對應(yīng)關(guān)系，則刻寫于編鐘的另一面。由此而看，楚王酓章鐘正鼓部的“商”和右側(cè)鼓的“穆”同樣應(yīng)為階名，而不大可能正鼓音用階名，側(cè)鼓音反而用律名來標示。以往學(xué)者將楚王酓章鐘的“穆”字視作律名，認為是楚國的“穆鐘”律，曾律稱之為“穆音”?，F(xiàn)在看來，恐怕是不妥的。
上面說過，“商商”二字，實為一個“商”字，因此這件楚王酓章鐘的正鼓音為“商”，應(yīng)可成為定讞?，F(xiàn)在的問題是，“穆”作為側(cè)鼓音的階名，究竟指的是哪一個音級。一般而言，編鐘正、側(cè)鼓音之間的音程，不是大三度就是小三度，二者非此即彼。綜合考慮，我認為“穆”作為楚國的階名，很可能指商音上方的小三度，即傳統(tǒng)階名中的清角這一音級。
讓我們對曾侯乙編鐘正鼓標音為“商”（包括“少商”）者做一個統(tǒng)計。這架編鐘之中，正鼓階名為“商”者共14件，計有上層鈕鐘3件，中下兩層甬鐘11件。它們的側(cè)鼓標音無一例外，都是“羽曾”，即“商”（D）的上方小三度（F），傳統(tǒng)階名稱為清角。這種情況可以與楚王酓章鐘類比。楚王酓章鐘的正鼓音也是“商”，因此側(cè)鼓音“穆”為商音上方小三度的概率應(yīng)是很高的。由于楚王酓章鐘的原鐘不復(fù)存在，無法進行測音，所以不能獲知“商”、“穆”二音的具體音高位置。
商音的上方大三度，曾侯乙編鐘名之為“商角”（變徵），但只有6件編鐘標有此音，計有上層3件，中下層3件，且無一例外，都屬于編鐘的正鼓音，側(cè)鼓音一律沒有“商角”。由此來看，楚王酓章鐘側(cè)鼓音“穆”為商音上方大三度即“商角”（變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曾侯乙編鐘中層的一件鐘（C·65·中3·4），正鼓標音銘文為“商”，側(cè)鼓標音銘文為“羽曾”，測音結(jié)果正鼓音為D5—30，側(cè)鼓音為F5—22，二者為小三度音程關(guān)系[12]。此鐘背面銘文又說“羽曾”乃“姑洗之和，穆音之終反”。也就是說，側(cè)鼓音“羽曾”，是姑洗均（C）的“和”（F），相當(dāng)于穆音律（楚為穆鐘，音高為bB）上方五度音徵（F）的高八度。
將“和”作為“羽曾”的別稱或?qū)７Q，在曾侯乙編鐘里僅此一見。楚王酓章鐘的側(cè)鼓音雖然相當(dāng)于曾國的階名“羽曾”或“和”，但卻名之為“穆”。不過，從文獻記載看，“穆”與“和”意思相通，可以互訓(xùn)?！队衿?、《慧琳音義》、《廣韻》皆云：“穆，和也?！薄对娊?jīng)·大雅·蒸民》：“穆如清風(fēng)”，鄭玄箋：“穆，和也?！苯癖尽墩f文》：“穆，禾也?！薄冻o·大招》“三公穆穆”，王逸注：“穆穆，和美貌?！薄昂汀?、“穆”二字有時也附加“音”旁，顯示出它們與音樂音響的關(guān)系。安徽鳳陽卞莊一號墓所出鐘離康镈銘文，更把“穆”、“和”作為疊音詞來使用，將鐘聲的和美描述為“穆穆和和”[13]。如此看來，七聲新音階的第四級音清角，曾國稱之為“和”，楚國則可能稱之為“穆”，二者可能為“同音異名”。
過去人們多據(jù)《淮南子·天文訓(xùn)》，對“和”、“穆”二字予以釋義。該書有關(guān)文字云：“角主姑洗，姑洗生應(yīng)鐘，不比于正音，故為和。應(yīng)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a title="" name="_ednref14" href="#_edn14">[14]這里的“和”在變宮的位置，與曾侯乙編鐘“和”為新音階第四級音不合；“繆”即“穆”，其音位在變徵。然而，《淮南子》為西漢時期的著作，所述可能只是當(dāng)時的一種階名稱謂情況。在戰(zhàn)國早期之時，各國律名尚未統(tǒng)一，有的律名雖然相同，但律序卻不一樣，所用階名自然也會存在一定差異。因此，《淮南子》中的“和”、“穆”，恐怕并不適用于解釋戰(zhàn)國早期的楚王酓章鐘和曾侯乙編鐘。
雖然楚王酓章鐘正、側(cè)鼓“商”、“穆”二音為小三度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大三度，但由于編鐘的實物不存，聽不到固有的音響，故“商”、“穆”二音為大三度的可能性也不宜全然排除。假如此鐘的側(cè)鼓音真是商音上方的大三度，那就與《淮南子》所說“穆”為變徵吻合。當(dāng)然，驗證其是非正誤，還要寄望于將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
原刊于武漢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黃鐘》2015年第1期
[1]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87、461頁。
[2]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7頁。
[3] （宋）王厚之：《鐘鼎款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4—65頁。
[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03—204頁。
[5] 黃翔鵬：《釋“楚商”——從曾侯鐘的調(diào)式研究管窺楚文化問題》，《文藝研究》1979年第2期，第72—81頁；《曾侯乙鐘、磬銘文樂學(xué)體系初探》，《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第22—53頁。
[6] 李純一：《曾侯乙編鐘銘文考索》，《音樂研究》1981年第1期，第54—67頁。
[7] 吳釗：《也談“楚聲”的調(diào)式問題——讀〈釋“楚商”〉一文后的幾點意見》，《文藝研究》1980年第2期，第76—85頁；《廣西貴縣羅泊灣M1墓青銅樂器的音高測定及相關(guān)問題》，《中國音樂學(xué)》1987年第4期，第72—83頁；《“和”、“穆”辨》，《中國音樂學(xué)》1992年第4期，第119—130頁。
[8] 曾憲通：《關(guān)于曾侯乙編鐘銘文的釋讀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8頁。
[9] 王德塤：《“和穆”再考——兼同吳釗先生商兌》，《貴州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7年第3期，第83—87頁。
[10] 王子初：《宋代湖北安陸出土曾侯之鐘的標銘音律釋秘》，第六屆東亞音樂考古學(xué)國際研討會宣講論文，2014年。
[11] 湖北省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xué)報》1982年第1期，第71—116頁，圖一九。
[12] 這里取“京測”數(shù)據(jù)，詳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4頁。
[13] 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镈研究》，《中國音樂學(xué)》2012年第3期，第45—49、16頁。
[14] 引文乃依王引之說校正，詳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民國叢書，1931年，第75頁。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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