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蘇家壟與《定公五年》“稷”地考
（首發(fā)）
李永康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京山蘇家壟考古發(fā)掘的成果表明，這是一處春秋早、中期的曾國大型城邑遺址，出土銅器銘文顯示其名為“咠”。本文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春秋晚期的“吳師入郢之役”，認為《定公五年》所記載的“稷”地很可能位于大洪山南麓，與蘇家壟在名稱、地理上高度重合。
關鍵詞：蘇家壟；咠；集；稷
蘇家壟墓葬群位于湖北省京山縣坪壩鎮(zhèn)，1966年7月7日因修建鄭家河水庫中干渠而發(fā)現(xiàn)，當時出土了包括“曾仲斿父”器在內(nèi)的97件青銅器[1]。受特殊時期歷史條件所限，這批文物的出土情況已經(jīng)無法弄清，因此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僅將其定為“窖藏”。2008年5月2日，鄭家河水庫管理處在加固干渠的施工過程中再次發(fā)現(xiàn)青銅器，文物遭到哄搶，后經(jīng)多方努力得以歸還當?shù)匚奈锊块T。2008年5月10—19日，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會同荊門市博物館、京山縣博物館對出土文物地點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在1966年文物出土地以東25米處清理殘墓一座。據(jù)此，考古工作者認為1966年文物亦出自一座墓葬，并將其重新命名為蘇家壟M1，而將2008年清理的殘墓命名為M2[2]。2013年蘇家壟墓葬群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蘇家壟遺址的調(diào)查、勘探和發(fā)掘工作全面展開，2014—2015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干渠兩側(cè)的南、北崗地進行了大面積勘探，最終確認蘇家壟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居址、冶煉作坊在內(nèi)的曾國大型城邑[3]。
對蘇家壟遺址的性質(zhì)，學術(shù)界目前仍有諸多爭論。有學者認為“曾仲斿父”是一代曾侯，不排除其與棗陽郭家廟的“曾伯陭”發(fā)生過激烈的政治斗爭；有學者認為曾國的政治中心發(fā)生過遷移，蘇家壟是曾國的政治中心之一；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曾國的政治中心沒有遷移過[4]。
筆者梳理了歷年來曾國考古發(fā)掘的成果，根據(jù)曾國墓葬所反映的等級制度，結(jié)合相關銅器銘文的記載，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蘇家壟是曾國的一個小宗旁支，其名為“咠”；蘇家壟的“曾仲斿父”、“曾伯桼”都只是曾國的小宗宗子，本身并不是曾侯。相關論文已發(fā)表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wǎng)站[5][6]，可參看。
本文主要討論蘇家壟之“咠”與春秋時期的曾、楚地望問題。
蘇家壟之“咠”明確見于M88出土的“咠夫人孟羋克母簠”，其字作
[7]。趙平安先生曾詳細分析過“咠”字的演變，認為甲骨文之
（合6499正）即“揖”的象形初文，至戰(zhàn)國簡帛演變?yōu)?span>
（郭店《魯穆公問子思》2咠字偏旁）等形[8]，其說甚是。蘇家壟M88簠銘之
，左從邑，右正從咠。蘇家壟M88墓主是M79“曾伯桼”的夫人，因其夫僅是曾國小宗宗子，故不可稱“曾夫人”（曾侯夫人的專有稱謂），而只能以其封邑稱“咠夫人”。
根據(jù)已經(jīng)發(fā)表的考古材料，可以確知曾國的這個小宗旁支在蘇家壟自春秋早期一直延續(xù)到春秋中期，此后應被楚國所吞并。M88的墓主曾伯桼夫人為羋姓女，以及M85出土的楚式鼎[9]，皆是楚國勢力滲透進蘇家壟的證據(jù)。徐少華先生考證M85的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際或略晚，墓主可能為由宋適曾的一位低等貴族夫人[10]，本文基本同意這一判斷。
（上：蘇家壟M85出土部分銅器）
春秋時期楚人滅國無數(shù)，但原有的地名卻不會因此而更改，這在傳世文獻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證。因此我們相信，并入楚地的蘇家壟，仍然會沿用“咠”這一名稱。本文認為，蘇家壟之“咠”，即見于曾侯乙簡的“集”，亦即《定公五年》所記載之“稷”。
戰(zhàn)國早期有“集（字從邑）君”，見于曾侯乙簡遣冊的記載（簡53、142、163、172、173、185、203等），同見者還有“鬲（字從邑）君”（簡42、60、144、149、150、153、158、194、197）、“坪夜君”（簡67、160、161、191）、“羕（字從邑）君”（簡119、192）、“陽城君”（簡119、163、166、193）、“樂君”（簡176）、“冥（字從邑）君”（簡65、201）等。曾侯乙墓還出土有“
君黑肩之造戟”（見《銘圖》32卷95頁），以上皆是楚系封君。一般認為楚系封君始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春秋早、中期尚未出現(xiàn)。
戰(zhàn)國中期的包山簡，又有“葉邑大夫、集陽公”（簡130）、“集卜令鄧嘉”（簡164）的記載，徐少華先生認為后者之“集”是前者之“集陽”的簡稱，“集陽”可能就是《定公五年》所載楚之“稷”地，位于今河南唐河縣境內(nèi)[11]。本文同意徐少華先生“集”、“稷”相通的意見，但本文同時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地存在多個“集”，《定公五年》的“稷”未必對應包山簡之“集”。
包山簡之“集”（集陽公）與曾侯乙簡之“集”（集君）并非同一個地名，理由是楚國的“君”與“公”有嚴格區(qū)分，前者為封君，地名為封邑，可以世襲；后者是縣公，縣為楚王直屬地，縣公由楚王任免，不可以世襲。試辨析如下：
1、縣公不世襲文獻有載。以春秋時期楚國最重要的“申公”為例，前后由彭氏（彭宇，見《銘圖》13卷264頁）、斗氏（斗班、斗克）、屈氏（屈巫）擔任，甚至楚王子出任縣公者也不乏其人。楚成王三十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申公斗克（子儀）被秦國俘虜，第二年申公就換成了叔侯。楚成王四十五年（魯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國在“崤之戰(zhàn)”之后將斗克放歸，因為長期“不得志”而在楚莊王元年（魯文公十四年，前613年）作亂?？梢娚旯沙蹼S時任免，沒有世襲一說。此外，河南南陽物資城出土了春秋晚期的“申公壽”器，又稱“彭子壽”[12]，進一步說明“彭”才是彭氏的封邑，而“申”作為楚國的縣直屬于楚王，申公只不過是楚王任命的管理者。擔任申公的彭氏既是“彭子”，又是“申公”；而不擔任申公的彭氏只能稱為“彭子”，如南陽八一路M38出土的“申公之孫、彭子射兒”即是如此；
2、封君有謚，縣公無謚。曾侯乙簡有“魯陽公”（簡162），也作“旅陽公”（簡195），包山簡作“魯陽公”（簡1），清華簡《系年》作“旅陽公”（簡129、134、135）：“旅陽公率師救武陽，與晉師戰(zhàn)于武陽之城下。楚師大敗，旅陽公、坪夜悼武君、陽城桓定君——三執(zhí)圭之君與右尹昭之竢死焉……”?！断的辍匪涊d之旅陽公、坪夜君、陽城君，皆已見于曾侯乙簡，其中坪夜君（悼武）、陽城君（桓定）有謚，可見是世襲封君；旅陽公無謚，當然是由于縣公不能世襲的緣故。隨州擂鼓墩M2出土有“盛君縈簠”[13]，器主也是一位楚國封君，新蔡葛陵簡又有“盛武君”（乙一13），證明“盛君”死后亦有謚。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無論在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的記載中，楚國在縣公頭銜后從未見過有謚者；
3、縣的地理位置一般處于戰(zhàn)爭前線，不適合作為封君的封邑。《六國年表》“楚肅王十年”下：“魏取我魯陽”；“魏武侯十六年”下：“伐楚，取魯陽”。由此判斷，楚國的“魯陽”當位于楚、鄭邊境，韓哀侯二年滅鄭之后，韓、魏即與楚國正面交鋒，楚之“魯陽”為魏所奪。既然“魯陽”位于楚國邊境，作為世襲封君的封邑當然是不合適的，楚國在此地設置縣公就合理得多了。此外，在《左傳》的記載中，申、息、葉、蔡等作為楚國的縣，也是長期處于戰(zhàn)爭前線的。徐少華先生也曾論及，楚國的“棠邑”位于楚、吳邊境，不適合作為伍尚的封邑（棠君尚實際上是縣公而不是封君）[14]。
綜上可知，無論曾侯乙簡、包山簡還是清華簡《系年》的記載之中，楚國的“君”與“公”都是嚴格區(qū)分的。包山簡之“集陽公”尚在葉邑之下，與曾侯乙簡封君級別的“集君”不可同日而語，前者之“集陽”與后者之“集”不可能是同一地名。
本文認為，蘇家壟之“咠”才是曾侯乙簡之“集”。其一，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咠、集二字皆在從母緝部，通假不存在任何障礙；其二，蘇家壟之“咠”在春秋早、中期就是曾國的小宗，無論疆域大小還是地理位置，在并入楚地之后作為封君的封邑都是合適的。
楚昭王十年（魯定公四年，前506年）發(fā)生了著名的“吳師入郢之役”，導致楚昭王逃離郢都，輾轉(zhuǎn)至隨國避難。吳軍緊跟而至，威逼利誘隨國交出楚昭王。當時的情形是“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關鍵時刻隨國頂住了壓力，“吳人乃退”。
石泉先生破除古人舊說的窠臼，對吳師入郢之役的行軍路線、作戰(zhàn)地域，以及昭王奔隨所經(jīng)之地重新加以考訂，對厘清這一段史實做出了杰出貢獻。本文僅就“稷”這一地名略作考證，以為補充。
見于《定公五年》的“稷”地，亦見于《史記·楚世家》及《伍子胥列傳》。司馬貞《索隱》在《伍子胥列傳》下注云：“《左傳》作‘稷丘’。杜預云‘稷丘，地名，在郊外?！笨芍蹲髠鳌吩鳌梆⑶稹?，后脫去“丘”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楚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不知何據(jù)，未可遽信。石泉先生說：“稷丘近沂，故上引《左傳》云‘秦師自稷會楚師而大敗吳師于沂’，上引《史記》則云‘敗吳師于稷’，所指乃為同一戰(zhàn)役，只是舉出的代表地名不同而已……沂之位置，諸書無考……今唐河縣西南，泌陽河與唐河會流后的下游支流在清代猶有‘沂河’。其位置亦大致與秦、楚及吳交戰(zhàn)之‘沂’相符……沂如果是今唐河縣西南之沂河，則稷丘位置亦當近之。秦、楚之師于此役勝后不久，即進兵滅唐。唐即在東面不遠，越過今之唐河即是，道途近便，形勢全合。[15]”徐少華先生將包山簡之“集”對應《定公五年》之“稷”，并將其定為唐河縣境內(nèi)，即沿襲了石泉先生的說法。
本文認為，將“稷”（稷丘）定為桐柏縣當然毫無依據(jù)，而定為唐河縣也存在不盡合理之處?，F(xiàn)將《定公五年》相關記載移錄如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钩讼扰c吳人戰(zhàn)，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根據(jù)這一記載，“桐柏說”和“唐河說”存在的不合理之處有以下三點：
其一，吳軍明知昭王在隨，沒有理由棄之不顧，而任由昭王來去自由。吳軍雖不能迫使隨國交出昭王，也應該繼續(xù)圍困隨國；
其二，秦、楚聯(lián)軍的首要任務是解昭王之圍。昭王尚在隨地避難，則秦、楚聯(lián)軍必然首先奔襲隨地，待昭王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方能放開手腳與吳軍作戰(zhàn)。從地理上看，秦、楚聯(lián)軍無論攻擊唐河還是桐柏，在當時的形勢之下都不是關鍵所在；
其三，子期（公子結(jié)）是保護昭王逃亡的重要人物，他一直跟隨昭王左右，寸步不離。倘若秦、楚聯(lián)軍不解昭王之圍，子期如何可以離開昭王，而與秦子蒲會合，然后二人一起率軍滅唐？
基于以上三點，我們可以推斷，秦、楚兩軍在南陽盆地會合后，首先應奔襲昭王所在的隨國，即今隨州市曾都區(qū)。秦、楚聯(lián)軍有兩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直接走大洪山北麓的隨棗走廊正面攻擊吳軍，二是繞過大洪山南麓從背后攻擊吳軍?！抖ü迥辍酚涊d，秦子蒲借口“未知吳道”，讓楚軍與吳軍正面交鋒（使楚人先與吳人戰(zhàn)），而秦軍走“稷”這一條路線（而自稷會之），可見兩軍是先分兵而后合擊，正與以上兩條路線吻合。《史記》抹去了“而自稷會之”這一關鍵細節(jié)，改為“敗吳師于稷”，實際上秦、楚聯(lián)軍與吳軍的交戰(zhàn)地點并不在“稷”。
以上推斷的合理性，可以從《定公四年》的另一條記載中得到間接的印證。在戰(zhàn)爭初期，楚國的左司馬沈尹戌向令尹囊瓦（子常）提出了以下策略：“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后擊之，必大敗之。”其要點是令尹率軍與吳軍隔漢水對峙，而左司馬率軍前出淮河上游切斷吳軍退路，然后回師與令尹合力攻擊吳軍。既然左司馬的策略可以囊括淮河上游、方城隘口以至于漢水流域這一廣大區(qū)域，則秦、楚聯(lián)軍分大洪山南、北兩麓進軍以解昭王之圍，也不失為一種穩(wěn)妥的軍事部署。
除此之外，《左傳》凡言“自XX會之”，皆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而會合至一處，兩地往往相隔較遠，這也說明秦軍與楚軍選擇了不同的進軍路線，而“稷”并不是最后交戰(zhàn)的地點。從當時的形勢判斷，楚軍救援昭王的迫切性要遠高于秦軍，因此楚軍必然選擇直接走隨棗走廊，而秦軍則從容不迫的從大洪山南麓迂回包抄。
通過以上考證，本文將《定公五年》之“稷”（稷丘）定為大洪山南麓的地名。近年來考古發(fā)掘的成果顯示，蘇家壟早在春秋早期就是曾國設立在大洪山南麓的重要軍事?lián)c，且其地名“咠”與“稷”可以彌合（上引徐少華先生一文論證“集”、“稷”可通，上引趙平安先生一文論證“咠”、“稷”可通，可分別參看），因此將蘇家壟對應《定公五年》之“稷”（稷丘），顯然比“桐柏說”和“唐河說”都要合理一些。
在傳世文獻的記載中，古地名存在大量重名的現(xiàn)象。比如吳師入郢之役另一個關鍵地點“豫章”，杜預云：“漢東江北地名”，只劃定了一個較大的范圍；南宋時期成書的《輿地紀勝》則定于安陸縣東之“章山”，《大清一統(tǒng)志·德安府卷》沿襲了“章山說”。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更與漢代的“豫章郡”聯(lián)系起來，將其劃到今江西省、安徽省境內(nèi)。對此種種不合理的說法，石泉先生都有詳細訂正，可參看。又比如，春秋時期除了楚地的“稷”之外，至少還有另外三個“稷”：一在齊，見《昭公十年》；一在宋，見《桓公二年》；一在晉，見《宣公十五年》。秦、楚聯(lián)軍與吳軍作戰(zhàn)的地點“沂”也是如此，其具體位置已不可詳考，本文推測應在隨國南部。
綜上，本文在石泉先生一文的大框架之下作出以下補充：
1、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前段，京山蘇家壟屬曾，其名為“咠”；
2、春秋中期之后蘇家壟并入楚地，其名未變；
3、春秋晚期吳師入郢，楚昭王逃亡至隨（曾）避難，子期同行。吳軍兵臨城下，威逼利誘隨（曾）交出楚昭王，未能如愿。此后吳軍稍退，圍困隨（曾）；
4、申包胥從秦國搬來救兵，在南陽盆地與殘余的楚軍會合之后，即奔襲隨（曾），以解昭王之圍。其中楚軍直接沿大洪山北麓隨棗走廊進兵，秦軍繞道大洪山南麓，經(jīng)“稷”（蘇家壟）從南部攻擊吳軍。秦、楚聯(lián)軍在隨（曾）南之“沂”會師，擊敗吳軍；
5、楚昭王在隨（曾）解圍之后，即派出子期率領一支楚軍，與秦軍的子蒲一起北上，攻滅吳軍的盟友唐國；
6、春秋戰(zhàn)國之際，楚國在蘇家壟地區(qū)置一封君，即見于曾侯乙簡之“集君”。
史地考證誠為難事，傳世文獻語焉不詳，而古地名重名者又多，以至歧見迭出。本文結(jié)合近年來京山蘇家壟考古發(fā)掘的新發(fā)現(xiàn)，對《定公五年》之“稷”提出了新的假設，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證據(jù)仍十分薄弱。姑且備此一說，不足之處，敬希方家見諒。
2021年5月15日初稿
2021年5月22日修訂
注釋：
[1]《湖北京山發(fā)現(xiàn)曾國銅器》。原載《文物》1972年第2期；
[2]《湖北京山蘇家壟墓地M2發(fā)掘簡報》。原載《江漢考古》2011年第2期；
[3]《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考古收獲》。原載《江漢考古》2017年第6期；
[4]《“曾國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暨紀念蘇家壟出土曾國青銅器五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原載《江漢考古》2016年第6期；
[5]李永康：《春秋曾侯夫婦墓的認定與曾公求“至于桓莊”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35，2020年12月26日；
[6]李永康：《論西周時期的“伯仲稱謂”——兼論春秋時期的“子伯仲稱謂”》。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82，2021年4月30日；
[7]《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考古收獲》。原載《江漢考古》2017年第6期；
[8]趙平安：《從“咠”字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巴方”》。原載《文獻》2019年第5期；
[9]《湖北京山蘇家壟墓群M85發(fā)掘簡報》。原載《江漢考古》2018年第1期；
[10]徐少華：《蘇家壟M85的年代與文化特征略論》。原載《江漢考古》2019年第4期；
[11]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收入《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一書，商務印書館，2010年，P263；
[12]李長周：《從南陽申公壽墓的銘文說起》。原載《中國文物報》2012年12月7日，第6版；
[13]《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發(fā)掘簡報》。原載《文物》1985年第1期；
[14]徐少華：《關于春秋楚縣的幾個問題》。收入《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一書，商務印書館，2010年，P160；
[15]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收入《古代荊楚地理新探》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P361。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5月2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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