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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孔子屏風“野居而生”改正千年錯誤

（首發(fā)）

恩子健1 任和合2

北京聯(lián)合大學應(yīng)用文理學院1 北京市石景山區(qū)文物研究所2

內(nèi)容提要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風上寫有“野居而生”的字樣，與《史記》“野合而生”的記載不同。海昏侯墓墓主人所處時代與《史記》成書年代相近，其墓中屏風記載應(yīng)為當時社會關(guān)于孔子生平的寫照。結(jié)合對傳統(tǒng)史料的辨析，當知孔父叔梁紇與孔母顏氏之間的婚姻，合乎禮法人倫，《史記》中“野合”不應(yīng)解釋為未經(jīng)婚嫁而“野外交合”，亦或是男子“婚過六十四”而不合禮法，而應(yīng)為后世傳抄錯誤。這一錯誤的發(fā)生不晚于東漢鄭玄?！妒酚洝吩瓡涊d應(yīng)與出土屏風所記相同。孔子的出生堂堂正正，后世對孔子身世的惡評，或可經(jīng)由此次考古發(fā)現(xiàn)而蕩滌干凈。

關(guān)鍵詞 孔子 野合 野居而生 國野

2015年11月15日，新華網(wǎng)發(fā)布消息：江西南昌?；韬钅?SPAN>14日進入主槨室清理階段，發(fā)現(xiàn)若干屏風組件，其中題字部分除可以看清孔子、顏回等人名之外，還可以看清“野居而生”的字樣[1]。這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極大興趣。張仲立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這與《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的‘野合而生’盡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內(nèi)涵不一樣，有待后續(xù)進一步研究?！?A title="" href="#_edn2" name=_ednref2>[2]孔子像屏風和“野居而生”等字樣的發(fā)現(xiàn)，當可以為研究孔子的出生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更為有力的證據(jù)。

一、關(guān)于孔子出生的記載

關(guān)于孔子的出生，自西漢始有三種記載。第一種是污名化，謂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xiāng)、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SPAN>

司馬遷寫《史記》并未流行于當世，如他自己所說“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至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告發(fā)霍氏有功被封侯，因?qū)ⅰ妒酚洝穫饔谑?，已散佚十篇，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將其補齊。

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的說法，對后世的影響很大?！抖Y記·檀弓上》載“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笔钦f孔子少年喪父，其母去世后，孔子欲將父母合葬，但不知父墓所在。東漢末年鄭玄《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蔽鲿x張華《博物志·異說》卷十：“叔梁紇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标P(guān)于“野合”的含義，根據(jù)鄭玄《注》的“徵在恥焉”和《博物志》的“淫夫”、“失行”等用詞來看，顯然指的是“男女茍合”之事。鄭玄、張華都是依據(jù)的《孔子世家》，不過《史記》原文并未顯示“野合”的具體含義，鄭玄、張華則據(jù)此而直接推斷出孔子父母有道德缺陷的結(jié)論。至晚在東漢鄭玄以后，孔子的出生被污名化。

第二種是神化，謂孔子母“感黑龍”而生孔子。在《史記》傳世的同時或稍晚，《緯書》開始大行于世，對孔子的出生加以神化。如《春秋緯·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SPAN>(《后漢書·班固傳》注引)

《論語·撰考讖》云：

“叔梁紇與征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禮記·檀弓》疏引）)

清人崔適《史記探源·孔子世家》云：

“紇與顏氏女禱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掃地為祭天之壇而禱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曰野合”。

《緯書》的神化描述與“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是向違背的，對后世并無多大影像。

第三種是合禮化，謂孔子的出生完全符合禮教。比《史記》成書要早的《孔子家語·本姓解》載孔子身世：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征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备冈唬骸凹礌柲芤??！彼煲云拗?。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孔子世家》稱：“顏氏從父命為婚，豈有六禮不備者?！比欢鴨栴}是《孔子家語》這本書歷來多認為是偽書，其記載是否可靠？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引三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所附漢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后序》說：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jīng)》并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SPAN>

“(孔安國)于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

《文獻通考》還引孔子二十二代孫、魏晉時人孔衍奏言：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jīng)》、《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

后世頗疑《孔子家語》為王肅偽作。宋代王柏《孔子家語考》、清代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孫志祖《家語疏證》、范家相《孔子家語證偽》等均認定是偽書?！端膸烊珪偰俊分浮埃ā犊鬃蛹艺Z》）其書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于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 現(xiàn)代“疑古派”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更是將《孔子家語》斷為 “贗中之贗”。然而出土簡牘證明《孔子家語》不是偽書。河北定州漢墓竹簡《儒家者言》，安徽阜陽漢墓簡牘《儒家者言》，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簡《民之父母》等，內(nèi)容均與《孔子家語》有關(guān)，可能是先秦文獻《孔子家語》的不同節(jié)選本。

今?；韬钅钩鐾疗溜L記載孔子父母“野居而生”而非“野合而生”孔子，這與《家語》記載其母已行“廟見”之禮，是非常一致的?！抖Y記•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由此可見“廟見”是男女婚配的標志性環(huán)節(jié)，只有經(jīng)過“廟見”之后才能正式結(jié)為夫妻，倘若女子“未廟見而死”，是不能算作人婦的?？鬃幽割佌髟冢纫研小皬R見”之禮，那么她與叔梁紇的結(jié)合是不能被稱為“野合”的?！都艺Z》又稱“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边@大概是孔子屏風所謂“野居而生”的真正含義。出土屏風再次證明《孔子家語》的記載是可靠的。

 二、關(guān)于“野合而生”

關(guān)于“野合”的含義，通常是指男女之間不經(jīng)婚配即發(fā)生性關(guān)系。在特定語境下，“野合”一詞也可另作它解，如《左傳·定公十年》：“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指在野外合（奏）樂。如《后漢書·南匈奴傳》：“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指在野外合（交）戰(zhàn)。而“野合而生”直接與生育相關(guān)，必定指男女之事。如（宋）歐陽修《新五代史·梁家人傳》：“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zhèn)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痹诖颂帯耙昂稀敝鉃椤安缓隙Y法的婚配”無疑。

孔子所處時代，底層百姓男女之間的關(guān)系相對開放，許多風俗與后代迥異。譬如《周禮·地官·媒氏》載：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國家鼓勵，甚至強令無夫、無妻的男女自由結(jié)合，不用令者甚至還要“罰之”。上世紀四川省新都縣出土的漢代畫像磚，其上所刻畫的男女交合之狀，即被人稱為“桑間野合”[3]（見圖1），很有可能是這種習俗在漢代的延續(xù)。新都畫像磚上“野合”圖的寓意尚有爭議，如俞偉超、陳云洪先生將其視作祭祀高楳的一種行為。[4]我們認為此圖更符合《周禮》“奔者不禁”的情狀，如圖1所刻畫的那樣：男女之間于野外交合，恣意縱情。這種自由結(jié)合，雖然為政令所使，但畢竟不是正式的婚配，應(yīng)該就是“野合”。

我們認為孔子的出生，與《周禮》“媒氏”所載“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的習俗，應(yīng)該沒有關(guān)系。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載：“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而按《谷梁傳》則載：“十月庚子，孔子生”。前人考證以為“‘十一月誤’，應(yīng)作‘十月庚子’。十月為周歷，相當于夏歷八月。周歷的‘十月庚子’即夏歷的八月二十七?！?A title="" href="#_edn5" name=_ednref5>[5] 換算為公歷，則孔子生于秋季，那么按照妊娠周期推算，其母懷胎應(yīng)在寒冬至初春時節(jié)。此時天氣正是極寒之時，考慮到深山密林則氣溫更低，結(jié)合當時叔梁紇的年齡判斷，其與顏氏女在此天氣下野外交合的可能性則是微乎其微。[6]況且叔梁紇此時的身份為“陬邑大夫”，雖非地位顯赫卻，也躋身于貴族之列，《周禮》中記載的“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這一習俗應(yīng)多存于平民百姓當中。而像叔梁紇這種貴族，其婚喪嫁娶的禮儀則更應(yīng)符合“周公之禮”。至于祭祀高禖之說，也與時間不符?！抖Y記·月令》載“中春之月，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笨梢?，祭祀高禖應(yīng)在陽氣勃發(fā)，萬物復蘇的仲春之時。而孔母有孕之時則應(yīng)為萬物肅殺的寒冬，以寒冬時節(jié)祭祀高禖，史書上并無記載。

雖然“野合而生”符合周代的民間習俗，但畢竟是不符合禮法的事情。這種事情如果發(fā)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并無大礙；但如果發(fā)生在“圣人”孔丘的身上，就是很嚴重的事情了?？鬃邮侨寮业膭?chuàng)始人，儒家在漢代被立為國教，而儒家學說最崇尚的是“禮教”，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果連孔子自己的出生都不符合禮法，那他怎么能要求別人“克己復禮”呢？因此從《史記》“野合而生孔子”的說法一出現(xiàn)開始，各種不同說法和辯解就應(yīng)運而生了。

三、歷代注釋家的辯誣

由于司馬遷和鄭玄的記載，“野合而生孔子”的說法有很大的影響，這對孔圣人的形象十分不利。唐代注釋家為《孔子世家》作注時，開始為孔子辯誣。司馬貞《史記索隱》：

《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

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

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橐鲞^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jù)此，婚過六十四矣。

此后為孔子辯誣者不乏其人。宋薛軒《坤元是?！肪砩显疲骸芭佣叨幍劳ǎ咂叨幍澜^，絕而后育，是名野合。野合之子，率多不壽?！痹鯋痢队裉眉卧挕肪砹骸耙昂?，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孔子世家》云：

“古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即謂之奔，謂之野合。顏氏從父命為婚，豈有六禮不備者，……蓋因紇偕顏禱于尼山而為之說耳?！?/SPAN>

清人桂馥《札樸·野合》：

“《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于女氏之廟也?！蹲髠鳌ふ压辍穫?/SPAN> ‘楚公子圍娶于公孫段氏，鄭行人請墠聽命。楚太宰曰：圍布幾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賜婚）于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杜注：‘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馥謂墠在城外，除地行婚禮即野合也。故曰野賜之”。

與歷代注釋家的辯解相反，文革中出于批判孔子的需要，有人對“野合”一詞妄加曲解，出現(xiàn)了所謂“私通”、“強奸”之說，上世紀80年代，有學者對“野合”一詞重新解釋，基本上延續(xù)了古人為孔子辯誣的做法 [7]。但沒有一人懷疑過“野合”一詞，有可能出現(xiàn)傳抄的錯誤。

四、關(guān)于“野居而生”

“野居”的“野”字有兩種含義：一是野外，如《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載：“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薄妒酚洝だ顚④娏袀鳌酚小皬V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以上文獻可知“野居”就是“居于野外”的意思。

“野”字的另一種含義，是相對于“國”而言的，指城市的郊區(qū)。如《周禮》“體國經(jīng)野。” 唐賈公彥《疏》：“國，謂城中也；……野，謂二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說文》“野，郊外也。”段玉裁《注》“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薄渡袝つ潦摹贰巴醭劣谏探寄烈??！?故此“國人”就是指城市居民，“野人”是指城市郊區(qū)的居民。

孔子父親叔梁紇是魯國著名的勇士和大力士，因軍功封為魯國“郰邑大夫”。《左傳·襄公十年》記載“逼陽之戰(zhàn)”：“逼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懸門發(fā)，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薄犊鬃蛹艺Z·本姓解》稱叔梁紇為“陬大夫”?！墩f文》“郰，魯下邑?？鬃又l(xiāng)”“郰”即今“鄒”字。叔梁紇本應(yīng)居住在他的封地“鄒邑”城中，但他卻移居于郊外，故稱“野居”。

關(guān)于“尼丘山”的地點，《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xiāng)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薄墩x》：

《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xiāng)，蓋鄉(xiāng)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遁浀刂尽吩疲亨u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

《括地志》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兜乩碇尽吩启斂h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P>

據(jù)上引《括地志》的記載，“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尼丘山”在泗水縣南五十里，則“尼丘山”在“鄒城”北約十里。叔梁紇離開他本人的封邑“鄒城”僅十里地，是典型的城郊，因此所謂“野居而生”是指叔梁紇與顏征在本應(yīng)居住在城中，但他們卻居住在城外而生的孔子。

《孔子家語·本姓解》載，孔父叔梁紇育有九女一子，且其子有足疾，難以繼承家世，于是求婚于顏氏。顏氏女徵在，奉父命成婚。且與叔梁紇有“廟見”之禮，禮儀完備，符合禮法人倫，絕非所謂私通或于鄉(xiāng)野間媾合；雖夫婦二人年齡差距過大，然少婦老妻之事在古時卻也是不足為奇。正因為叔梁紇年事已高，恐怕無法正常生育，夫婦二人欲祈求神明庇佑。新婚之后，二人“禱于尼山”，祈求子嗣。在此期間，“野居”于尼山附近。之所以野居，原因有二：其一，去尼山禱祀，路途遙遠，旅途勞頓。若以老夫少妻，行走速度更為緩慢，不如筑草屋、結(jié)廬舍，就近而居，以免勞頓之苦；其二，“野居”可以表示對神靈的虔誠之心，《晏子春秋》載齊景公為了給百姓祈雨，依晏子的勸諫“野居暴露”，從而“與靈山河伯共憂”，彰顯自己對神明的虔誠敬意。而叔梁紇與顏氏，為了祈求子嗣勢必要更為虔誠，故而放棄自己優(yōu)厚的生活，“野居”在外。

?；韬钅蛊溜L中“野居而生”為解決孔子的出生疑案提供了絕佳證據(jù)。海昏侯墓墓主人所處時期與《史記》成書時代最為接近，而出土屏風上面對孔子生平的記載，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資料中，最早的對孔子生平記載的實物遺存。屏風上的記載應(yīng)可與《史記》內(nèi)容相互印證。海昏侯屏風記載孔子為“野居而生”， 而《史記》記載為“野合而生”，一字之差，謬以千里。我們大膽推測——《史記》原本所記載的孔子出生，應(yīng)與?；韬钇溜L所記載一致，均為“野居而生”，應(yīng)該是出現(xiàn)了傳抄錯誤，才導致“野合而生”的說法謬種流傳。

就文字字形而言“居”、“合”二字相當接近，發(fā)生傳抄錯誤是很有可能的。自秦漢以來，“居”與“合”二字字形變化不大，如《云夢睡虎地秦簡》中“居”字寫作：（秦八三，一百一十六例）、（日甲一三〇背，十二例）；“合”字寫作：（封七二，七例）、（日甲一五六背）。[8]而到漢武帝時期 “居”、“合”二字字形與前代幾無變化，如《銀雀山漢簡》中“居”字寫作： （簡號668）、（簡號837）、（簡號880）；“合”字寫作：（簡號317）、（簡號414）、（簡號610）[9]。從中可見，居字從“尸”從“古”，合字從“亼”從“口”?！熬印?、“合”二字本身為簡單字形，二者字形相近，在傳抄過程中，一旦筆畫不工整，或出現(xiàn)減筆省筆等情況，很有可能將“”字抄作“”字。

故此現(xiàn)在《史記》中所記載的“野合而生孔子”應(yīng)為后世傳抄錯誤。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檀弓上》引鄭玄《注》：“孔子少孤，不知其墓?？鬃又膏Y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可見，至遲在東漢時期，《史記》的傳抄錯誤就已經(jīng)發(fā)生。而在西漢《史記》成書時期，對孔子的記載應(yīng)為“野居而生”。

孔子早年先后喪父喪母，命運多舛。以一己之奮斗，成長為后世所敬仰的“圣人”，然終其一生，最高職位不過為魯國司寇而已，與公侯無緣。而司馬遷卻將其列入記述王侯將相的“世家”之列。這雖有當時儒學興盛之因，亦包含有司馬遷本人對于孔子的敬仰之情?！妒酚洝冯m然“是非頗謬于圣人”（《漢書·司馬遷傳》），但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把“仲尼厄而作《春秋》”，列為“古圣賢發(fā)憤之作”，引為自己仿效的楷模。因此司馬遷不太可能在記載孔子出生時，在主觀上表現(xiàn)出貶損之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儒家經(jīng)學立于學官，設(shè)五經(jīng)博士，教授弟子，視儒學為國教，以孔子為圣人，這樣的文化環(huán)境，也不大容許詆毀孔子的言論流行。因此把《史記》記載的“野合而生”視為傳抄錯誤是最合理的解釋。

五、結(jié)語

孔子作為“至仁至圣”，其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不僅僅深深影響了我國的教育和思想體系，他的思想理念更是滲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構(gòu)成中華民族性格的基石。關(guān)于孔子的出身，則是其身上少有的“污點”。一句“野合而生”，使得人們“浮想聯(lián)翩”，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或所謂的“軼事”。從古至今許多大儒都急于為孔子“正名”，遺憾的是，囿于先秦史料匱乏，往往無法做到自圓其說，只能“避重就輕”進行粉飾。此雖為善舉，卻有畫蛇添足之嫌。近代以來，人們開始用更多的材料對孔子進行分析，其中不乏運用階級分析法、民俗學等方法進行的探究。然而此類方法更多的局限于分析、推測，而缺乏明確的史料或者考古資料的支撐。此次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風，其上面的記載是最接近《史記》成書時代的資料，依照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jù)法，通過將屏風記載與傳世文獻進行比對研究，當可得出《史記》 “野合而生”當為傳抄錯誤的結(jié)論。?；韬钅箍鬃悠溜L“野居而生”的記載，一舉改正千年錯誤。孔子的出生堂堂正正，后世對孔子身世的惡評，或可經(jīng)由此次考古發(fā)現(xiàn)而蕩滌干凈，還之以本來面目。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1月7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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