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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楚地傳說中“穴熊”與“鬻熊”

（首發(fā)）

迪迦

摘要：在楚簡祭禱系統(tǒng)中，“熊”究竟對應傳世文獻中哪一位祖先長期以來困擾著學術(shù)界。本文梳理了學術(shù)發(fā)展脈絡(luò)，根據(jù)清華簡和安大簡的內(nèi)容，同意將“熊”對應傳世文獻中的“穴熊”和“鬻熊”的看法。同時認為“穴熊”、“鬻熊”應該為同一古史人物分化的關(guān)系，“鬻熊”可以讀作“竇熊”。安大簡記載的“穴熊”故事源于《山海經(jīng)》所代表的早期傳說，同時還受到了楚地改火觀念的影響。

關(guān)鍵詞：熊    穴熊    鬻熊    古史傳說

一、關(guān)于“熊”的研究綜述

在楚地祭禱系統(tǒng)中，有關(guān)于“楚先”的記錄，如：（以下釋文皆寬式隸定）

與禱楚先老童、祝融、熊，各一牂（包山簡216+217）

【楚】先老童、祝【融】、熊，各一牂（望山簡120+121）

禱楚先與五山（葛陵甲三134+108[1]）

葛陵簡中又有“三楚先”的記錄，如：

就禱三楚先屯一牂（葛陵乙一17）

三楚先、地主、二天子、危山、北【方】（葛陵乙四26）

就禱三楚先各一牂（葛陵乙三41）

從包山簡的內(nèi)容看，“楚先”應當包括了“老童、祝融、熊”三人。其中“老童”、“祝融”都見于傳世文獻，沒有問題是楚國先祖[2]。比較復雜的是簡文中“熊”的問題。下面我們先來梳理一下學界的研究成果：

學者對“熊”的認知隨著新出文獻的增多而不斷豐富?！?span>熊”之名首見于望山簡，簡文整理者疑未能定，認為可能指《山海經(jīng)》中的“長琴”，也有可能指《史記》中的“穴熊”或“鬻熊”[3]。包山簡的材料公布后，李家浩先生撰文認為“”當從“奴”聲，與“長”聲近，“熊”當即《山海經(jīng)》中的“長琴”[4]。李學勤先生則即認為“”當從“蟲”省聲，與“鬻熊”之“鬻”讀音接近，因此對應典籍中的“鬻熊”[5]，后一種看法信從者較多。

在隨后公布的葛陵簡中，也出現(xiàn)了“穴熊”之名，如：

【?！咳?、熊各一牂（葛陵乙一24）

【老】童、祝融、穴熊（葛陵甲三35）

“穴熊”之“穴”或作“”，從“土”、“穴”聲?！把ㄐ堋币嗯c“老童、祝融”相配接受祭祀，這似乎可以同望山、包山簡中的“楚先老童、祝融、熊”聯(lián)系起來考慮。對此，學者有不同的認識。賈連敏先生根據(jù)葛陵簡內(nèi)容認為“熊”即為“穴熊”，“”可能從“?”得聲，“?”與“穴”音近可通[6]。

由于葛陵簡中提到了“三楚先”，因而有學者在肯定“熊”為“鬻熊”的基礎(chǔ)上，將包山、望山簡的“楚先”與其聯(lián)系起來。如宋華強先生則認為“三楚先”與“楚先”的含義完全相同，就是指“老童、祝融、鬻熊”。而葛陵簡中的“老童、祝融、穴熊”在祭祀中的特征與“老童、祝融、鬻熊”并不相同，可知“穴熊”應被排除在“三楚先”之外[7]。劉信芳先生則認為“三楚先”指“老童、祝融、穴熊”，“楚先”指“老童、祝融、鬻熊”，兩者并不等同[8]，因此上引葛陵乙一24和甲三35的內(nèi)容實際是祭禱“三楚先”而非“楚先”。

還有一部分學者主張“鬻熊”與“穴熊”實為一人，如黃德寬先生認為“熊”當讀為“鬻熊”，考慮到“穴”古音同幽覺部的密切關(guān)系，因此也不能排除“鬻熊”讀為“穴熊”的可能[9]。魏宜輝、周言先生的觀點與之相反，認為“穴熊”應為“鬻熊”之訛寫，其“穴”形可能是“六”字的訛體，“六”與“鬻”、“流”音近通假[10]。

清華簡《楚居》篇中提供了“鬻熊”、“穴熊”為一人的證據(jù)：

（季連）先處于京宗。穴熊遲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載水，厥狀聶耳，乃妻之，生侸叔、麗季。（簡2+3）

對比《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的記載。《楚居》記“（穴熊）生侸叔、麗季”，“麗季”顯然對應《史記》中鬻熊之子“熊麗”，可知此篇的作者是傾向于將“鬻熊”、“穴熊”看成一人的。2017年黃德寬先生介紹安大簡楚史類文獻的內(nèi)容，提到“穴熊”、“鬻熊”與“季連”均為一人，“穴熊”之名取自“洞穴之熊”[11]。以此來看，上引魏宜輝、周言先生認為“穴熊”為訛寫的看法就難以立足了。

至此“鬻熊”、“穴熊”的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祭禱類楚簡中的“熊”、“熊”應為同一位楚國先祖，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已經(jīng)不知道這一點，因而誤分為兩人。剩下的問題是何解釋這種異名，李家浩先生從古音幽脂通轉(zhuǎn)的角度出發(fā)，主張“鬻”、“穴”可相互通假，“熊”、“穴熊”為音近關(guān)系[12]。但是“鬻”上古聲母為喻四，“穴”為匣母，即使認為韻部可以通轉(zhuǎn)，兩者聲母也不算近。何況在葛陵簡中兩名并見，前引宋華強先生已經(jīng)指出，葛陵簡中的“老童、祝融、穴熊”在祭祀中的特征與“老童、祝融、鬻熊”并不相同，這說明在時人心目中，“熊”、“穴熊”應該還是有所區(qū)別，單以音近理論來解釋似乎有不妥之處。我認為，“鬻熊”、“穴熊”實為傳說中同一先祖的分化，在戰(zhàn)國時期仍有早期傳說的殘留，這可以解釋我們所看到文獻中矛盾情況。下面對我的觀點進行申說。

二、說“熊”、“鬻熊”、“穴熊”與“竇熊”

首先來討論“”的字形問題：

其字在包山簡中作“”形（包山216），從“女”從二“蟲”，葛陵簡作“”形（葛陵甲三188），從“示”從二“蟲”，由于辭例相同，可知其右邊“”形為聲符。楚簡中“祝融”之“融”作“”，亦當以“”為聲符。上博、清華簡中還有從“言”、從“”之字，作“”形（上博《孔子詩論》簡8），用為讒言之“讒”。

曾憲通先生已經(jīng)指出，戰(zhàn)國文字中的“”形實際上有兩類來源，一類為“流”、“毓”右旁“”的省變，其倒子頭部被割裂作圈形，而后又被省去，就與“”形完全混同了，另一類則為“蟲”形省體[13]。包山簡之“融”、上博、清華簡之“讒”字，魏宜輝[14]、胡平生[15]、陳劍[16]、鄔可晶[17]等學者贊同為后一種來源，即“蟲”字之省體；李家浩[18]、李零[19]先生則贊同為前一種來源，即從“”字省形，前說較為合理?！?span>熊”之“”除前引李學勤先生的看法外，學者多認為當為前一類來源。董蓮池、黃德寬、陳偉先生都認為“”就是“毓”字，“毓”、“鬻”古音極近，通假沒有問題[20]。顏世鉉先生則認為“流”、“毓”右旁所從的“”來源不同[21]，因此不能直接將“”認作是“毓”。李家浩先生觀點與此接近，認為“”形所從之“”當為“流”字右旁“”的訛變，“”可分析為從“女”、“流”聲，可能為“毓”之異體，此說可從。單從記錄{毓}這個詞的角度說，李家浩先生的看法同董蓮池、黃德寬先生沒有根本矛盾。為了方便起見，下面我們將“熊”直接寫作“鬻（毓）熊”。

葛陵簡中有這樣一段內(nèi)容：“昔我先出自，宅茲沮、漳。（葛陵甲三11+甲三24）。”其中“”二字可直接隸定“[22]”，董珊先生將其讀為“顓頊”，認為這是楚人是顓頊后裔的證據(jù)[23]，這一看法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近年來，裘錫圭先生指出，“”很可能讀作“汌竇”而非“顓頊”，“竇”在古書中往往可以訓為“孔穴”，與可以通到遠處的地下穴道相連的洞穴也可稱為“竇”，所以“汌竇”很可能就指汌水流域的地下穴道[24]。

我認為裘錫圭先生的看法可從，除了裘文提到的理由外，從出土文獻用字的角度看，上博簡《武王踐祚》的“顓頊”寫作“（簡1）”，可隸作“端”，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則寫作“（《陰甲》258）”，可隸作“耑玉”。李學勤先生已經(jīng)指出，《陰陽五行》甲篇文字含有大量楚國古文的成分，抄寫者很可能是一位還未能掌握秦法定統(tǒng)一字體的楚人[25]。由此可見，楚文字中“顓頊”的寫法是相當固定的，且“”的古音同“顓頊”也并非完全密合[26]，因此將其讀為“汌竇”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事實。

黃德寬先生提到安大簡中有如下一段內(nèi)容：

“融乃使人下請季連，求之弗得。見人在穴中，問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懼，告曰：熊?！笔谷烁嫒?，“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熊，是為荊王[27]。”

這是講“穴熊”之名的由來。從簡文內(nèi)容看，楚人將季連稱為“穴熊”是因為其藏匿于洞穴之中。將“鬻熊”的解釋也往這個角度考慮，可以直接讀為“竇熊”。“鬻”、“竇”的古音非常接近，古書“鬻”、“??”?；プ鳎秶Z?齊語》：“市賤鬻貴”、《左傳?昭公十四年》：“鮒也鬻獄”，皆借“鬻”為“??”?！案]”正從“??”得聲，則“鬻熊”讀為“竇熊”完全沒有問題。我們已經(jīng)提到，楚簡中“熊”可直接讀為“毓熊”，《說文》提到“??”字“讀若育”，毓、育古音同義通?！吨芏Y·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鄭玄注：“毓，古育字?！眲t“熊”讀成“竇熊”也是毫無問題的[28]。

前面已經(jīng)提到，地下洞穴正可以稱為“竇”，這就與安大簡中“穴熊”的含義非常接近。這種看法比幽脂通轉(zhuǎn)之說要更為直接，也能夠很好契合安大簡的記載。

三、說同“穴熊”相關(guān)的古史傳說

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指出，早期傳說中的“鬻熊”、“穴熊”由于意義上的聯(lián)系，沒有問題指的是同一個古史人物。在戰(zhàn)國文獻中，兩者就有了分化的趨勢，葛陵簡中并見兩名可以說明這一點。到《史記?楚世家》則直接記載：“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可見在秦漢時這一分化已經(jīng)徹底完成。

這種傳說人物分化的情況在戰(zhàn)國時期并不罕見。我們以楚地傳說進行舉例：

楚人的祖先重黎，最早見于《書?呂刑》，作“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劉啟釪先生已經(jīng)指出，此處的重黎明明為一人[29]。到了《國語?楚語》中記載到：“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安大簡記老童四子分別為“重及黎、吳及韋（回）”，這可以說明戰(zhàn)國時人們已經(jīng)將重、黎看作兩個人了。

又前面提到黃德寬先生指出安大簡中季連與穴熊也為一人。目前的楚人祭祀系統(tǒng)中尚未見到季連，安大簡的記載正好可以解釋這一點[30]?！冻印分刑岬健?span style="font-family:楷體,楷體_GB2312">（季連）先處于京宗。穴熊遲徙于京宗”，說明此篇作者已經(jīng)將其看作兩人。而《史記》則記載“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這是將穴熊看成了季連的孫子。

從上面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來，戰(zhàn)國時期楚國的帝系傳說中有很多矛盾和齟齬之處，“鬻熊”、“穴熊”之間的矛盾應該也是這種背景下的產(chǎn)物。

但安大簡中“是穴之熊也”的記載并不一定是楚人傳說的最早形態(tài)。《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中提到：“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凡國棟先生已經(jīng)將其與《楚居》中提到“穴窮”聯(lián)系起來[31]，其說可從。可以推想其先祖為熊且出于洞穴之中應該是楚人的一種共同族群記憶，安大簡的記載很可能是楚人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的重新創(chuàng)作，對穴熊之名進行了理性解釋，這同戰(zhàn)國文獻中提到的“黃帝四面”、“夔一足”的問題有相通之處，即郭永秉先生提到的戰(zhàn)國時期的一種理性思潮[32]。

值得注意的是，王子搜避越人的故事與此非常相似：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莊子?讓王》）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呂氏春秋?仲春紀》）

上引《呂氏春秋》和《莊子》文字上的區(qū)別很小，內(nèi)容顯然是同源的。王子搜藏在洞穴中是拒絕當王，安大簡沒有直接提到穴熊藏在洞穴的目的，從后面“乃遂名之曰穴熊，是為荊王”的記載看，很可能也是祝融請穴熊當楚王，穴熊為躲避才藏匿在山洞中的。兩處的區(qū)別只在于越人是“熏之以艾”，楚人則“以火爨其穴”，其密切關(guān)系是毋庸置疑的。

而楚人“以火爨其穴”這一行為也跟介子推的故事有相似之處：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莊子?盜跖》）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后；為人臣而不見察于其君者，則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無索于天下矣?！彼烊ザ樯街?。…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新序?節(jié)士》[33]）

《莊子》的記載比較簡略，只說介子推“抱木而燔死”。《新序》則詳細記載了文公“焚其山”逼迫介子推出世的故事，這與楚人火爨洞穴逼迫穴熊出來的內(nèi)容有共同之處。裘錫圭先生已經(jīng)指出，介子推與寒食節(jié)的傳說當同古人的“改火”習俗有關(guān)[34]。穴熊被“以火爨其穴”、介子推被“焚其山”、“抱木而燔死”的說法可能是戰(zhàn)國人在改火習俗下的創(chuàng)作。

《詛楚文》中提到的楚王熊相，學者多以此為楚懷王熊槐。關(guān)于“相”、“槐”文字上的差異，陳琦先生已經(jīng)指出，楚文字之“?！弊滞鶎懽鳌?span>”，從“喪”、“相”雙聲，熊相之“相”應可徑讀為“?！保吧！?、“槐”當為懷王的一名一字。而“桑”、“槐”的叫法可能同改火習俗相關(guān)，《周禮·司爟》鄭玄注提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可知季夏用桑，冬用槐，正好符合古人名、字相因的理念[35]。以此來看，在楚地確實應該有改火的觀念和習俗。

總結(jié)本文的觀點，我們認為，楚簡祭禱系統(tǒng)中的“鬻熊”當讀為“竇熊”，其與“穴熊”為一人分化的關(guān)系。安大簡所記載的穴熊事跡應該是戰(zhàn)國時人的一種創(chuàng)作，可能同王子搜的故事一樣，都源于《山海經(jīng)》所代表的早期傳說，同時還受到了改火觀念的影響。

2020年4月14日初稿

2020年4月24日修改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3月16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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