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全義先生著《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研究》出版
太原師范學院歷史系呂全義著《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研究》一書于2021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平裝16開，定價人民幣128元。
書影
作者簡介
呂全義，1969年生于山西省五臺縣。1986年中師畢業(yè)后歷任小學、初中和高中老師。2010年取得福建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學位，師從巴新生教授。2016年取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師從朱鳳瀚教授。2016年進入太原師范學院歷史系工作，主要從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獻研究。
內容提要
本書以先秦時期的兩周為范圍，以基層地域行政性居民組織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其產生、發(fā)展和演變的軌跡。西周時期，對傳世文獻和出土青銅器銘文中的“里”的性質及其基本形態(tài)進行了勾勒；春秋時期，主要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了探討：“里”和“鄉(xiāng)”的基本形態(tài)，“州”和“書社”的基本情況，《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中記載的齊國的“三國五鄙”的異同。戰(zhàn)國時期，主要圍繞楚國、齊國、秦國和三晉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進行了研究；還有《墨子》城守諸篇反映的在戰(zhàn)爭期間居民組織所發(fā)揮的功能。最后，將《周禮》所見國野居民組織進行了梳理，以補充其他文獻的記載。
目錄
序一朱鳳瀚
序二巴新生
緒論
第一章 西周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出現(xiàn)及其基本形態(tài)
第一節(jié) 商后期是否存在地域性居民組織探討
第二節(jié) 西周時期“里”的性質
第三節(jié) 西周時期“里”的基本形態(tài)
第四節(jié) 西周時期“里”的地域設置
第五節(jié) 西周時期“里”的規(guī)模和結構試探
第六節(jié) 西周時期部分數(shù)字“邑”的性質
小結
第二章 春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普及和多樣化
第一節(jié) 先秦時期居民組織“鄉(xiāng)”出現(xiàn)的時代考
第二節(jié) 春秋時期的鄉(xiāng)里地域設置及其關系試探
第三節(jié) 春秋時期鄉(xiāng)里之職官、職能、規(guī)模和功能
第四節(jié) 春秋時期的“邑”的多樣性
第五節(jié) 春秋時期的特殊性居民組織———“州”
第六節(jié) 春秋時期“書社”的性質及歷史地位
第七節(jié) 《齊語》《小匡》之居民組織差異試析
小結
第三章 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上）
第一節(jié) 楚國基層居民組織之邑、里、丘和述（遂）
第二節(jié) 包山簡所見“州”之性質討論
第三節(jié) 楚國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對居民社會生活的統(tǒng)制
小結
第四章 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中）
第一節(jié) 齊陶文所見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
第二節(jié) 秦的鄉(xiāng)里基層制度
第三節(jié) 三晉的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及其職官
小結
第五章 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下）
第一節(jié) 戰(zhàn)國時期的什伍制
第二節(jié) 戰(zhàn)國時期的戶籍制度
第三節(jié) 《墨子》城守諸篇所見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軍事功能
小結
第六章 《周禮》對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反映和沉淀
第一節(jié) 《周禮》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特征及時代
第二節(jié) 《周禮》所見居民組織之制度及其社會功能
第三節(jié) 《周禮》之什伍制和戶籍制
第四節(jié) 《周禮》中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官吏的選拔和考績制度
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一：本書引用古文字材料著錄簡稱
附錄二：秦系文字資料中的鄉(xiāng)和里
后記
序 一
朱鳳瀚
呂全義博士的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幾年的增補、修訂完成的。此書對西周至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發(fā)展、變化的情況做了逐時段的系統(tǒng)研究，其成果有助于深化對兩周國家結構形式演變的認識。
所謂兩周國家結構形式之演變，實際上即由尚屬中國早期國家的西周封建形態(tài)向后世長期延續(xù)的郡縣制形態(tài)的過渡。這種演變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社會轉型性質的變化，其研究價值的重要自不待言。
在國家結構形式的諸要素中，社會群體、社區(q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兩個要素。兩周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與以上兩個要素皆有密切的關系。從地域性居民組織的滋生、發(fā)展及其與國家、官府之間的互動，可以看到社會結構的演變在基層社會的反映，同時也看到國家、官府的行政區(qū)劃管理制度伴隨著地域性居民組織的發(fā)展而不斷調整的過程，看到春秋以后列國地域性居民組織如何漸漸成為集權政治施行的社會基礎。
對于這個課題，以往已有學者做過研究，但是因為研究資料并不充足，與研究其他先秦時期的歷史問題一樣，涉及基層社會的材料更是較為缺乏，且相當零散，所以此前的研究較為宏觀，從總體上看線條尚較粗獷。而且，即使面對有限的資料，研究者在理解上也存在不少差異，對有些具體問題看法很不一致。所以，對以往被使用過的各種資料在諸家研究基礎上做更深入的考證、辨析，得出較為貼切的看法，仍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能從大家熟視無睹的材料中鉤沉出有用的信息，當然更好。此外，近年來新出土文獻中有益于此研究的不少，多可以豐富我們對以往討論過的許多問題的認識，甚至彌補一些研究的空白點。鑒于上述情況，全義所做的此項研究還是有較高學術意義的。
具體而言，本書在以下幾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以為應予以肯定：
首先，勾勒出自西周至戰(zhàn)國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發(fā)展階段及其特點?？梢员硎鰹?，西周時期是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出現(xiàn)與初步形成階段，春秋時期是其普及與多樣化發(fā)展階段，戰(zhàn)國時期則是地域性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階段。線索較清晰，大致抓住了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階段性發(fā)展特征。
西周時期的“里”是否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學界并未形成統(tǒng)一的認識，仍有學者否定之。本書對有關西周金文與傳世文獻做了相當詳盡的分析與論證，探討了當時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出現(xiàn)的原因、形態(tài)、設置方式與規(guī)模等，在研究的深度上超出了前人。
春秋時段，本書主要抓住了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系統(tǒng)化”形成這一特點，證明“鄉(xiāng)”出現(xiàn)于春秋，并著重考察了“鄉(xiāng)”轄“里”制的形成與該系統(tǒng)的行政功能，同時對這時出現(xiàn)于列國的多種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如晉、楚的“州”及齊國的“書社”等作了探討，有較多獨立見解。
對于戰(zhàn)國時段，囿于現(xiàn)有資料在國別上的不平衡，研究只能偏重于幾個國家，但鑒于當時社會結構發(fā)展水平的大致平衡，這幾個國家的材料應該還是可以約略反映出當時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狀況的。所用資料除少量傳世文獻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簡牘、陶文、璽印與封泥等，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證。其中對包山楚簡中所見“州”“里”“邑”“丘”及葛陵簡中“遂”等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性質、規(guī)模、層屬關系等，對以往諸家的研究結果大多有所修訂。此外，綜合考古發(fā)掘資料分析齊陶文內涵，探討齊國制陶工匠之來源，以及對列國鄉(xiāng)里實行什伍制的考察，亦是做得較深刻的。
《周禮》一書，在研究中如何處理，是治先秦史學者都會遇到的問題，其所述典制雖未必可以作為某一特定歷史時段的實錄，但又當有所本，尤可作為治東周史的參考。本書將對《周禮》資料的分析放到全書末尾，也是一種處理方法，即將《周禮》所言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之系統(tǒng)與社會功能等，作為對前面所考察的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狀況的參考與補充。
在本書尚處于原始狀態(tài)，即博士論文的寫作中，我即與全義討論過，此題目并不好做，做起來很費力，但既然這個題目還是可以做細致、做深入的，如果通過這次工作能對于深化先秦史學中這一極有意義的題目的研究起到一些作用，那也是值得的。現(xiàn)在本書即將付梓，我想，當初設定的目標也許可以大致達到了。當然，書中存在的各種疏誤與不足肯定會有，需要作者注意傾聽學界的批評，作為提高自己學術水平難得的機會。
如果說就這個題目的寫作，在現(xiàn)有資料基礎上，還有什么可以再作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所想到的問題之一，就是需要從宏觀的角度，考慮一下促進兩周地域性居民組織的發(fā)展都有哪些重要因素，特別是如果能從理論的高度對此做闡釋，則將更有助于加深對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與其史學意義的理解。
2019年12月20日
序 二
巴新生
呂全義博士把即將付梓的書稿寄給我，懇請我為其作序。作者曾在福建師大從我攻讀碩士學位，后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師從我國著名的先秦史研究大家朱鳳瀚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在朱先生的悉心指導下，他不僅圓滿地完成了學業(yè)，而且學問精進，做出了不小的成績。
一
望著作者寄來的厚厚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稿，禁不住浮想聯(lián)翩。那是2007年“教師節(jié)”前夕，我的所有碩士研究生一起到我家里來拜訪。十幾個學生中，有一個我全然不認識。我不由地問：“你是誰的學生？”他說：“我也是您的學生呀?！蔽艺尞愰g，同學們都笑了，原來他是當年新入學的研究生。我告訴他按學校慣例在入學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導師和學生進行雙向選擇，現(xiàn)在還不到選導師的時候。他堅持說：“我就是要做您的學生！”此后他又多次向我表達了這一愿望，最終在學期結束時確定我作為其研習先秦史的指導老師。
作者是我招收的碩士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但其讀書的勁頭絲毫不遜于任何一個年輕的同學。比如，作者因入學前參加過多年工作而領取的津貼稍高一點，但也僅有不到三百元而已，顯然依靠如此津貼維持在福州正常的學習和生活是比較困難的。若憑其多年的高中歷史教學經驗，完全可以找一家高考輔導班兼職賺取一些生活費，但其安貧樂道，時間抓得非常緊，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當中。再如，我的一些學生曾跟我講：作者在福州讀書期間連蜚聲中外的三坊七巷都沒去過。我想這大概是由于他年齡較大，讀書的緊迫感更強所致吧！
作者也是當年課下和我聯(lián)系比較多的學生之一。記得“如何打下堅實的研究基礎”是我倆最初討論的話題之一。為了打好基礎，他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不僅修滿本院開設的規(guī)定課程，還旁聽了本院碩士研究生的隋唐史專題課，除此以外還去文學院旁聽了為碩士研究生開設的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文獻學和版本目錄學。以上這些課程的學習有些是接受了我的建議，有些是他自己在研究的過程中認識到非常必要而主動擠時間去旁聽的。這些課程大多是相當專門而艱深的，短期內難以達到較高造詣，但他為了拓寬知識面，夯實基礎，用力之勤，用功之深，由此可見一斑。正是在此基礎上，他的碩士學位論文《臣辰盉銘文研究》這種現(xiàn)在一般的研究生避之唯恐不及的青銅器銘文研究，在答辯時獲得了答辯委員的廣泛好評。
作者當年留給我的以上若干印象似可概括為：一心向學、迎難而上?？赡苷且驗閷W術如此執(zhí)著，其在福建師大畢業(yè)后選擇北京大學進一步深造。
二
作者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的書稿，對兩周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產生、多樣化發(fā)展和功能強化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對其本身有一個更為完整和比較清晰的認識，而且有助于了解先秦時期國家的形成、發(fā)展和演變，也有益于理解分封制向郡縣制轉變的動因和條件，對我們把握先秦國家的結構形式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因此其選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關于這一問題也早為研究者所關注。由于研究條件的限制，以往的研究成果雖不乏頗有建樹者，但從總體上對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進行貫通性研究的專著還不多見。
縱觀作者本書的研究成果，有兩個方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以“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為對象進行考察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點應該是史料問題，也正是由于史料的相對零散、貧乏和缺如，影響了貫通性研究成果的出現(xiàn)。好在近年來可觀的考古資料的出土，使該問題有所改觀。作者大量運用了出土古文字材料：從甲骨刻辭到兩周金文、戰(zhàn)國秦漢簡帛、封泥和璽印等等，對涉及論題的史料進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索隱和鉤沉，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吨芏Y》作為先秦史研究的文獻資料是可取的，但在對《周禮》的具體使用上需要慎重。作者正是謹慎地使用《周禮》文獻資料中所反映的周代地域性居民組織狀況的史料，特別是對相關資料與考古資料相參照進行時代考察，即以“二重證據(jù)法”進行研究，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認識，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其二，關于地域性居民組織出現(xiàn)于先秦的什么時代，學界持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以西周前期的宜侯夨簋為突破口，收集銘文所有的拓本和照片，與西周前中期可靠的“生”字字形加以比較，贊同銘文“易（賜）才（在）宜王人□□七”之后一字是“里”的觀點，是令人信服的?？紦?jù)不僅為本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學界大多數(shù)學者主張西周的“里”屬于居民社會組織的判斷提供了有力支撐。在此基礎上，作者對西周時期“里”的命名、職官以及“里”的其他基本形態(tài)（布局、族屬、演變、規(guī)模和結構）進行了考察，尤其提出西周晚期“里”下有若干數(shù)字“邑”的主張也是應當值得肯定的。
作者對春秋時期的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考察，側重在普及和多樣化特征上。重點論證了春秋時期的鄉(xiāng)和里的地域設置、鄉(xiāng)和里的關系及其社會功能。此外，作者還對春秋時期“邑”的層級化、多樣性及其在春秋時期的發(fā)展和演變予以考察，對春秋時期的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之“州”的特殊性予以考察；對春秋時期“書社”的性質及其演變的考察也有一定新意。
作者對戰(zhàn)國時期包山楚簡中涉及的居民組織，在學者已有的研究基礎上予以進一步的分類和新的解讀，利用出土材料主張楚國州下有“里”；并主張楚國之州并非都設置在都城和別都附近，對楚國居民組織的社會生活也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楚國之外列國之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及其中居民的社會生活也盡可能利用出土資料進行梳理，其中不乏新的見解。尤其是利用齊陶文和云夢睡虎地、里耶等秦簡考察齊國和秦國之“里”和“鄉(xiāng)”的基本情況，進一步豐富和細化了學界對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認識。
作者運用了“二重證據(jù)法”，以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為研究對象，視野宏闊，架構清晰，材料翔實。本書寫作的邏輯性較強，能夠提出獨到的見解并進行合理的論證。對問題的論證做到了“持之有據(jù)，言之成理”，實事求是，論斷審慎。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僅在微觀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準確地概括了兩周時期不同階段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階段性特征，即西周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出現(xiàn)，春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的普及和多樣性發(fā)展，戰(zhàn)國時期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功能的強化這樣三個歷史階段，并且還展現(xiàn)了三個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內在聯(lián)系性，給人以啟迪。
總之，作者的書稿《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研究》選題十分重要，作者圍繞這個選題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但“兩周基層地域性居民組織研究”又是一個重大課題，涉及的問題非常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提出國家產生的兩個重要標志：“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qū)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里的“按地區(qū)來劃分它的國民”，就是本書所探討的地域性居民組織。顯然，恩格斯將其視為國家形成的必備條件之一。那么，中國何以在地域性居民組織出現(xiàn)以前便出現(xiàn)了國家，進入了文明社會？或者說，中國國家形成的路徑，與希臘、羅馬等國家的形成有什么不同？研究中國國家形成的自身發(fā)展道路，已引起學者們的很大關注。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必將使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走向深入。提出此問題，供作者與讀者共勉。
本書出版后，必定會受到學界的關注，衷心希望作者能夠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加以修改，臻于美善。并祝愿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成就！
2020年1月于福建福州牡丹園
后記
拙著是在2016年取得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
首先感謝博導朱鳳瀚先生！先生溫潤如玉，對我恩重如山。雖然現(xiàn)在不在先生身邊了，但先生的教誨常在耳邊縈回，先生的神態(tài)常在腦際浮現(xiàn)。唯有以先生為榜樣，反復咀嚼、體會和實踐先生的教導，才是對先生的最好回饋。
感謝參加我博士論文開題、預答辯和正式答辯的張帆、何晉、陳蘇鎮(zhèn)、陳絜、劉源、韓巍、羅新慧和何景成等老師以及五位匿名外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李學勤、黃天樹、孫玉文、馮蒸、李守奎、劉緒、董珊、孫華、徐天進和雷興山諸位先生，從以上諸位先生的課堂或講座汲取了許多養(yǎng)分。感謝就職于中國社科院的呂耀東教授和首都師大的崔金柱博士，二位對我在日文資料的利用上幫助甚大。感謝班主任李維和歷史系彭小瑜二位先生的勉勵和關懷！
感謝我的碩導巴新生先生！先生對我耳提面命甚勤，因而從先生處獲益良多。此外，先生建議和鼓勵我去文學院旁聽了若干與研究領域相關的課程， 比如馬重奇老師的音韻學，張尚文老師的文獻學，林志強老師的文字學，連老師的訓詁學，還有一位記不起姓名的老師的版本目錄學。這些課程的研習為我此后在艱深的先秦史研究領域的耕耘拓寬了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視野。
感謝四川大學的徐亮工、彭邦本二位先生對我的肯定和鼓勵！感謝華僑大學的朱曉雪博士為我無私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學袁國華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復印件。感謝同門任偉、楊文勝、張懷通、張經、魯鑫、趙燕嬌、耿超、吳偉華、魏艽、李春利、鄭子良、龔軍（香港）、錢益匯、韋心瀅（臺灣）、陸青松、李蜜、王治國、鐘春暉（澳門）、胡寧、楊博、石安瑞（捷克）、張海、亓民帥、謝能宗、楊坤、中國社科院的劉麗老師、北京印刷學院的崔存明教授、陜西師范大學的王偉老師、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田率博士和清華大學的鄧少平博士，其中一些向我提供了必要的電子資料，為本書的撰寫省了不少力。尤其需要提到：師妹郭晨暉博士在預答辯和正式答辯時忙前忙后；哈佛大學的傅希明（美國）博士幫助翻譯了博士學位論文的英文摘要；師兄李裕杓（韓國）博士主動教我創(chuàng)建“導航窗格”。
感謝福建師大校友黃文川博士對我在京生活的照顧！感謝福建師大的同門張海濤、陳鵬等博士的熱情幫助！
感謝一起讀博走過來的郗冬、朱丙棟、吳帥和田躍新四位博士的鼓勵和扶持！感謝學弟劉晨博士在畢業(yè)前夕的關照！
感謝2003年“非典”期間故去的北京師范大學劉宗緒教授。劉先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的專家型學者，使我領略到大家風范，使我當年沒有“下海”而仍執(zhí)著于高中歷史教學。感謝現(xiàn)供職于中國政法大學的楊玉圣教授在北師大本科函授班對我的影響，使我下定決心自學英語。感謝2002年在南京曉莊學院附屬中學有幸遇到的前青海師大校長張廣志教授。張先生乃先秦史名家，先生的賜教對我后來選擇先秦史作為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影響。
感謝初中語文兼班主任老師王銀堂和數(shù)學老師王二平。二位老師常將我單獨喊到他倆的辦公室，一邊拍我的肩膀，一邊連聲說:“今年沒走弓了！”①這使我受寵若驚，勇往直前，實現(xiàn)了求學的最重要的第一步。感謝初中化學老師楊愛光的教誨，使我得以撥正航向，專心向學，并在我當了高中老師后不斷地提醒我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質。感謝灣子初中的同窗郎鵬飛、孫進秀和羅金生等，是他們先讀大學給我心理上帶來的落差，刺激了早在讀小學時由康煥蓮老師播下的一粒上大學的種子開始發(fā)芽。
感謝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讀中師不交學費還有夠吃飯的津貼，包括后來參加工作后兩度赴省教院脫產學習也不交學費還帶全薪。若無此種保障，對于出身貧寒農家的我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教育的。
在此還要特別感謝五臺槐蔭高中已故校長張志槐。張校長常獨自一人或與其他校領導一起“突襲”或不打招呼聽我講課。這種經歷使我的心理素質得到了較好的鍛煉，也促使我更加認真工作，不敢有絲毫懈怠。
感謝民辦學校南北十年生活的磨煉，否則難有頑強的意志取得博士學位。特別感謝在京讀書期間結識的溫縣籍趙堡太極拳師崔彥星的幫助，使我極大地提升了睡眠質量，博士學位論文的主體部分便是在此時完成。
在此還不能不提另外一個人對我的影響。小時候腦子里的規(guī)矩甚少，到處亂跑，常去公社的供銷社李主任家里玩，見其吃過晚飯后將小炕桌擦干凈，放在地上靠門光線亮的地方，戴上老花鏡，兩手捧著古舊之書，神情安詳?shù)刈“宓十旈T閱讀。該主任后被提拔為地區(qū)供銷社主任。在當時那種閉塞的環(huán)境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總覺得李主任能被委以重任與其平時愛讀書有關。幼時刻在腦中的上述場景總是不時地撞擊著我的心靈。
祖籍系鄢陵縣義女村。直系先祖呂文義于元至正四年（1344）隨其兄弟舉人呂文秀（字甫壤）赴五臺作知州（金貞祐二年五臺縣升為州，稱臺州，元仍之）。適逢大旱，地裂禾死。呂文秀登上今縣城西南八里的紫蘿山頂駘臺廟，自焚禱駘臺神而降甘霖。后人感戴其恩，在山頂為其塑像。家廟在今縣城之南的溝南村?！段迮_新志》在“呂文秀”下有小字：“河南杞縣人，后占臺籍。”②讀中師時有一年過春節(jié)，父親曾在家中懸掛畫有七世列祖的“云布”，其中有兩名秀才，其名字用娟秀的柳體書寫，有別于其他名字的字體。我的父母都不識字，父親會搟氈子，彈毛技藝堪稱精湛。因有手藝，再加起早貪黑，才養(yǎng)活全家而不至于討吃要飯。雙親生前對我很寬容，對我的選擇一概尊重并盡量支持。讀碩翌年，父親去世；讀博翌年，母親去世。為了求學，未能陪雙親走完最后一程，而替我膝下盡孝的是我的兄弟和姐姐。若無他們盡心盡力照顧，我是難以專心讀書拿學位的。
我出生和成長的村子雖是太行山的一個非常偏僻的小山村，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屬于公社乃至后來的鄉(xiāng)政府所在地。小時候村中及其附近駐有操著南腔北調的解放軍，比較熱鬧，這包括每星期有一晚能夠沾光看電影，尤其是在正式影片放映之前的新聞紀錄片——毛主席在古香古色的書房會見外賓。小學和初中同學有外地來我公社任職的干部子女和親戚，學校老師也大多是外地的。村子距河北省很近，位于五臺、阜平、平山和靈壽接壤之地，有許多“侉”親戚常在我家經停。在這種環(huán)境下，我總是對外部的異質的東西感到既新鮮又興奮，遂萌生了去外面看世界的想法。這時候國家開始從初中招收師范生，畢業(yè)后便是正式老師，于是走中考這條路去了忻州市讀書。畢業(yè)后派遣證上本來寫的是回本鄉(xiāng)工作，當消息靈通的同學告訴我這個消息后，便托人改派到鄰鄉(xiāng)，還有后來在省會太原讀教育學院（絕大部分中師同學在忻州教院就讀），乃至后來在本縣的最西邊當高中老師和去全國許多省市的民辦學校教書，總有開闊視野的心理在驅使著自己的腳步。有些是誤打誤撞，比如第一次去省教院進修，是因為忻州教院的中文指標沒了，省教院的歷史指標沒人要。當年若不要省教院的指標，那就只好等下一年了。所以，進人“歷史”純屬偶然。年齡稍大一些以后才明確意識到通過求學開闊視野無非兩途：走出去和請進來。這點認識也是下面將要列舉的在我的人生當中若干較重要的選擇的內在驅動：在第一、二次省教院畢業(yè)后選擇北師大函授歷史本科（在忻州師范）和“歷史教育研究生課程班”（在省教院），在福州和北京攻讀碩博，修習英語和日語。正是通過求學、讀書、工作和游歷，自己的視野逐漸打開，也一步一步從小學老師登上大學講臺。
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吳長青、賈利民、姚明輝先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勞動！
謹以此書獻給以上所有要感謝的人和我的岳父母及家人！
學術研究猶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企盼學界真誠的批評和指正！
2020年3月10日于晉中榆次大學城
注釋：
①坦率地講，當時只知道兩位老師是在鼓勵自己，卻并不知道此話是什么意思。直到后來在福建師大拜讀徐中舒先生的大作《井田制度探原》中關于“疆”字的解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720頁）時，始對二十多年前兩位老師的話猶如觸電般恍然大悟，今天才有能力將此話轉寫成書面語！
②徐繼畬纂修：《五臺新志·名宦》（光緒十年刻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94頁。
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惠賜新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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