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
”銘諸器及相關問題探討
（首發(fā)）
孫明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甲骨卜辭及銅器銘文中出現(xiàn)的“
”、“
”、“
”、“
”，應釋為賈，是文獻失載的一個商代古國，傳世及出土的帶“
”字銘文的商代青銅器為賈國之器。賈國主要活動在現(xiàn)在豫北、豫東、豫東南地區(qū)，與商王室關系密切，賈國首領擁有一定規(guī)模的軍隊，服從商王朝的指揮，并多次參與商王朝對周邊方國部落的軍事行動。
關鍵詞：賈國 青銅器 商代
“
”（亦作“”、“
”、“
”）是文獻失載的一個商代古國，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皆有記載。由于甲骨金文中的“
”字數(shù)量相對較少且分散，加之學術界對“
”字的釋讀存在爭議，以致有關“”國的銅器和歷史一直沒有被學術界所認識。上世紀七十年代山西聞喜上郭村子己父匜的出土，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界對西周賈國的認識，有關學者已結合相關資料對西周時期的“
”國及“”國銅器進行探討[1]。但商代“
”國及“”國銅器尚缺乏系統(tǒng)的整理與研究，許多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本文擬在現(xiàn)有成果基礎之上，對傳世和近年出土的商代“
”國銅器綜合分析，同時結合傳世文獻與甲骨卜辭，對其史跡、地望等問題加以探索，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
”銘釋讀
“”字從貝、從寧，有“
”、“
”、“
”、“”四種字形，不同學者或釋為“貯”，或釋為“賈”，至今仍存爭議。
釋“貯”之說由來已久。自清代既有學者提出，其后郭沫若、楊樹達、于省吾、唐蘭、胡厚宣、王心怡、劉桓等多數(shù)學者雖然均贊同此說，但是在具體詞義解釋上卻不盡一致。王國維認為，“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2]。楊樹達認為，格伯簋中的“
疑讀為賈，即今價值之價，謂其價三十田也”[3]，而兮甲盤中的應釋為貯，為貯積之意[4]。唐蘭認為，貯與租音近通用，并指出郭沫若提出的說貯者租也賦也，沈子簋、頌鼎、格伯簋、毛公鼎、兮甲盤均從其例的觀點是對的，但格伯簋與衛(wèi)簋的貯是租田，頌鼎與兮甲盤等是都市、關卡的租賦，而王國維跋頌壺把貯字讀為予則是錯的[5]。林甘泉認為，貯字可以釋為租，又可釋為價，并不抵牾[6]。戚桂宴認為，貯字讀寧聲，寧是中空可貯物的形象，《說文》寧部“寧，辨積物也，象形”，《玉篇》有?字，讀匽聲，匽是藏匿的意思，《說文》匚部：“匽，匿也”，寧、匽意近，貯、?也當意近，《玉篇》：“?，物相當也“，貯字也當有此訓[7]。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將甲骨卜辭中出現(xiàn)的“
”、“
”、“
”均釋為貯[8]。王心怡《商周圖形文字編》中將銅器銘文中出體的“
”釋為貯[9]。劉桓認為，上古貯字造字本意就是賈，事實上也主要是作為賈字用，貯藏之意反而是引申義，很少使用，至春秋戰(zhàn)國，貯字才分化出賈字，而將貯的商賈的本義轉移到賈字上，貯、賈二字分工，貯只用作貯積之義[10]。
釋“賈”的觀點出現(xiàn)較晚。李學勤、彭裕商、嚴志斌等學者均持此說。李學勤認為，山西聞喜曾出土賈子匜，與荀侯匜同出一地，荀、賈位置密邇，均為晉武公所滅，則賈子匜銘文中的
字作為國名，釋賈無疑[11]。彭裕商認同李學勤觀點并認為，“貯”字歷來所訓均為積貯、收藏等義，無交易之訓，賈字出現(xiàn)早于貯字，戰(zhàn)國文字未見貯字而有賈字，其字形與西周金文接近，其間可看出一定的承襲關系，西周金文中的字應釋為賈，賈字在西周金文中作為動詞為交易、交換之意，如三年衛(wèi)盉、五祀衛(wèi)鼎、格伯簋、魯方彝、兮甲盤等，作為名字乃指與商賈有關的賈正、賈師，如頌鼎、膳夫鼎，以及作為諸侯國名賈國，如賈子匜[12]。嚴志斌亦將商代銅器銘文中的“
”釋為賈[13]。
商代銅器銘文中的“”，除“
”觥（殷周06646）外[14]，其余17件均為單字出現(xiàn)。甲骨卜辭中的“”字主要有“
”、“”、“
”三種字形，作為人名、國名（或族名、地名）多次出現(xiàn)，如“令從侯告”（釋文20060），“貞乎共
”（釋文00777正），“
其乎取美
”（釋文28089）[15]。筆者認為，商代甲骨金文中的“
”、“”、“”以及西周金文中的“”，應是賈字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寫法。誠如邵鴻所言，該字本作貝在寧中之形，后來貝逐漸由寧內下降，才有了一類的形體，到西周金文中，除族徽文字外已無例外地均是寧上貝下之形[16]。據(jù)此可知，傳世及出土的帶“”字銘文的商代青銅器應為商代賈國（或賈族）之器。
圖1 “賈”字[17]
1.《甲骨文合集》00777 2.《甲骨文合集》01090 3.《甲骨文合集》28089 4.兮甲盤 5.頌鼎 6、7.見于《包山楚簡文字編》 8、9.見于《戰(zhàn)國古文字典》
二、“
”銘諸器考析
“
”字的識別和定讞，為我們綜合整理傳世和出土的“
”國銅器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統(tǒng)計，目前已公開發(fā)表的帶“”銘文的商代青銅器有18件，出土地點明確的4件，僅10余件器形可見。
殷墟西北崗M1004曾出土了一批銅胄及戈、矛等武器，其中的兩件銅胄上鑄有“
”字陰文銘文（殷周11885）[18]。這批銅胄出土于M1004南墓道北段戈、矛叢下的夯土中，盔上發(fā)現(xiàn)的銘文和符號共16種47個，除“
”字外，還有“合”、“鼎”、“正”、“五”等[19]。鄒衡、楊錫璋等學者將該墓年代定為殷墟三期[20]，“
”銘銅胄的鑄造和使用年代應不晚于此。
圖2 殷墟西北岡M1004出土“
”銘銅胄
1980年，河南羅山天湖商周墓地出土兩件[21]。其中一件銅爵（M15:3）長流尖尾，菌狀柱，深腹圜底，“T”型三棱錐狀足外撇，牛首鋬，腹部以云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和扉棱，流、尾下飾蕉葉紋，柱帽飾渦紋，鋬下腹壁鑄“”字銘文，高17.6厘米。另一件銅戈（M11:25）寬援，直內，有雙翅，下有一欄，內中部有一小方穿，援上有兩小方穿，有中脊線，翅上飾三角紋，援上飾獸面紋，內上有“”字銘文，通長22.1厘米。
圖3 羅山天湖商墓出土出土“
”銘銅器
天湖商墓出土的“
”爵（M15:3）與殷墟范家莊M4出土銅爵（M4:8、10）形制相同，腹部所飾饕餮紋略有差異，后者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22]?！?span>
”銘銅爵、銅戈的年代應大致相當于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或稍早。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收藏一件“”鼎（商周00225），窄平沿，方唇，立耳，淺腹圜底，下置三條垂尾鷙鳥扁足，腹部飾云雷紋地獸面紋及五道扉棱，內壁鑄“”字銘文，高35.5厘米[26]。該鼎器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收藏鳳鳥紋扁足鼎，以及北京琉璃河M209出土的鳳鳥紋扁足“揚”鼎相似，其時代大致相當于殷墟中、晚期至西周早期[27]。
圖4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收藏“”鼎
蘇州市博物館收藏一套六件帶“”銘文銅器，六件銅器同坑出土，銘文相同，包括鼎2、爵2、觚1、壺1件[28]。一件“”鼎（商周00224）形制為直口深腹，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對立耳，圜底，三柱足，上腹飾簡化獸面紋，內壁鑄“”字銘文，口徑13.5、通高16.3厘米。另一件“”鼎（商周00226）形制為直口窄沿，口沿上有一對立耳，深腹圜底，下置三條夔龍形扁足，頸部飾云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內壁鑄“
”字銘文，口徑11.3、通高13厘米。兩件“”爵（商周06651）形制、大小相同，窄長流，尖尾上翹，卵形腹，菌狀柱帽，牛首形鋬，三棱錐狀足外撇，柱帽飾圓渦紋，腹部飾三道弦紋，鋬下腹壁鑄“”字銘文，通高20.1厘米?！?span>
”觚（商周08973）形制為喇叭形口，腹部略鼓，高圈足下折，頸部飾焦葉紋，腹部、圈足飾獸面紋，圈足內壁鑄“”字銘文，器高19.9厘米?！?span>”壺（商周11962）器體為橢圓形，直口長頸，頸部左右兩側置貫耳，鼓腹圈足，頸部、圈足均飾云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口內壁鑄“”字銘文，通高23厘米。
圖5 蘇州博物館收藏“
”銘銅器
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柱足“
”鼎（商周00224）與殷墟婦好墓銅鼎（M5:775）器形相似，紋飾不同，后者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29]。貫耳“
”壺（商周11962）與殷墟M238出土銅壺相似，岳洪彬認為，此類銅壺常見于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偶見于第三期早段[30]?！?span>
”觚（商周08973）與爻觚（殷周6797）形制、紋飾相似，嚴志斌認為此類銅觚流行于殷墟二、三期，也可延至四期[31]。綜合分析，這批銅器的年代應大致相當于殷墟三期。
《殷周金文集成》收錄兩件紋飾相似的“
”爵（殷周07650、07651），一件“”觚（殷周06646），一件“
”罍（殷周09750），一件“
”?。ㄒ笾?span>09256，商周13618），一件“”鐃（殷周00375），一件“
”鉞（殷周11725）[32]?！?span>”觥（殷周09256，商周13618）為橢圓形腹，口微侈，寬短流，獸首鋬，鼓腹圈足，蓋的前部作龍首形，后部作豎耳獸面，中部有脊，飾夔紋，腹部飾夔紋和龍爪，通體以云雷紋襯底，內底鑄“
”二字銘文，通高29.3厘米，重3.2公斤[33]?！?span>
”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弧刃，束腰，長方形內，闌側兩穿，內上有一圓孔，兩面飾顧首夔龍紋，內上鑄“
”字銘文，通長20.5厘米，刃寬12.5厘米[34]。
圖6 《殷周金文集成》收錄“”銘銅器
兩件“”爵（殷周07650、07651）紋飾、銘文與天湖M15出土“”爵相似，時代應大致相同。“
”銅?。ㄒ笾?span>09256，商周13618）與殷墟婦好墓出土“婦好”圈足?。?span>M5:802）形制、紋飾相似，后者器蓋前端作虎首形，時代為殷墟青銅器第二期[35]?！?span>
”鐃（殷周00375）時代，嚴志斌認為當屬殷墟青銅器第二期[36]?！?span>”銘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與河南新鄉(xiāng)博物館收藏的顧首夔紋鉞、羅山天湖M28出土的獸面紋鉞相似，天湖M28時代大致相當于殷墟二期[37]。
三、相關問題
1.“
”之史跡
商代“”之史跡，傳世文獻雖付之闕如，但甲骨卜辭及銅器銘文中卻有跡可循?！?span>”字在殷墟甲骨卜辭中的多次出現(xiàn)，殷墟卜辭中出現(xiàn)的“共師”（釋文00777正）、“師”（釋文28089），殷墟西北岡王陵區(qū)1004號大墓出土的“
”銘銅胄（殷周11885），以及“”鉞（殷周11725，商周18207），說明“”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曾受到商王朝的重視，“
”族或“”國與商王室關系密切，“”族或“”國首領擁有一定規(guī)模的軍隊，即“師”，“師”服從商王室的指揮且曾參與商王朝的某些軍事行動。
大量考古資料顯示，早商、中商時期，商文化擴展至長江沿岸，并以安陸曬書臺、黃陂盤龍城等遺址為據(jù)點，長期盤踞于漢水以東，并進至洞庭湖周圍及贛江下游地區(qū)，晚商時期，商文化受到當?shù)匚幕艛D而離開長江沿岸退至桐柏山以北，豫南地區(qū)從此成為晚商文化的前沿陣地[38]。出土“”爵、戈的天湖墓地的族屬為商代晚期的息國，息國地處華北大平原的南部邊緣地帶，地理位置特殊，早在武丁時期，就是商朝之重要與國，息族且與商王室通婚，雙方關系相當密切。
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是我國重要的銅礦分布帶，目前經考古發(fā)掘證明的商代及其以前已經開采的銅礦主要有江西瑞昌銅嶺和湖北大冶銅綠山[39]。《詩經·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40]，息國在豫南地區(qū)的興起，很可能與武丁時期商王朝為獲取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銅礦資源，而對附近地區(qū)敵對的方國部落發(fā)動的戰(zhàn)爭有關，羅山天湖息族墓地出土的“
”銘銅爵（M15:3）、銅戈（M11:25），說明“師”很可能曾了參與這些軍事行動。
商代晚期，人方為商王朝之大敵，商王不僅親自出征，還曾派婦好、侯告等前往討伐：
貞：王令婦好從侯告伐人。
貞：王勿令婦好從侯（告伐人）。 《釋文》6480
王叀侯告從征人，六月。 《釋文》6460正
侯告伐人。 《釋文》33039
令從侯告。
《釋文》20060
據(jù)孫亞冰統(tǒng)計，卜辭中告國只征伐過人方[41]。據(jù)此分析，前引“令從侯告”（《釋文》20060），所從之事不能排除是跟隨告侯參與商王朝對人方征伐的可能性。
除人方外，可能還參與了對望地的征伐：
其乎取美御。
王于
使人于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
取美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隻用。大吉 吉
王其從望爯冊，光及伐望王弗每，又
。大吉 《釋文》28089正
取美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隻用。 《釋文》28090
危伯美于之，及（伐）望。 《釋文》28091
上述三條卜辭為同一事件，王在地派遣
師到危方，取得危方美的御事以征伐望地。
2.“
”之地望
關于賈國地望，《左傳·桓公九年》載“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晉獻公娶于賈”，楊伯峻注曰“賈，姬姓國?！对托兆搿啡?、《馬韻》謂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此。當在今山西省襄汾縣東。顧棟高《大事表》本《通志》，以今陜西省蒲城縣西南之賈城當之，恐不確。賈亦為晉所滅，賜狐射姑為邑?！?a title="" name="_ednref42" href="#_edn42">[42]《通志·氏族略二》載：“賈氏，伯爵，康王封叔虞少子公明于此。……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同州有賈城，即其地?；蜓院訓|臨汾有賈鄉(xiāng)是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晉既并賈，謂之賈季，其后則以邑為氏。”[43]譚其驤認為賈國在山西襄汾縣西南，處新絳縣與洪洞縣之間[44]。1974年山西聞喜上郭村M51出土的一件賈子匜，以及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收錄的據(jù)傳出自山西的三件賈伯簋（商周05130、05131、05132）[45]、兩件賈伯壺（商周12417、12418）[46]，說明楊伯峻、譚其驤等學者以傳世文獻為基礎提出的周代賈國之地望在今山西省襄汾縣附近的觀點是可信的。
商代賈國，傳世文獻付之闕如，對其地望的探索，只能從相關的考古資料及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入手。甲骨卜辭中的“
”國，雖然出現(xiàn)次數(shù)相對較少，但其可能尊奉商王之命參加了告侯對人方、危伯對望方的軍事征伐。人方即夷方，活動于今天的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和山東東南部一帶，殷墟卜辭中，告侯只征伐過人方，考慮西周姬姓封國之一的郜國故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商代告國地望很可能也在此地[47]。危方的地望由征人方卜辭可知，從攸返至危需要步行三天時間，攸為商王朝侯國，攸地在今河南永城南部和安徽宿州西北一帶，是商王朝向東南擴張的前沿陣地，危方應據(jù)此不遠，張亞冰認為，望地可能在今天的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一帶[48]。商代“
”銘銅器主要發(fā)現(xiàn)于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和信陽羅山天湖息國墓地，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所在，息國是商代晚期商王朝在南方地區(qū)的重要屬國，是商王朝獲取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銅礦資源的戰(zhàn)略要地。
此外，“
”字從貝、從寧。殷墟出土的貝，有貨貝、大貝、阿拉伯綬貝三種，貨貝數(shù)量極多，估計在萬枚以上，其余兩種不甚多見[49]。“
”字所從之貝與殷墟出土的貨貝形狀相似，從貝、從寧，有貯藏貨貝之形意。據(jù)鑒定，貨貝（Monetaria moneta）分布在我國臺灣、南海以及西亞的阿曼灣、南非的阿果灣等地，可見都是從東南和南方沿海一帶輸入的[50]。
據(jù)此分析，商代晚期的“”國主要活動在現(xiàn)在豫北、豫東、豫東南地區(qū)。商周時期不少邦國部族的政治中心，會由于各種原因發(fā)生遷徙，并非固守一地，賈國的情況可能亦是如此，其確切地望有待今后考古發(fā)現(xiàn)進一步確認。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我所的羅小華博士曾提出寶貴意見，在此表示誠摯謝意！
[1] 李學勤：《魯方彝與西周商賈》，《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第31—34頁。王宏、權敏：《賈國青銅器及其重要價值探討》，《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66—74頁。
[2] 王國維：《觀堂集林（附別集）·頌壺跋》，中華書局，2001年6月第一版，第1201—1202頁。
[3]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格伯簋》，中國科學院，1952年9月版，第27頁。
[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兮甲盤》，中國科學院，1952年9月版，第36頁。
[5] 唐蘭：《陜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土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文物》1976年第5期。
[6] 林甘泉：《對西周土地關系的幾點新認識——讀岐山董家村出土銅器銘文》，《文物》1976年第5期。
[7] 戚桂宴：《釋貯》，《考古》1980年第2期，第359—360頁。
[8]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9] 王心怡：《商周圖形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10] 劉桓：《釋頌鼎銘中冊命之文——兼談
字的釋讀》，《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4期。
[11] 李學勤：《魯方彝與西周商賈》，《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第31—34頁。
[12] 彭裕商：《西周金文中的“賈”》，《考古》2003年第2期。
[13]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周金文集成》（第12冊），中華書局，2007年1月第1版。
[15]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6] 邵鴻：《卜辭、金文中“貯”字為“賈”之本字說補證》，《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17] 邵鴻：《卜辭、金文中“貯”字為“賈”之本字說補證》，《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彭裕商：《西周金文中的“賈”》，《考古》2003年第2期。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周金文集成》（第18冊），中華書局，2007年1月第1版。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15—316頁。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10—112頁。
[21] 信陽地區(qū)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81頁。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第512頁。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8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殷墟范家莊東北地的兩座商墓》，《考古》2009年第9期，第41～53頁。
[25] 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99～101頁。
[26]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184頁。
[27]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臺北故宮博物院，1987年初版，第200—203頁。
[28]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0頁。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4頁。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88頁。
[31]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64頁。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2007年1月第1版。
[33]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458頁。
[34]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478頁。
[3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63頁。
[36]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370頁。
[37] 信陽地區(qū)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第153—197頁。
[3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318頁。
[39] 魏國鋒《古代青銅器礦料來源與產地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27—28頁。
[40]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3月第一版，第1116頁。
[41] 孫亞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見方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51頁。
[4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3月第1版，第125、238頁。
[43] 轉引自王宏、權敏《賈國青銅器及其重要價值探討》，《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
[44]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17—23頁。
[45]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73—78頁。
[46] 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344—347頁。
[47] 孫亞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見方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39—45、51頁。韋心瀅：《從流散海外殷末青銅器見帝辛十五祀征夷方史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3期，第43—53頁。
[48] 孫亞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見方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43、48頁。
[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402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7年1月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7年1月5日
Copyright 2008-2018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權所有 滬ICP備10035774號 地址：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7樓 郵編：200433
感謝上海屹超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總訪問量：9410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