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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先生與古史分期

──與張政烺先生的另外兩次談話

王恩田

今年是張政烺先生百年誕辰，很早就想寫篇紀念文章。主要是想對張先生九十華誕時我寫的那篇祝壽小文做些重要補充。2012年4月28日，參加北京大學(xué)舉辦“考古90年、考古專業(yè)60年”慶典時，林小安先生找到了我，約我寫篇紀念張先生百年誕辰的文章，正與愚意不謀而合，自然樂于應(yīng)命。

我那篇祝壽小文主要內(nèi)容是根據(jù)張先生與我的兩次談話以及所見所聞，對張先生離開北大一事的追憶[1]。我生性記憶力不強，進入老年以后尤為顯著。時隔40年，有些事早已淡忘了。再加上1972年與張先生的那次談話對我震動太大、印象實在太深刻了，以至于竟然忘記了1977年與先生更為重要的一次談話。幸虧2005年寒舍裝修，從塵封多年的一封家書中，看到了這次談話的主要內(nèi)容。時在1977年3月，參加在北京香山召開的中國陶瓷史編寫會議。24日上午到故宮博物院看瓷片標本。下午趁會議間歇時間到張先生寓所拜見先生。先生告訴我說，為什么過去不寫文章談社會性質(zhì)，主要原因是陳伯達和范文瀾搞他。1952年北京市教育局長在北京市中學(xué)教師訓(xùn)練班上說：中央的意見，不準張再教書。后來翦伯贊又對他說，中央不準他編寫全國高校通用教材《中國古代史》一書了。先生說這個“中央”現(xiàn)在知道是陳伯達和范文瀾。因為他們是最反對農(nóng)業(yè)公社及古代東方的。先生說，20多年來這些事從未對別人講過。并說現(xiàn)在準備寫一本書，全面闡述古史分期觀點，但現(xiàn)在還不忙。

由于這封家書的緣故，使我聯(lián)想到與張先生的另一次談話。時間約在90年代早期。張先生與我參加中國秦文研究所組織的參觀中國歷史博物館（現(xiàn)國家博物館）館藏的秦代瑯琊刻石。事后俞偉超館長留下張先生和我到他的辦公室看歷博新入藏的黃金五銖。并派車囑我護送張先生回家。在先生家中又稍坐片刻。由于1977年的那次談話中先生說準備寫一本古史分期的書，當向先生提及此事時，先生表示已經(jīng)放棄了原來的打算。我感到很惋惜，遂冒昧向先生建議：是否可以由先生主編，找?guī)讉€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編寫，如有可能，我也愿意參加。先生對此也予以婉拒。并告訴我胡慶鈞先生正在做這一工作。后來才知道這就是由胡慶鈞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一書。不過書中以“商人奴隸制”與希臘荷馬時代和羅馬王政時代相比較，其實這種比較并不具備可比性。按照恩格斯的意見，荷馬時代的希臘和王政時代的羅馬屬于野蠻高級階段，而殷商應(yīng)屬野蠻中期階段。張先生《中國古代的十進制氏族組織》一文是贊成恩格斯意見的。胡著恐怕還不能代替張先生所要撰寫的古史分期著作。

張政烺先生為人真誠求實，對于1977年的那次談話內(nèi)容，我深信不疑。但對于消息來源則是有所考慮的。北京市中學(xué)教師中應(yīng)該有張先生的學(xué)生，訓(xùn)練班上的談話內(nèi)容傳入先生耳中，并不奇怪。但訓(xùn)練班上和翦伯贊兩次談到的“中央”就是陳伯達，應(yīng)屬于“機密”，張先生怎么會知道？但是當我看到中華書局標點廿四史和清史稿的“全家?！闭掌瑫r，一切就都明白了。原來，那位北京市教育局長也在座。

張政烺先生被“調(diào)離”北大是一樁冤案，更是疑案，奇案。離奇得近乎荒唐。與張先生1977年的那次談話顯然是破解所有疑問的鑰匙。雖然我在祝壽小文中提到過“像張政烺這樣的人，就是不準他再教書”，但并不知道這話是1952年說的，更不知道出自陳伯達之口。但1972年張先生告訴我那句話是在北京史學(xué)會上說的，與1977年談話中的地點不同。這有可能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甚至可以是不同的人傳達“中央”的指示。而且在北京史學(xué)會上傳達的時間應(yīng)該早于1952年。因為只有這樣理解，才可以解釋為什么在1952年中學(xué)教師培訓(xùn)班上的講話之前的1951年11月，張先生在《歷史教學(xué)》沒有刊載完的《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一文中所加的如下《附記》：

“本文原定計劃還有：六、庶人和奴隸，七、結(jié)論，兩節(jié)?，F(xiàn)在因為要到中南區(qū)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匆匆出發(fā)，沒有時間整理。如果等到五六個月后再繼續(xù)刊載非常不便，所以暫告結(jié)束，不盡之意將來另作專篇發(fā)表。”

這是一篇奇怪的難言之隱的聲明。論文不同于章回小說，可以隨寫隨登。論文理應(yīng)殺青后再送出刊載。不可能“整理”多少，就發(fā)表多少。而且“土改”是臨時的政治任務(wù)，與學(xué)術(shù)研究、論文發(fā)表沒有什么關(guān)系。如果不是由于聽到了名為“中央”實為陳伯達的指示，不會發(fā)生這種奇怪的事情。而且事實證明，如同張先生1977年所說：此后再也沒寫過古史分期方面的文章?！陡接洝分兴^“不盡之意將來另作專篇發(fā)表”的諾言，也只能遺憾地永無兌現(xiàn)之日了。顯然，極有可能的是1951年張先生被送去搞土改，以及《十進制》沒有刊載完的這篇論文都與陳伯達的指示有關(guān)。不僅如此，1952年院系調(diào)整時，一定有為落實陳伯達的指示，而把張先生“調(diào)離”北大的打算，才會有“北大歷史系兩位年輕教授（張政烺和周一良）不要離開北大”的“上級領(lǐng)導(dǎo)”的意見[2]。

把西周公社寫進教學(xué)大綱，不過是迫害張先生的借口。真正的目的不是“調(diào)離”北大，而是“不準他再教書”。張先生對此早有思想準備。因此，當學(xué)生代表送大字報時，張先生已經(jīng)有“我要是不能教書了”的預(yù)感 [3]，否則，如果真像外界所說的是由于北大歷史系的“排擠”，是由于“不適合在北大教書”，那么完全可以把張先生“調(diào)”給中國人民大學(xué)、南開大學(xué)等其他高校，人家正求之不得呢。事實上，在“教育革命”之前，張先生早已被中國人民大學(xué)聘為兼職教授，負責(zé)指導(dǎo)研究生。而北大卻偏偏不把張先生“調(diào)”給其他高校，而是“調(diào)”送給與“教書”毫不相干的中華書局。按照正常的調(diào)動程序，首先要由當事人張政烺先生向所在單位北大歷史系提出請調(diào)報告，由用人單位向北大歷史系發(fā)送商調(diào)函。真實情況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不是中華書局向北大歷史系“商調(diào)”，而是北大歷史系向中華書局“送調(diào)”。據(jù)說中華書局至今仍保存著北大歷史系于1960年6月10日把張政烺先生贈送給中華書局的“商調(diào)函”[4]。誰能對這種反常的“調(diào)動”作出合理解釋。

記不太準確，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陳伯達似乎來過北大。但是否講過話，講些什么已經(jīng)沒有什么印象了。如果他確實到過北大，那么這與“調(diào)離”張先生一事不會是偶然巧合。但沒有證據(jù)，也不便作更多的推測。相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于天下的。

“調(diào)離”張先生一事極大地損害了北京大學(xué)和北大歷史系的聲譽。北大和歷史系也由此背上了“排擠張先生”的黑鍋。但客觀地講，北大和歷史系既是執(zhí)行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對身居高位的陳伯達的指示，哪個敢抗命不遵？

史學(xué)界可能知道張政烺先生是魏晉封建論者，但未必知道張先生是國內(nèi)魏晉封建論者的第一人，未必知道張先生是由此而遭到打壓迫害的第一人。如果不是1977年的那次談話，更不會知道打壓、迫害張先生的是陳伯達。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結(jié)束。不準教書，不準著書立說談社會性質(zhì)，張先生只能“降格以求”，“退而求其次”，另辟蹊徑。中國科學(xué)院（今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于1958年12月組建《中國歷史文物圖譜》課題組，任命張政烺先生為該書主編，張先生任組長。張先生受命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工作中，從編輯計劃、編輯大綱、編制資料目錄，到圖書資料的采購、照相器材的制備、文物的拍照、資料的翻拍等等，事無巨細，先生都是事必躬親，而且嚴格要求。1958年拍照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時，張先生不僅提出拍攝文物目錄，而且對具體拍照文物的成像效果和沖洗底片質(zhì)量，都嚴格把關(guān)，精益求精。共拍攝歷博館藏國家一、二級文物800件。在張先生組織領(lǐng)導(dǎo)下收集有關(guān)西藏歷史文物照片約二三千幅上下。在三年災(zāi)害的困難時期，先生不畏艱難困苦，主動提出到全國各地收集拍攝文物的計劃，經(jīng)所領(lǐng)導(dǎo)批準，從1960年到1964年，近4年的時間，在物質(zhì)生活條件極度匱乏的條件下，帶領(lǐng)全組人員跑遍長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的陜西、河南等17個省市自治區(qū)以及有關(guān)縣市數(shù)十處，拍攝文物照片六七千張。有一位親身參加《圖譜》工作的成員，忠實地記錄了《圖譜》主編張先生和他的團隊如何排除萬難，艱苦卓絕地、出色地完成了國家交給的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wù)[5]。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讀后都會為之動容、為之潸然淚下的。就是這樣一個張政烺先生為之奮斗了后半生的《中國歷史文物圖譜》，卻更換了主編，先生被迫退出。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實在經(jīng)受不住這一突如其來地致命打擊，從而身患腦疾，最終被奪去了生命。這難道符合改革開放以來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知識分子政策嗎？公平、公正、公理安在？為什么要這樣做？誰能給草民一個說法？支持《圖譜》工作的歷史研究所尹達、侯外廬、熊德基幾位所長和歷史所其他領(lǐng)導(dǎo)，是會被載入史冊的。打壓迫害張政烺先生的陳伯達，歷史已經(jīng)做了結(jié)論。因更換主編而給張先生致命一擊的決策者們，相信總有一天也會“彪炳青史”的。

                           2012年5月19日

    附錄： 

“作為史學(xué)家，他的觀點是魏晉封建論。當年，為這事，他丟過北大的教職。尚鉞先生也是這種觀點，同樣受過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兒找先生，先生幫她聯(lián)系出版尚先生的遺著，但對往事，他卻一個字都不肯說。我記得，1979年至1980年前后，俞偉超先生和鄭昌淦先生打算編寫為魏晉封建論翻案的論集，北京的學(xué)界中堅，很多都寫了文章，俞先生請

先生作序，被先生謝絕，只好作罷，各自發(fā)表各自的文章。后來，我問先生，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說，這是他一生最傷心的事，他已發(fā)誓不再提起。在《我與古文字》中，他只說‘依我看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魏晉以下，至今我仍堅持這一看法’。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他并沒有后悔?！?/p>

           摘自李零《趕緊讀書——讀<張政烺文史論集>》，《書品》2005年第一輯

追記：

我在本文中說：“記不太準確，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陳伯達似乎來過北大。”韓信夫先生回憶證實，陳伯達的確來過北大。但不是1959年國慶十周年，而是1958年北大校慶六十周年。

據(jù)韓信夫先生回憶：

“反右以來，政治風(fēng)云突變。1958年3月，北大召開萬人‘雙反’誓師大會?！?/p>

這年5月4日，陳伯達來北大，在校慶六十周年大會上講話，點了馬寅初的名字，說什么‘馬寅初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7月1日，康生向北大師生作報告，提升了批馬的調(diào)子。他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渴邱R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

在陳伯達、康生的點火和煽動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馬寅初校長的運動開始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了校園的各個角落，甚至貼到了馬老的住宅?！?/p>

1960年1月，馬寅初校長被迫辭去了校長職務(wù)，隨即離開了北大?！?/p>

 （ 摘自：韓信夫《深切的懷念》，《那時我們正年輕——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系友回憶錄》，現(xiàn)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與批判馬寅初校長同時，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一夜之間，歷史系批判張先生的大字報貼滿了文史樓，并且安排學(xué)生代表給張先生送大字報。

1960年1月，馬寅初校長被罷了官，離開了北大。幾乎同時，張先生也于1960年6月10日被罷了教，“調(diào)送”給中華書局，離開了北大歷史系。所不同的是陳伯達迫害張先生是從1951年開始的。直到這時，“像張政烺這樣的人，就是不準他再教書”的陳伯達指示最終得以落實。

由此看來，我認為張先生的“調(diào)離”北大與陳伯達來北大有關(guān)的推斷，得到了證實。陳伯達迫害張政烺先生的冤案、奇案、疑案，可以結(jié)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