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兩個“王若曰”發(fā)布的時間
(首發(fā))
張懷通
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多方》是由兩篇誥命編輯合成的文章,其在體例上的標志,就是文本中有兩個“王若曰”,筆者曾作《大克鼎與<多方>體例研究》一文[1],從發(fā)布的地點、對象、內容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既然如此,《多方》由兩個“王若曰”分別領起的兩篇誥命發(fā)布于何時?相隔多長時間?現(xiàn)在對于這個問題進行簡要論證。
《多方》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中有這樣一句話:“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jiān)五祀。’”[2]對于其中的“監(jiān)”、“五祀”等詞語,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理解。據(jù)筆者初略統(tǒng)計,有代表性的大約是五家之說。(1)蔡沈的“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jiān),于今五年矣”[3]。(2)夏僎的“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3)江聲的“武王命三叔監(jiān)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4)皮錫瑞的“《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wèi)?!ê钚l(wèi)即封康叔之事,監(jiān)當讀如‘王啟監(jiān)’之‘監(jiān)’,指康叔、中旄父言之。‘臣我監(jiān)五祀’,當從建侯衛(wèi)之年數(shù)起?!抖喾健分鳎w在歸政一二年后,距四年建侯衛(wèi)適得五祀”。(5)劉起釪先生的“自滅殷設立三監(jiān)監(jiān)殷民……至以這篇誥辭對殷民講話的五年”[4]。
這五家說法,雖然有起訖時間的差異,但都將《多方》看做一篇誥命。如此一來,便產生了《多方》篇次在《雒誥》之后,此時周公已經致政,而其開頭卻說“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時周公正在攝政的矛盾。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學者左右彌縫,例如蔡沈說:“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a href="#_edn5" name="_ednref5" title="">[5]再如皮錫瑞說:“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6]。前者用“商民”這一模糊概念代替多方,后者接著蔡氏之說進行附會,盡顯在強大矛盾夾縫中的不得轉團之狀。
其實,這個矛盾是不存在的,但前提必須是將《多方》的兩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看作是兩篇誥命。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周公攝政……三年踐奄”[7]以后,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即《雒誥》記錄入檔以后?!耙院蟆钡姆秶炔皇菄澜z合縫,也不是漫無邊際,而是存在著跨年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二者相距是五年,則定無可疑[8]。
相隔五年的兩次誥命的編輯合成,在銜接之處留下了一些痕跡。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對于天命理論的闡述,只有夏商而沒有商周之間天命轉移的內容;最后一句話是“嗚呼”,在語句上無所歸屬;“嗚呼”前面的一句話“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與前面對于夏商天命轉移理論的闡述,在字數(shù)篇幅上很不對稱。第二個“王若曰”開頭對于夏、商、周天命轉移理論的闡述,在內容層次上有些顛倒、缺略。蔡沈針對其中的“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一句話說:“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a href="#_edn9" name="_ednref9" title="">[9]這些固然不排除是口頭語言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兩個“王若曰”領起部分銜接時處理起來難度較大,對于有些內容不得不作一些調整或刪減[10]。此其一。
其二,在開頭體例上留下了一些痕跡。《多方》的開頭是“周公曰:王若曰”,對此,蔡沈說:“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fā)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蔡氏的解釋有道理,但在觀念的原因之外,筆者認為,不應忽略編輯合成的原因。
《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作于周公攝政之時,其開頭應該像周公攝政時所作《康誥》一樣是“王若曰”;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作于周公致政之后,其開頭應該像周公致政后所作《立政》一樣是“周公若曰”。但為了協(xié)調統(tǒng)一體例,編者便作了兼顧前后情況的綜合性安排,即“周公曰:王若曰”。同時,將其次序編排在記載周公致政成王親政典禮的《雒誥》的后面。
與《多方》在內容與體例等方面較為接近的是《多士》。在同一篇文章中,筆者據(jù)此判斷,《多士》與《多方》一樣,也是由兩篇誥命編輯合成。而且進一步推測,《多士》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發(fā)布于《多方》第一個“王若曰”以前,《多士》第二個“王若曰”發(fā)布于《多方》第二個“王若曰”以后。現(xiàn)在進行一些補充論證。
首先,《多士》第一個“王若曰”領起的前半部分發(fā)布于《多方》以前,這是《多士》在篇次上先于《多方》的原因。證據(jù)有二,一是其序言中的“周公初于新邑洛”一句話。稱成周為“新邑洛”,而《多方》稱為“洛邑”。在成周的名稱從洛師,到新邑,到新邑洛,到洛邑,再到成周的過程中,洛邑顯然比新邑洛要簡練準確得多,正所謂后出轉精,這是先于《多方》第二個“王若曰”領起部分。初,開始。于,往?!俺跤谛乱芈濉本褪鞘状蔚竭_新營建的城邑洛。今本《逸周書·度邑》記載,洛邑的規(guī)劃始于武王;《召誥》記載,周公在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之后,“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那么周公首次到達洛邑應該在此之前,相對于周公在雒邑的其他政治活動,在時間上最靠前。二是周公在講述上帝厭棄夏人的史實時,用了“我聞曰”的詞語,表示信息的來源,但在《多方》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講述類似內容時,沒有用同樣的詞語,而是直接說。這表明由于有了上次的講述,夏史已經轉化為通識,此次再講已毋須說明出處。《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11],因此筆者推測,《多士》第一個“王若曰”領起部分的發(fā)布,應該在“二年克殷”與“三年踐奄”之間。
其次,《多士》第二個“王若曰”領起的后半部分發(fā)布于《多方》以后,證據(jù)主要有三點,一是其文本中出現(xiàn)了對于《多方》“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兩句話進行照應的“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的言語;二是周公強調“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蔡沈說:“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a href="#_edn12" name="_ednref12" title="">[12]初命與申命有一定的間隔。三是兩次提到“臣我多遜”,蔡沈說:“吳氏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柏甲叱嘉叶噙d”者,果能之辭也。’”[13]后者顯然是對多士改造好之后的肯定,于是才有了“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干有年于茲洛”優(yōu)待政策的具體落實[14]。
因此,《多士》兩個“王若曰”領起部分各自發(fā)布的時間,先后相距應該在《多方》兩個“王若曰”間隔的五年以上。
[1] 張懷通:《大克鼎與<多方>體例研究》,《東夷文化論叢》第一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
[2]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3]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4] 筆者按:這五家說法,大家可以參見皮錫瑞、劉起釪的綜述。見氏著《古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99頁;《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40頁。
[5]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91頁。
[6] 皮錫瑞撰,盛冬鈴、陳抗點校:《古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99頁。
[7] 伏勝撰、鄭玄注、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1頁。
[8] 筆者按:蔡沈在《多方》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一句話的下面說:“此章上疑有闕文?!币娛现稌瘋鳌罚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7頁。由此可見,由于間隔較長,文本已經有所殘缺。
[9]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9頁。
[10] 筆者按:蔡沈說:“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后‘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圣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終篇發(fā)新例二(其一是開頭的“周公曰:王若曰”),著周公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币娛现稌瘋鳌罚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9頁。蔡氏看出了問題,解答有自己的角度,有時代的烙印。筆者認為,編輯合成應該是主要原因。
[11] 筆者按:對于伏勝的話應該辯證地看待,首先,克殷、踐奄、營成周等事件,有的著眼于其起始時間而講,有的著眼于完成時間而講,有的著眼于其高潮時間而講,每個事件延續(xù)的時間有長有短,彼此肯定前后有所交叉,因而不可一概而論,更不可一刀切。
[12]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頁。
[13] 蔡沉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頁。
[14] 筆者按:蔡沈于《多士》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句下作注云:“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币娛现稌瘋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72-173頁。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0年6月26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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