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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值尼尫◤挠谑∥嵯壬f，但釋“危”與后世“?！弊衷谧中紊先狈η逦难葑冘壽E，因此學(xué)術(shù)界對此釋法一直持將信將疑的態(tài)度。近年有學(xué)者將此字釋為“弁”，從形體上看也不可信。[4]對該字的釋法學(xué)術(shù)界至今仍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本文仍采用“危”的釋法，是考慮到學(xué)術(shù)界的通行習(xí)慣，只是權(quán)宜之計。不過該字是指位于商王朝西邊的一個很有實力的部族，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髦”字像人長發(fā)下垂?fàn)?，舊或釋“美”，是錯誤的。甲骨文中真正的“美”字皆從“羊”作，與此不同。[5]“髦”在古漢語中或指動物頸上的長毛，或指兒童頭發(fā)下垂至眉的一種發(fā)式，如此看來，髦字的字形構(gòu)造理念應(yīng)該與其所記錄的詞義相關(guān)聯(lián)?！镑帧弊衷诳剔o中是用為“?！?方首領(lǐng)的名字?！拔ｗ帧笔恰拔７谨帧被颉拔０祝ú帧钡氖》Q?！拔７谨帧焙汀拔０祝ú帧币娪谙铝胁忿o：

1、□□卜，危方髦于若?！逗霞?SPAN lang=EN-US>28088

2、危白（伯）髦于之及望 《合集》28091

以上兩辭中的“危方髦”和“危白（伯）髦”指的應(yīng)該是同一個人，而“危髦”無疑應(yīng)該是“危方髦”或“危白（伯）髦”的省稱。以往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將“危”和“髦”視為兩個并列的部族名稱，這是非常錯誤的。

“髦”字下有缺文，或在“廿”字上補“人”字，從殘存的筆劃看存在這種可能，但是是其他的字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本文釋文暫不補“人”字。從文意推測，“廿”字前應(yīng)該有表明危方大臣或渠帥的字眼。其記敘擒獲的順序是先首領(lǐng)、后渠帥，接下來是活著的族眾（人），然后才是被殺的人（馘）。有的研究和論述中對該刻辭所作的釋文將“廿人四”連讀，不合商代的語法和行文習(xí)慣，是錯誤的。

“馘”字舊或釋“而”，非是。[6]

“”字下部從“每”沒有問題，上部筆劃有些模糊，因此以往的隸定很不統(tǒng)一。上部左半從“阜”可以肯定，或隸定為“糸”，非是。右部則大都隸定為“及”或“奚”。隸定為“ 奚”從形體上看沒有道理，可以不論。隸定為“及”從形體上看也有問題，因為字似從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細(xì)審所謂的“及”，很可能是由上下兩個“勹”旁構(gòu)成，每個“勹”旁的右側(cè)還都有一點。這與甲骨文和金文“匋”字的寫法很接近。西周金文陶子盤的“陶”字也是左邊從“阜”，右邊從兩個“勹”，每個“勹”字上又有一點，作“”形，其構(gòu)形與此完全相同。 因此我們懷疑此字上部其實是從“陶”作的，所以將其隸定作“”。

“”字在刻辭中的用法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按過去一般理解的用為部族名，這種可能性最大。但是用為部族名從刻辭的篇章結(jié)構(gòu)看似乎還有些疑問。首先從刻辭的敘述結(jié)構(gòu)看，擒獲物是按照危族的部族首領(lǐng)、危族的渠帥、活的俘虜（人）、戰(zhàn)死的人（馘）的順序記錄的，這以上記錄的是“人”，且按重要程度的高低為序。記錄完“人”之后，接下來說的就該是擒獲物中除人之外的物品了，也就是說，這些擒獲的人和物都是屬于危方部族的，因此這一段文中似乎不容再夾入另一個部族的名稱。似乎不大可能先分說擒獲的不同的部族的人，再分說掠獲的不同部族的物品。其次，前邊說到擒獲危族人時，說得都很具體，其句式都是如“廿”、“人四”、“馘千五百七十”這樣概念小于部族名的名詞加數(shù)量詞組合的形式，與“百”這樣部族名直接加數(shù)量詞的組合形式不同。在同一個篇章中如此變換不同的句式，似乎也很奇怪。

如此說來，“”字的用法就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用為掠獲的物品名。從古文字形體看，“每”字和“毒”字可能存在著一定的關(guān)系，秦漢時期“毒”字的寫法只比“每”字多出一橫，非常接近。龍崗秦簡28號簡說：“諸禁苑有壖者，□去壖廿里毋敢每殺□……敢每殺……”，句中“每殺”一語不好理解，其實這里的“每”即用為“毒”，“每殺”即“毒殺”，類似的記載還見于睡虎地秦簡。[7]所以頗疑“”字所從的“每”也是用為“ 毒”的。從這個構(gòu)形結(jié)構(gòu)出發(fā)，我們認(rèn)為“”字在刻辭中應(yīng)該讀為“纛” ，字所從之“陶”，即是累加的聲符。“”應(yīng)該是個雙聲字。古音“毒 ”、“纛”皆在定紐覺部，“陶”在定紐幽部，“毒”、“纛”與“陶”聲紐相同，韻為對轉(zhuǎn)，可以相通，因此“毒”可累加“陶”為聲符。“纛”典籍又寫作“翿”，義為裝飾有牦牛尾的旗幟。《儀禮·鄉(xiāng)射禮》中提到有“翿旌”，就是指用紅白羽毛交雜制成的彩旗?！?SPAN lang=EN-US>”排在擒獲的物品中的第一位，接下來是馬、車、盾、箭袋、矢，說明“”在擒獲物品中的地位比較重要。古代戰(zhàn)爭中的旗幟被視作號令的標(biāo)志，“奪旗”即表示勝利，所以將旗幟排在擒獲物的第一位是很合適的。當(dāng)然，將 “”理解成掠獲的物品名這一說法暫時還顯得證據(jù)不足，但可以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思路。

兩個“丙”字皆用為“輛”。從古文字構(gòu)形看，“二丙為兩”，而“ 輛”從“兩”聲，故“丙”可用為“輛”。[8]有的學(xué)者將第一個“丙”字前補出“馬”字，以為第一個“丙（輛）”是指“馬”。因為甲骨文中“馬”和“車”都可以用“丙（輛）”來計算，所以這個意見很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即第一個“丙”字指的也是“車”，不過與第二個“車”字指戰(zhàn)車不同，指的是“大車”，即輜重車。既有輜重車，又有戰(zhàn)車，所以才有兩次出現(xiàn)“丙（輛）”的現(xiàn)象。

“櫓”字舊釋“盾”，雖然從文義上看并不錯，但是字形不合。裘錫圭先生將其釋為“櫓”，從字形看更為合理。[9]

“函”字古文字字形就像裝有箭矢的袋子，在文中就用為箭袋之意。箭袋古代又被稱作“櫝丸”。[10]

“又白于大乙”六個字前，不少學(xué)者都補出一個“用” 字，讀“又白于大乙”為“用又白（伯） 于大乙”，即將“又”字理解為部族名，將“白”字讀為“伯”，將“”字視作又族首領(lǐng)的名字?！都坠俏淖衷b林》姚孝遂先生按語謂“”“在卜辭中用為人名”，與上述看法一致。[11]但是仔細(xì)觀察“又”字上一字下部的殘留筆劃，似乎是從兩個“木”，倒是有些像“林”字，可以肯定絕對不是“用”字，所以在“又”字前補出一個“用”字是不可信的。

“又白于大乙”的“又”字就應(yīng)該讀為“侑”，即卜辭中極為常見的侑祭之“侑”，而“白”則應(yīng)該讀為本字?！坝职?SPAN lang=EN-US>于大乙”意為“以白侑祭于大乙”，其句式與卜辭 “其又（侑）豕于三母”（《合集》23462）相同。

甲骨文中有“”字（《合集》36836），字從麋從文。麋與鹿從種屬上說屬于一類，在文字中作為表意偏旁應(yīng)該可以互換，所以從麋可以視為從鹿。此字過去有釋“麐”、“麠”、“慶”諸說。[12]釋“麠”說是從形象出發(fā)的猜測，不可信；釋“慶 ”說是因其字形與秦公簋“高弘有慶”的慶字作“”構(gòu)形相同。其實古文字中早期的“慶”字皆從“心”作，而秦公簋的“”字從“文”，不是慶字，正是“麐”字，用為“慶”是屬于假借。[13]“吝”從“文”聲，“”即以“文”為聲，因此從麋（鹿）從文的“”自然可以釋為“麐”。

小臣墻刻辭“白”的“”字作“”，字從鹿從文，所從“文” 字位于鹿字左下，不是標(biāo)準(zhǔn)的左右結(jié)構(gòu)，看作是上下結(jié)構(gòu)也未嘗不可，所以其構(gòu)形應(yīng)與“”字相同，字也應(yīng)該釋為“麐 ”?！都坠俏木帯肪硎畬ⅰ?SPAN lang=EN-US>”和“”都列在“麐”字下，是非常正確的。徐中舒先生《甲骨文字典》沿用《甲骨文編》的釋法，也將“”和“”都釋為“麐”，但是在〈釋義〉部分解釋“”為地名，對“”卻沒有訓(xùn)釋，看來認(rèn)為其用法還不明確。林梅村先生認(rèn)為“”乃“文鹿”之合文，認(rèn)為“ 文鹿”即“紋鹿”。如上所論，“”應(yīng)該是一個字，將其視為合文不妥。林文釋字雖然不對，但是將“”當(dāng)作用于祭祀的動物名則是可取的?！胞嫛奔础镑搿弊之愺w，《說文》分“麐”、“麟”為兩字，解釋“麐”字為：“牝麒也，從鹿吝聲”，解釋“ 麟”字為：“大牝鹿也，從鹿粦聲。”清人早就指出“麐”和“麟”本為一字，典籍中“麐”、“麟”也互通無別。所以小臣墻刻辭中的“白”就應(yīng)該釋為“白麟”。[14]近來王暉先生發(fā)表《麒麟原形與中國古代犀牛活動南移考》一文，也指出“”即“麟”字，“白”應(yīng)讀為“白麟”，這是非常正確的。[15]

“白（伯）印”的“印”字應(yīng)該是名字，“白（伯）印”應(yīng)理解為 “方的首領(lǐng)印”，其語法構(gòu)成與 “危白（伯）髦”相同。小臣牆刻辭雖然已殘，但從骨板上的文字布局和殘存的文辭語句看，殘去的文字應(yīng)該不多?？剔o前文并沒有提到擒獲“白（伯）印”的事，這和刻辭前邊也沒有提到擒獲“白麟”一樣，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段刻辭的記敘屬于概述，主要記錄的是征伐危方的戰(zhàn)爭掠獲，其它的枝節(jié)事件則沒有一一交待，并非是殘掉了。

“甘京”三字以往或釋為“曰京”，即以“”為人名，以“曰”為“說” 之意，以“京”和“易”作為所說的內(nèi)容。這樣理解應(yīng)該是錯誤的。

“甘京”三字既可以屬上，讀為“用髦于祖丁甘京”，即“祖丁”與“甘京”乃同位語，意為祖丁的名為甘京。卜辭中有“祖辛 ”（《合集》27254）和“父甲”（同上），可見有專門以某一先公先王來稱呼的“”。這種“”很可能是因為某位先公先王最先駐蹕過，因此就稱為“某某”。“甘京”三字也可以不屬上而單獨成句，義為在“甘京”這個地方建“”，句式與《春秋左傳》說“ 城楚丘”（僖公二年）、“城成周”（定公元年）一樣。卜辭中有“……于茲丘……”（《合集》 30272）的說法，還有“王于……”（《合集》30277）、“其于梌 ?！保ā逗霞?SPAN lang=EN-US>30269）、“……于盂，不遘大雨。”（《合集》30270）、“于盂，不雨?！保ā逗霞?SPAN lang=EN-US>30271）、“于遠(yuǎn)，于邇?！保ā逗霞?SPAN lang=EN-US>30273）、[16]“…………亡（無）災(zāi)?！保ā逗霞?SPAN lang=EN-US>30274）等辭，文中“”字似乎也都用為動詞，指建“”而言。卜辭中還有“作”（《合集》27796、30266、30267、30281、《屯南》2152）、“宛（疑讀為“館”）”[17]（《合集》30268、《屯南》2636）和“（疑讀為“蹕”）”（《合集》34071）的說法。歸納起來看，“”應(yīng)是一種建筑，從“……于茲丘……”和祖丁名為甘京看來，這種建筑很可能是建在高處?！?SPAN lang=EN-US>”是商王在征伐或巡狩途中經(jīng)常臨時駐蹕的地方，按裘錫圭先生的說法，應(yīng)該是跟后世的行宮相類的一種建筑。

如果“甘京”三字屬上讀，卜辭文意是說在祖丁的 叫做甘京的這個地方舉行獻(xiàn)俘禮并進(jìn)行賞賜。如果“甘京”三字單獨成句，則是說為了舉行獻(xiàn)俘禮和進(jìn)行賞賜，臨時在甘京這個地方建了“”。

通過以上的考釋，可以將小臣墻刻辭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如下：

……小臣墻配合征伐，擒獲危方首領(lǐng)髦，〔并擒獲〕【渠帥】二十人、族眾四人，〔斬獲〕首級一千五百七十個。〔擒獲〕方人（或掠獲旗幟）一百個?！擦砺荧@〕【馬若干】匹，車兩輛，盾牌八十三個，箭袋五十個，箭【若干】。【用】白麟侑祭于大乙，用方首領(lǐng)印祭于【大丁或大甲】，【用】方人（或旗幟）祭于祖乙，用危方首領(lǐng)髦祭于祖丁的行宮即甘京。賞賜……

1930年，董作賓先生發(fā)表《“獲白麟”解》一文，對殷墟1929年出土的一

個大獸頭骨上的文字進(jìn)行了考釋。[18]大獸頭骨上刻有“……于倞（？）麓，獲白，燎于……，在二月，唯王十祀，肜日，王來征盂方白……（《合集》37398）的記載，董作賓先生認(rèn)為文中“獲白”的“”就是“麟”字，因此讀“獲白”為“獲白麟”，并由此出發(fā)，將甲骨文中所有的“”字都釋為“麟”。

以今天的釋字水平衡量，董作賓先生將“”釋為“麟”很明顯是錯誤的?！?SPAN lang=EN-US>”乃“兕”字，“兕”即野生水牛，一說是大青牛，一說是雌犀牛。記有刻辭的這個大獸頭骨應(yīng)該就是刻辭“獲白”中的“白”的頭骨。經(jīng)古生物學(xué)家鑒定，大獸頭骨的牙齒正是牛的牙齒，因此實物和刻辭記載兩者正相吻合。

1998年林梅村先生發(fā)表《帝辛甲骨所見殷宮秘史》一文，對小臣墻刻辭重新進(jìn)行了解讀，并將小臣墻刻辭的內(nèi)容與歷史上的周戎之戰(zhàn)和商紂王得美人赦西伯的記載相比附。[19]該文在字形分析以及釋文和釋讀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其中為了牽合文意而隨意解釋字形字義的現(xiàn)象比較突出。文中在談到小臣墻刻辭中的“白”一詞時說：

董作賓將這行第三—四字連讀，釋作“白麟” 。他對第四字的隸定不能算錯，這個字是個合文，胡厚宣釋“文鹿”更確切。文鹿即紋鹿，指梅花鹿，文獻(xiàn)或稱“麟”。古代西北游牧人或以鹿為騎乘，故有“文馬”之稱。這種被馴化為坐騎的鹿就是《史記·殷本紀(jì)》所謂“驪戎之文馬”?！秶Z·周語上》記載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謂白鹿或指白馬，所以這兩個字不能讀成“白麟” 。

這一段文字有如下幾個問題：1、董作賓先生只是將甲骨文中的“兕”字釋為“麟”，讀牛頭骨刻辭中的“白兕”為“白麟”，卻從未有將小臣墻刻辭中的“白 ”釋為“白麟”的事情。林文前文說1930年“董作賓首次向?qū)W界報道了殷墟發(fā)現(xiàn)的一個刻在牛肋骨上的長篇記事刻辭，今稱‘小臣墻刻辭 ’?！逼鋵嵍髻e1930年首次公布的是牛頭骨刻辭，與小臣墻刻辭是兩回事。林文顯然是將牛頭骨刻辭與小臣墻刻辭兩者弄混了，[20]以致出現(xiàn)了張冠李戴的錯誤；2、文中說胡厚宣先生釋“”為“文鹿”也不符事實。胡厚宣先生只是將“”字隸定作“”，是將其當(dāng)作一個字看的，并沒有認(rèn)為“”是“文鹿”兩個字的合文； 3、說“文鹿”是“紋鹿”，是指梅花鹿可以，但說文獻(xiàn)或稱“麟”就有問題了。明代以后文獻(xiàn)中說的“麟”是指長頸鹿，似乎并無“麟”指梅花鹿的類似記載。又文中說“文鹿即紋鹿，指梅花鹿，文獻(xiàn)或稱‘麟’。古代西北游牧人或以鹿為騎乘，故有‘文馬’之稱。”意思是說西北游牧人騎的是“鹿”，但稱為“文馬”，即“鹿”可以叫做“馬”?？墒窍逻呌终f“《國語·周語上》記載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謂白鹿或指白馬?！边@就讓人困惑了。到底是實際是鹿，但可以叫做“馬”，還是叫做“鹿”，而實際指的是“馬”？可見作者本人也是猶豫不定，含混其詞。

我們認(rèn)為小臣墻刻辭中的“白”就是“白麟”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以往學(xué)術(shù)界雖然已經(jīng)釋出了“麟”字，但或是將其視為人名，或是僅僅以其為一般的獵獲物。其實小臣牆刻辭中的“白麟”應(yīng)該是出土文獻(xiàn)中最早而且是目前僅見的關(guān)于“白麟”祥瑞的記錄，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祥瑞記錄。揭示這一記錄，具有非常重要的古代史和思想史上的意義。

說到“白麟”，自然會想到歷史上有關(guān)“獲麟”和“獲白麟”的記載。傳世文獻(xiàn)中最早的記載為《春秋經(jīng)》哀公十四年的“西狩獲麟”?！洞呵锝?jīng)》哀公十四年說；“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薄蹲髠鳌钒Ч哪曛^：“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 ‘麟也。’然后取之?！庇纱擞锌鬃幼鳌洞呵铩分褂讷@麟的說法。從這個記載可知因“麟”很希見，故常人不識。而孔子作為圣人，是古人認(rèn)為的生而知之的一類人，具有生而知萬物的能力，所以只有孔子才能辨認(rèn)出“麟”。

獲“白麟”的記載也見于典籍，最著名的當(dāng)然是漢武帝時的“獲白麟 ”?！稘h書·武帝紀(jì)》謂：“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鳖亷煿抛ⅰ鞍作搿币辉~說：“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笨梢婘胱闶窍耨R足的。又《漢書·武帝紀(jì)》說： “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蹄，以協(xié)瑞焉。’”應(yīng)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褭蹄，以協(xié)嘉祉也?！睗h武帝獲白麟后把黃金鑄成馬蹄形，稱馬蹄金?？脊虐l(fā)現(xiàn)中曾有馬蹄金出土，證實了典籍的說法。

另一次有關(guān)“白麟”的記載是在晉武帝時期?！稌x書·武帝紀(jì)》說：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hù)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午，白麟見于平原。”

由小臣墻刻辭的“白麟”，到魯哀公十四年的“獲麟”，再到漢武帝時期和晉武帝時期的“獲白麟”和“白麟見”，可知“麟”作為祥瑞有著久遠(yuǎn)的來源，“獲白麟”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tǒng)。

小臣墻刻辭中的“白麟”與上揭典籍中的三次獲麟記載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小臣墻刻辭記載的是征伐危方，這次征伐既擒獲了許多危方的人和物，又抓獲了“白麟”，因此這次軍事行動顯然帶有巡狩的意味。古代戰(zhàn)爭與狩獵經(jīng)常是合二而一的，這從甲骨文可以看得很清楚?！洞呵铩肤敯Ч哪暾f“西狩獲麟”，可知也是因狩獵而“獲麟”。晉武帝時“白麟見”，其起因是馬隆西擊攻陷涼州之?dāng)?，也與戰(zhàn)爭有關(guān)。其次，小臣墻刻辭說在祖丁的行宮將“白麟”侑祭于大乙，這與《漢書·武帝紀(jì)》說用白麟“以饋宗廟”可以對照，其對“白麟 ”的處置方式正好相合。再次，小臣墻征伐的危方位于商朝的西邊，《春秋》哀公十四年說“西狩”，漢武帝時是“西登隴首”后“獲白麟”，晉武帝時馬隆攻擊的方向也是在晉的西邊。三次“白麟”、“獲白麟”和“白麟見”都與西邊有關(guān)，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這是否可能與古人的五方配五色的觀念有關(guān)呢？按五方配五色的思想，西方色正屬白，這很可能正是為何從小臣墻刻辭到晉書，三次“白麟”、“獲白麟”、“白麟見”都是在西邊的原因所在。

《禮記·檀弓》說：“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對于“殷人尚白”的說法，后人多持懷疑的態(tài)度。從甲骨刻辭看，殷人在祭祀用牲時，比較多地提到“白?！?、 “白羊”、“白豕”、“白豭”、“白豖”、“白彘”等，可見對白色的犧牲格外重視。[21]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從甲骨文看，殷人有特別重視白馬的習(xí)慣。[22]另據(jù)研究標(biāo)明，商代已經(jīng)具備了五方觀念，五色觀念也已略具雛形。[23]

典籍記載商為金德，《呂氏春秋·應(yīng)同》篇說：“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二）》中有《子羔》篇，其中在談到商的始祖契無父感天而生的神話傳說時有一段說：“…… 契之母，有仍氏之女也，遊于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錯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劃于膺，生而乎曰銫，是契也……” 文中“銫”字從“色”從“金”，是“金色”之“金”的專字，在簡文中就讀為“金錫”的“金”。從簡文提到契“生乃呼曰金”的記載，可以認(rèn)定古代應(yīng)有商自始祖契即得金德的說法。據(jù)裘錫圭先生推測，商得金德之說的產(chǎn)生，可能跟我國古代商人最早大規(guī)模使用青銅器有關(guān)。他同時還指出，從秦獻(xiàn)公已經(jīng)將金德與白帝聯(lián)系起來的情況看，以五色配五行的思想應(yīng)該出現(xiàn)得相當(dāng)早。[24]

以上所述諸多證據(jù)，都對“殷人尚白”說和商代就已經(jīng)有了五方配五色思想的推測非常有利。

從文字形體上看，“麟”最初無疑指的是一種鹿。考古發(fā)現(xiàn)的各種有關(guān)“麟”的圖像，秦漢時期都作既像鹿又像馬的形態(tài)，頭上長有一角。中古以后，“麟”慢慢變成了有類似龍一樣的頭，牛一樣的角，渾身長滿鱗甲的樣子，有的頭上還有很長的毛發(fā)。如宋代以后旗幟上的“麒麟”和清代一品武職官服補子上的麒麟形象都是如此。這種形象一直延續(xù)到今日。明代時曾以長頸鹿為“麟”，今天日語中長頸鹿一詞仍然寫成“麒麟” ，正是這種觀念的孑遺。可見“麟”如人們虛擬出的“龍”、“鳳”一樣，雖然最初可能有原形存在，但是經(jīng)過歷史的演化，已經(jīng)被雜糅進(jìn)很多其它動物的成分而變成一種想象的集合體。

“白麟”最初很可能就是指“白鹿”，但是甲骨文中就有獵獲“白鹿 ”的卜辭，后世典籍中也有很多關(guān)于“白鹿”祥瑞的記載，與“麟”并不相混。關(guān)于“麟”的原形以往有“犀?！?、“梅花鹿”、“馬”等說法，都一時難以確定。因此“麟”的原形這一問題還沒有解決，需要進(jìn)一步的深入探討。歷代典籍中載有“白虎”、“白象”、“白鹿”、“白雉”等祥瑞，這些白化的動物，用現(xiàn)代遺傳學(xué)來解釋，是由長期潛伏的白毛隱形基因引起的，或是所謂歸先遺傳的結(jié)果。[25]白色象征潔凈、長久，動物中的白化個體非常稀少，自然就會引起人們的珍視并將其視為祥瑞。

中國歷史上的史書有“記異”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祥瑞災(zāi)異”的記載更是史不絕書?！稘h書·五行志》首開史書記載災(zāi)異的先河，其后《后漢書》、《晉書》、《宋書》、《齊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皆設(shè)《五行志》，《清史稿》設(shè)《災(zāi)異志》，《宋書》又設(shè)《符瑞志》，《齊書》又設(shè)《祥瑞志》，《魏書》又設(shè)《靈征志》，東晉王隱編纂的《晉書》設(shè)《石瑞記》和《瑞異記》，南朝宋何法盛編纂的《晉中興書》設(shè)《征祥說》，南朝齊臧榮緒編纂的《晉書》設(shè)《五行志》、《瑞志》、《異志》，這些都屬于“記異”傳統(tǒng)的傳承和“祥瑞災(zāi)異”觀念的繁衍和發(fā)展。小臣牆刻辭中的“白麟”，可以說是這種“記異”傳統(tǒng)和“祥瑞災(zāi)異”觀念目前已知的最早實例。

二十世紀(jì)是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尤其自二十世紀(jì)70年代以來，山川呈瑞，地不愛寶，出土的簡牘帛書等古文字資料如井噴一樣涌現(xiàn)在人們面前，為我們帶來了關(guān)于古代的大量新知。在研讀這些新資料中我們會有一個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后世認(rèn)為晚出的許多古代的思想觀念，其實既不晚出，也非偽造，而是有著非常深厚的背景和久遠(yuǎn)的來源。在這一點上，我們常常會低估了古人。

（本文將于近期在《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報》2009 年第一期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