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精品 日韩国产,中文字幕欧美人妻中字一区,婷婷九月天激情四射,国内成人免费自拍视频,婷婷中文字幕久久久,深夜一区二区三区视频免费,亚洲成人黄色av黄色,99RIAV日在线视频,中文字幕产码久久久

楚竹書《容成氏》補議

（首發(fā)）

牛新房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二）》[1]中的《容成氏》篇主要記述了上古帝王的事跡，內容十分重要。自公布以來，學者多有研究，筆者在研讀此篇的過程中發(fā)現有些問題仍有探討的必要，本文擬在各家研究的基礎上，就此篇的編聯、篇題、學派歸屬等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敬請方家指正。

一  編聯

《容成氏》篇共有完、殘簡50余支，是上博楚簡中篇幅較長的幾篇之一。由于竹簡的編繩已殘掉，且竹簡本身多有殘斷，因此竹簡的拼合與編聯便成了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原整理者李零先生根據文意做了初步的拼合與編聯，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竹簡公布后，不少學者對本篇編聯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整，其中陳劍先生的調整方案取得的成果最大，得到了較多學者的認同。陳劍先生重新編連后的簡序為：1～3，35B，4～7+43，9～11+13～14+8+12+23+15+24～30+16～21+31～32+22+33～34+35A+38～41+36～37+42+44～53。[2]

陳劍先生的編聯方案基本可取，但個別地方仍需調整。原整理者認為簡21與簡22之間有缺簡，二者不能連讀，陳劍先生從之，并把簡31、32置于簡21、22之間。白于藍師認為二者之間沒有缺簡，可以連讀，指出“簡21‘衣不鮮美，食不重味，朝不車逆，舂不毇米，饗（？）不折骨’都是四字句，若與簡31相連，則‘制孝厚’變成三字句，讀起來很不順暢。今依原釋文中將簡21與簡22相連后，‘制表皮尃’亦成四字句，讀起來較為順暢。”[3]另外，郭永秉先生釋出了簡32與簡5中的一個之前未釋出的人名“有虞迵”，認為是堯之前的一位上古帝王，進而整理出一個編聯組：35B+43，31～32，4～5。[4]

在以上諸家排列的基礎上，筆者認為還有兩處簡序存在調整的可能。

第一處是簡7的綴合與編聯問題。簡7是由上下兩段綴合而成的，筆者認為這兩段竹簡不能綴合，應分為7A、7B兩部分，7B應接在簡43之后。先把簡6、7的釋文抄錄如下（釋文按寬式，下同）：

昔堯處于丹府與藋陵之間，堯賤施而旹_＝（時時），不勸而民力，不刑殺而無盜賊，甚緩而民服。于是乎方【6】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為天子。于是乎方圓千里，于是乎持板正立，四向和，懷以來天下之民。【7】

原整理者認為“方圓千里”下脫“之中”二字，“于是乎持板正立”的“于是乎”是衍文[5]，這樣看似合理，實際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首先，作為抄本雖然會存在脫漏或衍文，但整體來看并不太多，何以在這一支簡中的問題會如此之多？其次，“方圓千里”以現代語法來看是很通順，但在先秦文獻中沒有這樣的用法。查先秦文獻可知，一般說“方百里”、“方千里”，而不說“方圓百里”、“ 方圓千里”。上文即作“方百里之中”，而非“方圓百里之中”。細看放大圖版，斷折處剛好在“方圓千里”的“里” 字的下面，只要與上文的“里”字對比一下，就可看出，此處所謂的“里”字實際上并非“里”字，中間沒有一豎筆，下部也沒有兩橫，整理者可能是把殘簡的折痕當作兩橫了。所謂的“圓”字釋讀也有問題[6]。從《容成氏》篇的上下文看，每敘述完一位古代帝王的善政之后，都用“于是乎”引領一段說明其政績成效的話，而簡35B所述的這位古代帝王，若按原來的編排卻沒有這樣的一段話，所以，筆者認為簡7應分開，其下半段應接在簡43之后，其內容為：

        □氏之有天下，厚愛而薄斂焉，身力以勞百姓。【35B】其政治而不賞，官而不爵，無勵于民，而治亂不□。故曰：賢及□【43】□于是乎持板正立，四向和，懷以來天下之民。【7B】

這樣，“于是乎持板正立，四向和，懷以來天下之民”，可以看作是簡35B所述的這位古代帝王實行善政而帶來的成效，與《容成氏》篇所述其他帝王的情況一致。

第二處是簡10、11的連讀問題。先將釋文抄錄如下：

        堯以天下讓于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其邦讓于賢【10】□□□賢者，而賢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11】堯為善興賢，而卒立之。

簡11是殘簡，只有下半段，應當接在此處是沒問題的。這支殘簡的上部有一段大約可容三個字的空白，但此段竹簡與別處相比明顯發(fā)白，字跡無法辨識，遍查《容成氏》篇的竹簡，唯有此處出現這種情況，這不能不令人生疑。再從內容看，簡11現只有18個字，按每支整簡42-45字計算，其上當有24-27字，但從文意的連貫性看，似乎容不下這么多字。若此處沒有文字，直接連讀，反而更合適：

        堯以天下讓于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其邦讓于賢【10】〈賢〉者，而賢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11】堯為善興賢，而卒立之。

但這樣就多出一個“賢”字，結合此段竹簡明顯發(fā)白的情況看，筆者推測，簡11的上半段可能是抄錯了，被發(fā)現后用刀刮去[7]，也就是說其上本無字，這樣恰好和第10簡連讀。至于多出的那個“賢”字，可能是漏刮了，或者故意留下以便標明與上文連讀。當然還有一種可能，讓賢分為三個等級，還有比“萬邦之君”更低一級的“君長”讓賢的內容，但從字數統計上來看，尚少5-8字，故仍不排除刮去字的可能。[8]

綜上所述，本篇共有完殘簡55支，筆者的編聯方案為：1～3，35B+43+7B，31～32，4～7A，9～11+13～14+8，12+23+15+24～30+16～22，33～34，35A+38～41+36～37，42+44～53。這55支簡，除了篇題“容成氏”（簡53背）外，筆者認為大致可分為8個編聯組：

第一組：1、2、3；

第二組：35B、43、7B；

第三組：31、32、4、5、6、7A；

第四組：9、10、11、13、14、8；

第五組：12、23、15、24、25、26、27、28、29、30、16、17、18、19、20、21、22；

第六組：33、34；

第七組：35A、38、39、40、41、36、37；

第八組：42、44、45、46、47、48、49、50、51、52、53。

二  篇題

第53簡背面，寫有“訟城氐”三字，與正文中上古帝王皆作“某某是（氏）”有所不同，整理者李零先生認為此三字應當就是篇題，從文意推測，應是取篇首上古帝王中的第一個的名字作篇題，“訟城氐”應即《莊子·胠篋》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但首簡殘缺。[9]

黃人二先生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簡文云古氏部分之竹簡，非必定排在最前”，又根據《漢書·藝文志》中陰陽二十一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八家有《容成陰陽》二十六卷，指出“簡文之命名體例，殆為余嘉錫所言之‘古書多無大題，后世乃以人名其書’，以其為自己名篇，故修正云‘以人名其書’則可”。[10]邴尚白先生贊同此說，指出“在簡文中，篇題‘訟城氐（氏）’末字與上古帝王皆寫作‘某某是（氏）’不同，應該就是為了區(qū)別一般姓氏及遠古傳說帝王。因此，本篇篇題當為托傳說中史官之容成氏以著述，而非‘拈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個名字而題之’”。[11]

筆者認為，整理者李零先生的說法是可靠的。首先，《容成氏》篇是按時代順序敘述的，其順序為上古帝王—堯舜禹—夏商周三代，上古帝王的“古氏部分之竹簡”應排在最前是可以肯定的?！度莩墒稀肥橇餍杏诔氐膽?zhàn)國文獻，值得注意的是該篇所述上古帝王與《莊子·胠篋》篇極為相似，且《莊子·胠篋》所述的上古帝王第一人就是“容成氏”。同屬楚地文獻的《淮南子》，也是同樣的情況。[12]“容成氏”作為上古帝王的第一人應是楚地的一種普遍的看法，那么《容成氏》是取篇首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的名字作篇題的可能性應該是很大的。

其次，誠如邴尚白先生所說，此篇篇名作“訟城氐（氏）”，與篇中上古帝王名作“某某是（氏）”不同。但是，筆者留意到，從字體看，“訟城氐”三字與正文顯然非同一人所書寫。推測看來，可能是古書多單篇流傳，往往無篇題，收藏者為了方便查找閱讀，一般取篇首數字命名，或標明來歷，或標明所屬主人，這樣造成正文與篇題非一人所書寫也是可能的。[13]所以，用字習慣及字體的不同并不能說明《容成氏》的篇名并非取自篇首古帝王中的第一個的名字作篇題。

再次，余嘉錫先生所說的“以人名其書”者，如《莊子》、《荀子》、《韓非子》等，指的是書名，而非篇名。 《漢書·藝文志》中的以“容成”命名者，一是陰陽家之《容成子》十四篇，一是房中家之《容成陰陽》二十六卷，二者亦皆是書名而非篇名。古書中篇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概括全篇要旨而為篇名，一是摘篇首一二句為篇名。[14]以《莊子》一書為例，《逍遙游》、《齊物論》等屬于前者，《胠篋》、《天地》等屬于后者。驗之出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第二冊中的《子羔》，篇題也寫于簡背，經裘錫圭先生重新編排后，寫有篇題的簡排在倒數第三簡，情況與《容成氏》相類，[15]按李學勤先生的編排，也是如此。[16]而《子羔》篇的篇題也是取篇首二字為篇名。所以，不能因《漢書·藝文志》中有以“容成”命名者，就得出《容成氏》篇也是“以人名其書”者。

最后，從內容所屬的思想傾向來看，見于《漢書·藝文志》中的以“容成”命名者，一是陰陽家之《容成子》十四篇，一是房中家之《容成陰陽》二十六卷，而《容成氏》主要講述堯舜禹禪讓及湯武革命，其性質顯然不同。余嘉錫先生對“以人名其書”者所作的解釋為，“古人著書，多單篇別行；及其編次成書，類出于門弟子或后學之手，因推本其學之所自出，以人名書”。[17]若說屬于陰陽家的《容成子》和屬于房中家的《容成陰陽》勉強可以歸為同類的話，很難想象思想性質孑然不同的《容成氏》會與之出自同門。

三  學派歸屬

整理者李零先生把《容成氏》的基本內容概括為：“這七部分，三代以上，皆授賢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啟攻益，湯伐桀，文、武圖商，則禪讓之道廢而革命之說起。前后適成對比。”[18]從全篇來看，雖然本篇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講史事，但其最突出的特征還是講尚賢、禪讓、革命，顯然是想論說某種思想，而不是單純的說史。先秦諸子百家中，主張尚賢、禪讓的主要是儒墨兩家，所以關于本篇的學派歸屬也主要有兩種意見，或認為屬于儒家，或認為屬于墨家。另外，還有個別學者認為應屬于縱橫家。

就目前來看，主張屬于儒家的有姜廣輝、梁韋弦、王暉等先生。姜廣輝先生認為，“堯舜禪讓和湯武革命是早期儒家的兩個基本思想?！度莩墒稀泛單陌阉磉_得淋漓盡致。堯舜禪讓，傳賢不傳子，是上上之策。否則傳子不傳賢，最后會招致暴力革命，政權被推翻。湯武革命實為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后手段”，“從思想傾向來看，《容成氏》應屬于儒家作品”。[19]梁韋弦先生是從《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篇的關系入手來討論這一問題的，他認為《唐虞之道》應出自戰(zhàn)國時期儒家后學之手。其理由是，“雖孔墨俱道堯舜，皆言尚賢，但墨家反對儒家的親親有術，愛有差等，而《唐》文則極重親親之道，故顯非墨家之言……儒家自孔子即形成 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學派特征，雖然孔子的現實政治選擇是周制，但戰(zhàn)國儒家后學中有人激于對諸侯爭權奪利造成的社會苦難的不堪忍受，幻想通過復行古時的禪讓來解決問題，這并非不可理解的。《唐》文所使用語言，如仁義、親親、尊尊等，全然是儒家的口氣，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币源藶橐罁M而指出，“《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三篇之中，《子羔》篇所記為孔子與子羔的對話，該篇屬戰(zhàn)國儒家之作是明確的。《子羔》篇既主要討論堯舜禹禪讓的，即可表明戰(zhàn)國儒家中確有人專門講堯舜禹禪讓問題，而戰(zhàn)國別家諸子，雖亦言及堯舜禹禪讓之事，但尚未發(fā)現這樣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篇章。如此看來，戰(zhàn)國時期認真講禪讓問題的當是儒家后學。那么，與《子羔》篇同時出土的楚竹書《容成氏》也應當是儒家的作品，戰(zhàn)國提倡禪讓學說的當是儒家后學中人。就《容成氏》的內容來看，其中列舉到的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又正與戰(zhàn)國儒家稱舉前代圣王的習慣提法相同……將儒家祖述堯舜的傳統與《子羔》篇的作者及三篇簡文內容結合起來看，《唐虞之道》與《容成氏》也都應是戰(zhàn)國儒家的作品?！?A title="" href="#_edn20" name=_ednref20>[20]與梁韋弦先生相似，王暉先生也是從《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篇的關系入手來討論這一問題的，他認為“郭店與上博楚簡更明確反映了早期儒家學派對堯舜時代的崇拜及對堯舜禪讓行為的推崇”，“三篇都是早期儒家文獻”。[21]

主張屬于墨家的有趙平安、史黨社、郭永秉等先生。趙平安先生認為，《容成氏》篇中的堯舜禹禪讓，“其德清，而上愛下，而一其志，而寢其兵，而官其材”，文王佐紂等體現了墨家兼愛、尚賢、非攻等思想；桀之伐岷山氏娶女、為傾宮、為瓊室、為瑤臺、為玉門，紂之為九成之臺，“為酒池，厚樂于酒，溥夜以為淫”，皆與墨家非攻、非樂、節(jié)用的主張相違背，是《墨子》經常援引的反面例子；至于其中的湯伐桀、武王伐紂，因為墨子說“彼非所謂攻，謂誅也”（《墨子·非攻下》），所以“誅”也是墨子所認同的，“因此由《容成氏》簡文的敘事過程看來，確實反映了明確的墨家思想傾向?！薄?/SPAN>但是它和《墨子》各篇的風格還是有所不同。《墨子》各篇有比較集中的主題，論說色彩很濃，舉例簡明扼要?！度莩墒稀穭t以順序敘述古代帝王的傳說來闡述自己的理念。形式更為古樸，素材更為詳備”。因此，他進而指出，《容成氏》的性質，“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應該是墨家講學時講義一類的東西?！?/SPAN>[22]史黨社先生同意趙平安先生的觀點，認為“《容成氏》的最早來源，有可能就是墨子本人的論述”。[23]郭永秉先生從考證第33簡的內容入手，認為其內容 “亂泉。所曰圣人，其生易養(yǎng)也，其死易葬，去苛慝，是以為名”講的是“禹下葬時，墓壙下部不絕泉水的意思，這和《墨子·節(jié)葬下》的說法完全相同，而用詞則和《說苑·反質》、《漢書·楊王孫傳》一致”，并認為“裘錫圭先生指出33號、34號簡文‘禹……見皋陶之賢也，而欲以為后’跟《墨子·尚賢下》的說法相同[24]，亦是一證。”“從篇幅角度而言，《容成氏》對禹的作為記載得最為詳細；33號簡還對禹的節(jié)用、節(jié)葬行為也進行了詳細記載，并予以‘圣人’的評價（《莊子·天下》云“墨子稱道曰：‘……禹大圣也，而行勞天下也如此’，是墨家稱禹為‘圣’的明證），我們覺得很難否認這些內容與墨家學說之間的聯系。這可以為趙平安等先生的說法添上一條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25]

主張屬于縱橫家的主要是李學勤先生，他認為“《容成氏》講古代的禪讓和古史傳說，可能與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們的宣傳有關”，“《戰(zhàn)國策·燕策一》載鹿毛壽等人勸燕王噲讓位于其相子之，所發(fā)言論可以與此相對照。另外，郭店簡《唐虞之道》似乎也是類似，可能都是一些縱橫家們的作品”。[26]梁韋弦先生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雖然戰(zhàn)國時期曾發(fā)生蘇代、鹿毛壽之流縱橫家勸燕王噲讓國于子之之事，但這些人勸燕王噲讓國是以讓國為權術，其實又是子之輩等的陰謀，此外再不見縱橫家人物有什么認真談禪讓的言論，這與《唐》文認真提倡實行禪讓的肯切論述迥乎不同，且考《戰(zhàn)國策》及馬王堆《戰(zhàn)國縱橫家書》所記縱橫家之言論，皆攻戰(zhàn)謀取之術，以當前利益為立說之本，故《唐》文通篇仁義道德，乃至認真提倡禪讓的種種迂闊之論，斷非縱橫家之言”。[27]梁韋弦先生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

從以上引述的各家說法可以看出，主張屬于儒家的學者皆是把《容成氏》篇作為一個整體為出發(fā)點，并注意到了其與郭店簡、上博簡中的相關文獻的聯系，而主張屬于墨家的學者皆是把 《容成氏》篇的個別文句與典籍的對照，從而得出《容成氏》屬于墨家的結論。筆者認為后者的論證方式是有問題的，因為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爭鳴，看似相互對立，但實際上又相互影響，有所交融，各家椐以立論的史實基本相同，只是取舍不同而已[28]，即韓非所謂的“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韓非子·顯學》）。對于《容成氏》這樣寓理于史的篇章，不能僅根據個別文句就斷定其學派歸屬。梁韋弦先生對此問題有段很精彩的話，“有的學者見《容成氏》講禹‘始行以儉，衣不鮮美，食不重味，朝不車逆’，即曰此‘與墨家尚儉節(jié)用學說合拍’；見《唐虞之道》中有‘養(yǎng)性’的說法，即曰此‘與道家養(yǎng)生理論相接近’；見其中有‘時命’一語，即曰其‘觀念又與縱橫家有類似處’，故曰‘禪讓學說應當是戰(zhàn)國時期百家思想融合的一個典型’。按，孔子曾盛贊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孟子曾大講‘存其心，養(yǎng)其性’，《易傳》則屢言‘時’、‘命’，按著論者的思考邏輯，則孔子似墨，孟子似道，而《易傳》則類縱橫家言矣！依我看，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恐怕是有問題的。”[29]這是很有道理的。裘錫圭先生也曾指出，“在將簡帛古書與傳世古書（包括同一書的簡帛本和傳本）相對照的時候，則要注意防止不恰當的‘趨同’和‘立異’兩種傾向?！?A title="" href="#_edn30" name=_ednref30>[30]裘先生雖然講的是文獻學上的問題，但對此問題也適用。筆者認為僅根據個別文句就斷定其屬于墨家的做法，是一種“不恰當的趨同”。

筆者認為《容成氏》應當屬于儒家文獻。首先，儒墨兩家皆講禪讓[31]，但又有所不同，顧頡剛先生認為，“堯、舜禪讓的故事，我們敢說是墨家創(chuàng)造的。但墨家還不曾想到舜、禹禪讓的故事……舜、禹禪讓說大約是儒家添出來的”[32]童書業(yè)先生進而指出“堯、舜禪讓為較早之傳說，至舜、禹禪讓則《墨子》書未言，蓋儒家所增飾者也……舜、禹禪讓之說始明見于《孟子》”[33]，簡文既講堯、舜禪讓，又講舜、禹禪讓，應屬于儒家。其次，清儒 宋恕認為，“儒家宗旨有二：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稱湯武以明臣之可廢君也。”[34]《容成氏》篇簡文充分論述了儒家的這兩個宗旨，簡文“在反復的敘述中，‘讓’和‘五讓’的觀念被一再凸現出來。‘讓’，乃為君之德；‘五讓’，禮也。必五讓而后成就禪讓之君道，足見作者懷抱儒家道德主義的政治情懷。”[35]文王聽到九邦叛亂的消息后，說的是“雖君無道，臣敢勿事乎？雖父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46簡）這種強調君臣父子之道的語氣顯然是儒家的學說。武王伐紂時所講的話也與儒家經典文獻（如《詩》《書》）相一致。最后，從目前出土的郭店簡、上博簡等先秦文獻來看，儒家文獻最多，道家次之，其他各家很少。出土文獻中屬于墨家文獻的，似乎只有上世紀50年代信陽長臺關出土的楚簡中的一篇佚文和《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第五冊中的《鬼神之明》，但也有不同意見。[36]學者大都認為《唐虞之道》、《子羔》屬于儒家文獻，《容成氏》所反映的思想與二者一致，其屬于儒家文獻也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附記：本文是筆者碩士論文《〈容成氏〉研究》的一部分，論文是在白于藍師的指導下完成的，謹志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