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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山東金文集成》

(首發(fā))

 

商艷濤

華南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

 

 

內(nèi)容提要：《山東金文集成》是新出的一部金文著錄，書中存在以下問題：1、釋文方面：文字誤釋、漏釋、衍文；應(yīng)釋未釋；文字隸定不確；用字體例不一；釋文錯亂；釋文中符號使用混亂；2、器物定名不當、同銘異名；3、說明文字中字數(shù)統(tǒng)計有誤；有些合文、重文未予說明；對應(yīng)《集成》出處有誤、遺漏《集成》出處。此外，在收器范圍、器物排列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還有部分器物漏收的情況。

關(guān)鍵詞：《山東金文集成》  存在問題  釋文  定名  遺漏出處  排列不當

 

由山東博物館編輯、齊魯書社2007年出版的《山東金文集成》（以下簡稱《山金》）一書，是山東地區(qū)金文集成性著作。該書收集材料廣泛，共收錄山東地區(qū)出土及傳世的商至漢代的青銅器拓本及摹本1021幅，材料來源遍及歷代金石著錄、文物考古雜志及山東各地博物館藏品，在編排上，以器為綱，按照時代先后順序排列，對于每件銘文拓片，詳列所在器名、時代、尺寸、字數(shù)、出土時間、地點、流傳經(jīng)過、現(xiàn)收藏地、拓片來源、備注、釋文、發(fā)表刊物名稱及期數(shù)，傳世品則表明出處，該書的出版為研究山東金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書中在釋文、器物定名、排列順序以及說明文字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今不揣谫陋，試說如下。

一、釋文

《山金》一書對于所收拓片都作了相應(yīng)的釋文，這為不熟悉古文字材料的研究者來說，無疑有很大幫助，但是書中釋文存在的問題較多，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㈠ 誤釋、漏釋、衍釋

釋文中存在的誤釋多是由于字形相近引起的，也有的遵從舊說，未能吸收學界新的研究成果，如：

1、金文氒（厥）作、又（有）作、父作、乃作、及作、人作，由于這些字形體相近，書中常常誤釋，尤其集中出現(xiàn)在上冊叔夷編鐘、叔夷編鎛及曶鼎釋文中，如58頁叔夷編鐘一釋文“虔卹乃尸事”、60頁叔夷編鐘二及82頁叔夷編鎛“雩乃行師”、“慎中乃罰”、66頁叔夷編鐘五“敗乃靈師 ”之“乃”與156頁曶鼎釋文“卑（原書誤作“畏”）復(fù)乃絲束”、“卑（原書誤作“畏”）處乃邑”之“乃”、 “事及小子”、“匡眔及臣”之“及”、275頁臣殘簋銘“父臣”之“父”均為“氒（厥）”字之誤（乃、厥誤釋的例子很常見，如《文物》2008年第11期新近公布的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子鎛銘文之“厥”發(fā)掘簡報中也誤釋為了“乃”）；156頁曶鼎釋文“用致（原書誤為“到”）絲（茲）及”之“及”、“乃五夫”之“乃”俱為“人” 字之誤；“乃及乃”為“求乃人”之誤；64頁叔夷編鐘四“有其先舊”之“有”當釋為“及”；138頁召父鼎釋文之“又（有）”從字形、文義看，當為“父”字之誤。

2、上冊58頁叔夷編鐘一及71頁叔夷編鐘十釋文“弘?yún)捘诵摹薄?SPAN lang=EN-US>294頁頌簋銘釋文“宰弘”之“弘”均應(yīng)改釋為“引”。該字甲骨文、金文、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中均有出現(xiàn)，此字舊釋為“弘”，于豪亮先生據(jù)秦簡及帛書字形而改釋為“引”，義為長久①。此說已成定論，當從。

3、下冊801頁春秋器郳左戈釋文之“左”字當釋右。該器最初著錄于《考古》1983年第2期，文中亦釋“左”。張振林先生在考釋此銘時曾對此字作過專門的討論，指出古文字中的“左”、“右”，早期字形象左手、右手之形，又表示方位之左、右，字形方位是辨析二字的重要依據(jù)。又因甲骨文、金文字形正書、反書?；煊?，因此文義無誤是辨析此二字的標準。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漢字象形表義的作用大為減弱，偏旁部件在區(qū)別意義上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大，“左”、“右”二字在構(gòu)成上則體現(xiàn)為以“工”部件為左的標志，以“口”部件為右的標志，二字不再靠方位來區(qū)分，區(qū)別僅在于從“工”還是從“口”，而據(jù)此將此戈銘中從又從口之字釋為“右”，銘中“右”為官職名②。本書亦應(yīng)改釋為“右”。

此外，同類者尚有128頁憲鼎之“克”當釋“光”、156頁曶鼎之“全”（上倒2行）當釋“金”、“相”（下1行）當釋“省”、“夫”當釋“矢”、“ 在”當釋“弋”（均下3行）、161頁厘伯鼎（定名不確，詳下）之“匈”當釋“匄”（470頁啟卣釋文于“匄”后注明為“匈”字亦非，該字典籍作“介”）、171頁魯公鼎之“魯”當釋“周”、425頁豐伯車父敦之“敦”當釋“簋”、539頁每父丁爵之“每”當釋“庚 ”、653頁盤銘與737頁雜器銘之“輦彝”之“輦”當釋“旅”、860頁陳卿圣孟戈之“鉞”當釋“（戈）”、868頁元阿左造徒戈之“元”當釋“平”，此外，釋文中多次出現(xiàn)的“夅”字皆當釋為“夆”。

書中還有一些是因未明古今文字之別造成的誤釋，此類如：

4、上冊97頁鎛釋文中“葉”字為“世”之誤。該字上從世下從木，學界一般隸定為“枼”，由于“葉”繁體“葉”亦作“枼”，二者同形而致誤?！叭~”當釋“世”，金文“世”字除去聲符止加區(qū)別符號之形體外，尚有從木、從竹、從立、從歹等多種形體。另外，詛楚文及睡虎地秦簡中也有用為“世”之“枼”字。

5、上冊297頁西周晚期遣小子（原銘作，原書隸作，未確）鼎銘中之釋“雙”誤，當釋“友”。甲骨文、金文“友”皆從二又（手）作，初會友助之義，后用為朋友字，非今日之“雙”字。古文字中“雙”均作“雙”， “雙”作為“雙”之俗字較早見于唐代敦煌變文寫本，明代《字匯》及《宋元以來俗字譜》等均有收錄，先秦時期尚未見之。

同類尚有68頁叔夷編鐘六、88頁叔夷編鎛之“異類”當為“承頪”、156頁曶鼎之“斤”當為“匹”（上8行）、“厶”（下4、9行）當為“廿”、“丏”（下倒4行）當為“出”、“月”（下末行）當為“凡”、358、360頁魯司徒仲齊盨之“達”當為“走”。

釋文中還有將一字誤分為二的情況，如177頁甚鼎銘釋文之“減聿”當為“肇”字，280頁小臣傳簋銘釋文中之“ 商貝”當為“（賞）”字之誤，722頁曾大寶盆釋文中“雙鹿會”也應(yīng)為一字之誤分。

書中也有一些原字與誤釋字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本不應(yīng)誤釋，如60、83頁“郡”當為“縣”、77頁“享好禮萬 ”當為“曾孫仆兒”、“跡”當為“”、“幽恪”當為“茲佫”、 “之楚”當為“義楚”（器名釋“義”則不誤）、78頁“余”下之“萬”當為“贎”（書中摹本未確，《集成》1.184拓本較為清晰，作，明顯從貝）、3行末字“萬”當為“兒”、97頁“年”當為“至”、“暨”當為“厄” 、156頁“敢”（上6、下倒3行）當作“為”、 283頁“侯”當為“虎”、303頁“以”（9行）當為“從”、436頁“劇”當為“”、472頁“呂”當為“（賞）”、732頁兩個“虎”及“虍”均應(yīng)作“豦”、“叔”當作“弟”（同頁“錫”后字釋“袞”亦未確，按字形可隸作）等。

書中還存在漏釋、衍釋的情況，如 108頁“子孫”后漏釋“萬年”；156頁曶鼎釋文下3行“田田”中間按通常理解應(yīng)補“厥”字；227頁厘伯鬲釋文中“女子” 后漏釋“剌”字，此字在228頁厘伯鬲二拓本中較為明顯；463頁漏釋“”；634頁“征”下漏釋“臺（以）”。669頁齊侯盤釋文“齊侯乍媵寬獲 孟姜盥盤”中，“獲”字為衍文。

㈡ 應(yīng)釋未釋

對于學界已有定論本應(yīng)釋出的字，書中往往缺而未釋或僅摹錄原形，書中此類問題也較多，典型者如108頁司馬楙編鎛釋文，該銘有多字未釋，其中首行“正”后二字當釋“孟歲”，“孟”字上部摹寫失真，拓本字形與《金文編》988頁收錄之“孟”字之形相近；“歲”字形近曶鼎之，同形之“歲”字亦見于同書國差、公孫壺、陳章方壺，該書各器均釋為“歲”；3行及10行“皇”后一字當釋“祖”，該字右部所從之叔夷編鎛亦用為“祖”； 3行“天命”前二字當釋“嚴龔”，同樣用語又見于《集成》（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著之《殷周金文集成》）1.270秦公鐘、8.4315秦公簋“嚴龔夤天命”；4行“考”后一字當釋“懿”，字形與單伯鐘“懿”作、禹鼎作相類；6行“命”后一字當釋“擇”，金文“擇”有作（《金文編》159頁）者；8行“滕”后一字當釋“還”，此與金文從彳之“還”作（《金文編》98頁）同形；9行“德”后上從田下從攴之字當釋“卑”，字形與余卑盤“ 卑”作（《金文編》195頁）正同。

其他又如：

78頁2、3行未釋之字銘文中為同一人名，原書字形摹寫失真，《集成》1.184字作，從辵乘，可隸作“”。

156頁曶鼎釋文中當釋“宄”，當釋“束”，當釋“非”，當釋“付”，當釋“卅”， 當釋“”。

161頁厘伯鼎（定名未確定，詳下）“吉”上一字應(yīng)釋“魯”，形與金文“魯” 作（無簋）（善鼎）相類；“利”下一字 當釋“錄”，該字形雖略有殘缺，但明顯與金文“錄”作（《金文編》499頁）形近。

179頁鼎名“伯”后一字當釋“氏”，釋文已釋而器名缺釋。

188頁魯伯車鼎釋文第二行“鼎 ”上一字缺釋，該字與多友鼎銘形近，當釋“靜”； “鼎”下一字與“伯”后之字同為魯伯之名，前者釋“車”，后者也應(yīng)釋為“ 車”。

211頁鼎銘摹錄原篆而未釋，首字當為“工帀（師）”合文。

217頁魯侯熙鬲“考”上一字作 ，據(jù)字形筆畫及文例明顯為“ 文”字。

568頁妊爵二字當釋為“（邾）蠃（嬴）”，前一字與《集成》4.2494杞伯鼎（邾）字作同形，本書181頁杞伯鼎二釋文既已釋為“邾”；后一字為“蠃”之象形初文，銘文中用為“嬴”，字形與《集成》16.10209樊夫人龍嬴匜“嬴”字作形近。

519頁子觚銘之“”當釋“?！?；538頁爵銘非“子”，亦當釋為“?！薄?/SPAN>

580頁角銘“揚”下一字當釋“商（賞）”。

731頁雞彝銘文未釋，根據(jù)509頁同銘器雞觚釋“雞”則亦應(yīng)釋“雞”。

732頁器銘“干”上一字當釋“胄”。

829頁戈銘可釋為“麗”（《戰(zhàn)國文字編》663頁），應(yīng)釋“（造）”。

897頁劍銘“元”下一字應(yīng)釋“劍”，該字形與吳季子之子劍銘之近似，右從攴為其繁構(gòu)；“劍 ”下一字從廴從止，為“”字，金文常用同“誕”；“ 用”上一字作，為“匋”字，銘文中用作“ 寶”，同樣用法的“匋”字還見于《集成》4.2073“作匋（寶）器”、9.4422“鑄匋（寶）盨”、“永匋（寶）用” 、15.9416“作茲母匋（寶）盉”、16.10075“作茲母匋（寶）盤”。

618頁薛侯行壺僅有摹本而未釋，據(jù)器名當釋“薛侯行壺”；869頁摹本中右行第2字應(yīng)釋“莒”，字形與金文“莒”作（《金文編》296頁）形近，器名已釋為“莒”。

書中還有的只有拓本而既無摹本也無釋文，如109頁、730頁“戎”字缺釋，而據(jù)器名戎鐃、戎方彝，當釋“戎”； 210頁國子鼎釋文只有“國子”二字，而同頁5.1號拓本“中宮”二字缺釋。

㈢ 文字隸定不確

釋文中有些用字隸定未確，與原字形存在一定差距，如彩頁3及303頁不簋銘之字隸定為右上從“月”之字，其右上部為“丮”而非月。

6頁莒鐘三釋文“揚”字原篆隸定為“”，細審?fù)乇?，字左部尚有一人舉雙手作上揚之形，由于此部分字形位于拓本邊線，故易忽略，整字可隸定作“”。

13頁虢叔旅鐘釋文“在”上之字通作“異”，繁體作“異”，書中用“”，未當。

75頁齊鮑氏鐘釋文“鮑”字隸定作上從“陶”下從“包”，原銘字下部從“革”而非“包”。

97、258、436、698頁釋文中隸定作“蘄”字未確，原篆均從作，不從艸”。681頁“祈”字本從，隸定用字未加旁。

667、669、699頁“媵”字原篆下部均從貝，而釋文用字一從土，一從廾。

785頁滕侯戈之“造”字原拓下從“酉”作，而釋文中只隸定為從舟從造。

870頁十年洱陽令戈釋文中“工幣”之“幣”應(yīng)作“帀”。

897頁劍銘首字“鵬”原篆作 ，從月從鳥，當隸定為 “”。

㈣ 用字體例不一

A通用字與金文字形并存

釋文用字有的用后世通用字，有的用金文字形，還有的在金文用字后指明后世通用字，典型者如兵器戈戟類銘文之“造”字?！霸臁弊衷谄縻懼幸话阌谩案妗?字，亦有從金從告、從舟從告、從戈從告、從貝從告、從告從邑作者（參《金文編》94-95頁），書中釋文一般用“造”， 785、856、878頁金文字形后指明為“造”，804、 809、815頁則僅用金文原形，未指明通用字。銘文“戈”字也與之相類，書中一般用“戈”，817頁作“（戈）”，829、855頁則作“”。其他如“以”字，347、728頁用“臺”，而203頁用“臺（以）”，614頁還誤作“以（臺）”；“原”字，11、335頁用“原”，而258頁用“邍”；“祖”字，117、320頁用“且”，而124、186、446、470、489頁用“且（祖）”；“令終”，294頁作“令終”，303、313頁則作“霝（令）冬（終）”，608頁作“霝終”；“在”字，136、156、 280、281頁用“在”，而45、136、254頁用“才（在）”；“諸”字，412、608、687、696頁用“諸”，而45、186、198、432、433、434頁用“者（諸）”；“作”字書中一般用金文原字形“乍”，而123、 259、602頁則用通用字“作”；“伯”字書中一般用通用字“伯”， 144頁則作“白（伯）”。

B同銘異形

釋文中存在同銘之字釋文用字各異的情況，表現(xiàn)為以下兩方面：

其一，簡體字與繁體字并存。釋文用字一般用簡化漢字，但也有個別釋文使用繁體字，如13頁虢叔旅鐘釋文用“豐”（該字原銘右從攴）、201頁滕侯鼎用“靈” 、“飮”、209頁宋公欒鼎釋文及器名均用“欒”、273頁大保簋用“聽”、280頁小臣傳簋用“傳”、638頁并罍用“並”（546頁器名己并爵“并”字亦用“並”）、509及731頁用“雞”。有時一字之簡體與繁體并存，如346頁陳簋釋文用“畢”，而238頁陳侯鬲釋文用“畢”；79、385、410、412、430頁用“飤”，而369頁陳姬小公子盨用“”；143頁厘鼎、161頁厘伯鼎、227頁厘伯鬲釋文均用“厘”，而346頁莒侯少子簋釋文則用“釐”。

另一種情況是同形之字隸定不一。典型者如杞伯諸器銘釋文，該組器銘中有一字作（杞伯鼎）（杞伯簋）（杞伯壺），180-183頁杞伯鼎銘釋文字作從女從，323頁杞伯簋、613頁杞伯壺二、720頁杞伯盆釋文字則作從女從棗、612頁杞伯壺一釋文字作從女從垂，以上諸字從形體及銘文內(nèi)容看為同一字，當統(tǒng)一隸定，學界一般隸定為從女從。249頁邾友父鬲釋文從女從棗之字與上述杞伯諸器中從女從之字為同字，亦當改從。另外，209頁宋君夫人鼎、宋公欒鼎釋文中從食從束之字、213頁宋左師睪鼎、 276頁新姒（？）簋、358-360頁魯司徒仲齊盨、423頁齊陳曼簠釋文中從食從之字，其中“束”、“ ”之形皆與以上同形，亦應(yīng)隸定為③。300頁孟父簋釋文從女從之字，從原銘看當為“妊”字。

68頁叔夷編鐘六、88頁叔夷編鎛銘文字一釋“前”一釋“俞”④。288頁滕侯簋與354頁滕侯盨銘均有字，釋文用字中前者從魚從木，而后者從魚從禾。340頁魯侯簋與570頁魯侯爵同銘，銘中一釋“孴”一釋“爵”； 一釋上從庚下從丁之字一釋“ ?！?； 一釋“簋”一釋“縮” ；212頁齊侯鼎、427頁齊侯敦、669頁齊侯盤、 706頁齊侯匜四器同銘，其中字前三器釋為“寬”，而匜銘則釋為“”。

銘文中之“大”字，釋文中有“大” 、“太”之別，如125、128、130、133、273-275頁作“大?！?，175頁則作“太保”；176頁作“太子”，687頁則作“大（太）子”。其他如137頁作“太?！?、253頁作“太史”、383頁作“大宰”、809頁作“太師”。

釋文中還存在同銘之字有的據(jù)形隸定漢字，有的則未加隸定僅摹錄原形，如“亞”形中部分117頁舉祖辛禹方鼎釋文照摹原拓，而446頁釋為“（預(yù)）”。

121頁摹原拓，250頁只有拓本無釋文，263頁釋為“”，519、538頁則釋為“戎”。

（或作 ）321頁摹錄原形而未釋，114、464、497、573、580、586、595頁均釋作“”，而452、458頁釋為“侯”（452、458頁釋為“侯”不確，其形與“侯”明顯不同。463頁缺釋）。

718頁銀匜銘釋文作“陵夫人”，而原銘首字作 “”，同銘器746頁、747頁銅鉤銘、748頁燈銘釋文均作 “陵夫人”。

C合文處理方式不一

合文是古文字中一種常見的用字現(xiàn)象，本書釋文對于合文處理方式并不一致，有的按照原銘仍用合文形式當一字處理，如60、64、83、85頁“二百”、60、83頁“三千”、62頁“一人”、64、85頁“五十”、58、81、86頁“小心”、66頁“少心”（應(yīng)作“小心”）、280頁“日甲”；有些則分作二字，如 123頁“百朋”、136、586頁“十朋”、178、436、485頁“小臣”、344頁“孝孫”、444頁“五朋”、820頁“大夫”、836頁“五百”、904頁“工師”等。

㈤ 釋文錯亂

有的釋文錯亂訛誤相互交錯，如452頁孝卣釋文作“孝易（錫）孝用乍且丁父亞侯侯”，據(jù)原拓當作“乙亥 易（錫）孝貝用乍且丁彝亞 侯”。有的釋文中文字排列順序有誤，568頁按原銘順序當為“妊作邾嬴彝”，而書中釋文中“邾嬴”二字（原書此二字未釋）卻排在了“ 妊”字之前，變成了“邾嬴妊作彝”，與原銘相違；522頁莒作父戊觚銘釋文作“乍父戊尊彝（莒）”，“”非“莒”字，從拓本看，銘文“乍”上一字不清，從《三代吉金文存》拓本14.3看首字似為“”字，“莒”字當于銘首“”字后補出，不當置于末尾。824頁戈銘釋文“不降（拜）棘（戟）余子之貲金右軍”中，“降”后一字作，“拜”、“棘”本均為該字之不同釋法，而與 “降”字無涉，以“降（拜）”形式出之，甚誤。

㈥ 釋文中符號使用混亂

本書釋文中常常使用括號與重文符號，這兩種符號的使用上存在著使用不當?shù)那闆r。

括號一般用來在本字后標注通用字，如“白（伯）”、“才（在）”、“隹（唯）”，但書中釋文中括號有誤用的情況，如34頁邾叔鐘釋文“唯王六（月）初吉壬午”，從拓本看，原銘“六”后脫漏了“月”字，釋文中當用 “[月]”形式標注，不應(yīng)用括號；177頁甚鼎釋文作“甚（）減聿乍父丁彝”，書中拓本不清，此與《集成》4.2410號為同一器拓本，后者銘文非常清晰，不存在文字脫漏的情況，銘首“甚”二字明顯，本銘釋文當作“甚肇乍父丁彝”⑤。689頁魯士商莒匜釋文作“魯士商（）乍匜”，原拓“”字清晰可見，不當用號括，而據(jù)器名稱“魯士商（莒）匜”看，釋文當作“魯士商（莒）乍匜”；624頁公壺銘中“姜”后一字原缺，摹本中用“□”代替，而釋文中未加以說明直接以“媵”字補之，按照慣例，當以“□（媵）”或“[媵]”形式出現(xiàn)。

古文字中的重文符號一般用“”表示，本書重文符號用“： ”，因與冒號同形，很容易引起誤解，如281頁保員簋釋文“曰：用事”中“：”為冒號而非重文符號；13頁虢叔旅鐘釋文中將“豐”字下的重文符號因與“攴”旁豎筆相連，而誤成了“f”；有些原銘本有的重文符號釋文中卻付諸闕如，如64頁叔夷編鐘四釋文“虩”（85頁同銘之叔夷鎛釋則有此重文符號）、68頁“都前”、88頁“都俞”應(yīng)添加重文符號，95頁鎛說明中已注有重文2，但釋文中并未體現(xiàn)，參照《集成》1.271號同銘拓，應(yīng)于97頁該器釋文“肅”、“子”下添加重文符號。

二、器物定名

對于青銅器物的定名，學界一般遵從名從主人的原則，器名以作器者名為準，按照器物本身的自銘來命名，以作器者為器名修飾語，稱某某器。但是銅器稱名自古以來就異?；靵y，同一器物在不同的著錄中往往有不同的稱名，形式上很不統(tǒng)一，這種情況在一些大型金文著錄，如《集成》、《集錄》（指劉雨、盧巖編著之《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都有存在，曾有人作過專文討論⑥，《山金》在器物定名方面亦存在類似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兩個方面：

㈠       定名不確

有的器物未以作器者命名，而是以用器者稱名。如443頁器銘作“唯王正九月辰在丁亥，棷可忌作厥元子仲吉媵錞”，據(jù)銘文作器者為棷可忌，當定名為“棷可忌豆”，書中稱“元子仲吉豆”未確⑦。同類者又如147頁父甲鼎應(yīng)稱“員鼎”、161頁厘伯鼎應(yīng)稱“叔鼎”（似是“毛”字之殘）、167頁寶旅鼎應(yīng)稱“鼎”、217頁滕公鬲應(yīng)稱“吾鬲”、218頁魯公鬲應(yīng)稱“熙鬲”、611頁侯父戎壺應(yīng)稱“侯母壺”、732頁仲林彝當稱“虎彝”（器名稱“彝”亦不當，說詳下）、123頁征東夷方鼎當稱“鼎”（或稱方鼎）。

因銘文理解未確，造成人名理解致誤而引起定名不當。146頁鼎名稱杞（？）伯肇鼎，未確，銘曰“杞（？）伯肇乍鳥寶鼎”，作器者為杞（？）伯，非杞（？）伯肇，“肇”為金文中常見用語，多用于人名后，作助詞⑧，故器當名杞（？）伯鼎。同樣人名后加“肇”者 170頁稱季鼎、191頁稱魯仲齊鼎則不誤。另外， 77頁器稱“楚之良臣余義鐘”亦未確，該器舊多稱“余義鐘”，《集成》稱“余贎兒鐘”，均未確，“余贎兒”非人名，“贎”為贈與義，從銘文來看，器主“余”為“仆兒”，故該器當稱“仆兒鐘”⑨。

還有些器物未按照自銘稱名，如一些自名為“戟”者，多定名為戈，如784頁陳子山造戈、815頁左戈（878頁同銘器則稱左戈造戟）、816頁平阿左戈、824頁不降戈、861頁雚造戟戈、870頁十年洱陽令戈（原書“令”作“”，當釋為“令”），皆應(yīng)改稱戟。戈與戟關(guān)系密切，戟即由戈加矛或刀演變而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戟多由戈、矛分體聯(lián)裝而成，若構(gòu)成戟之戈、矛分離，則易看作單體之戈、矛，前人對戟之構(gòu)造多有誤解，至郭沫若等方予以廓清，在此類器物的定名上，當以自名為準⑩。

912頁齊城右造刀，該器稱刀亦未確，現(xiàn)存器形雖與刀相類，但從說明文字“右戈援胡已缺”看，原器當為戈之殘，亦應(yīng)名“戈”（《集成》18.11815亦稱“刀”）。812頁莒戈釋文不全，據(jù)《集錄》4冊154頁1129號收錄的同名器釋文“莒之造戟 ”看，亦當定名為戟⑪。

有些器名用字重復(fù)，如兵器類817頁陳□造戈、855頁平阿左戈、861頁雚造戟戈，“戈”用字重復(fù)，“”為“戈”字之繁作，兵器銘文中多有作此者（《金文編》822頁），雚造戟戈稱“戟戈”亦未當，未有二器名連稱者，從器形看明顯為戟而非戈。

在敦類所收諸器中，有些應(yīng)改稱簋，相應(yīng)地歸入簋類，如425頁豐伯車父敦、426頁叔臨敦、435頁孟姜敦、437頁仲姜敦、438-439頁遣敦一、二。宋代以來的金石圖錄中往往稱簋為敦，今不當沿用舊說⑫。

本書器物分類中有一類稱“彝”，此類器物共收錄有戎方彝、雞彝、史師彝、伯林彝四器（730-732頁）。按，后三器定名為“彝”未當，“彝”只是青銅器的共名而非專名，宋代已來的一些青銅器著錄中一些名彝之器，實多為簋（舊稱敦）、盂等，這一點王國維⑬、徐中舒⑭等早已指出，杜廼松也指出“銅器‘共名’是古人依據(jù)銅器的性質(zhì)、用途而確定的，其中許多器種本身都有其自名，定名時仍按已確定的名稱來定。僅有共名而沒有自名的器種，也要根據(jù)已確定的或新更新的名稱來定名”15。伯林彝舊著皆稱彝，而《集成》已據(jù)猗文閣拓本題跋改稱簋，當從（該器據(jù)銘文當稱豦簋）。鑒于雞彝、史師彝二器銘文中未有自名，而且均為傳世器，未見器形，可以歸入雜器類，直接以“器”稱之，可改稱“雞器”、“史師器”，可再于說明文字中注明舊有之名。本書及《集成》均有對未知名器稱“器”者，如本書736頁“亞醜器”、“舉父丁器”、737頁“亞己其侯殘圜器”，《集成》著錄號為16.10414-10437、10450-10455、104457-10459、10461、10463、10464、10466、10479-10538者亦均屬此類。

器稱“方彝”本亦未當，因為“古籍中未見以方彝為禮器的名稱，宋人以這類器形體作方形而名之，后世所出土的方彝銘文中也未發(fā)現(xiàn)器名，因而考古界仍舊沿用宋人舊說”⑯。根據(jù)習慣，可暫用“方彝”之名。

㈡ 同銘異名

有些同銘器物在稱名上有不同的名稱，如117頁鼎銘與446頁卣銘相同，俱為“舉且（祖）辛禹亞（預(yù)）”，但一名“舉且辛禹方鼎”，一名“舉且辛卣”（該二器見于《集成》4.2111、2112及10.5201號，在定名上《集成》也存在同樣問題，4.2111、2112器稱且辛禹方鼎，10.5201名為舉且辛卣，本書稱名似承《集成》而來）；653頁盤與737頁雜器同銘，但一稱“亞（此字當釋“侯”）乍父丁盤”，一稱“亞侯殘圜器”。再有212頁、669頁、427頁、706頁之器同銘，但卻有兩類名稱，前二者稱齊侯鼎、齊侯盤，后二者稱齊侯乍孟姜敦、齊侯乍孟姜盥匜，亦當統(tǒng)一定名。又如815、878頁二器同銘，一稱左戈、一稱左造戟。

三、說明文字

書中說明文字也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有些重文、合文符號未予說明，或統(tǒng)計數(shù)字有誤。器銘中出現(xiàn)的合文、重文說明文字中一般均有說明，但也有些未予交代，如64頁叔夷編鐘四“虩”下、68頁叔夷編鐘六“都前”下均有重文符號； 65頁叔夷編鐘五之“小心”、136頁旅鼎、586頁亞斝之“十朋”、123頁征東夷鼎“百朋”、 444頁宰甫卣之“五朋”、820頁車大夫長畫之“大夫”均作合文，而都未予說明。59頁叔夷編鐘二原書注明合文1，但該拓本中“二百”、“三千”均作合文，合文數(shù)當為2。

同銘拓本有異者未予說明。同一器銘的若干拓本如文字有異一般都有所說明，但也有的未予交代，如47頁莒叔之仲子平游鐘拓本一右鼓銘文脫“之音”二字，48-56頁同銘器則不缺；383頁邾大宰簠拓本一中“其”下漏鑄“”字，384頁邾大宰簠二則未漏；627頁齊洹子孟姜壺一拓本“齊侯”下脫“女”字，631頁同銘器則不缺，以上脫漏之處均未說明。

對應(yīng)《集成》器號有誤，如130頁大保遘鼎一、二、三器注明與《集成》對應(yīng)器號分別是2157、2158、2159，與《集成》細較，此三器當分別與《集成》2158、2159、2157相對應(yīng)；142頁王季鼎對應(yīng)《集成》器號非2301，當是2031；324頁杞伯簋一對應(yīng)《集成》器號亦非2897，當為3897；538頁爵銘對應(yīng)《集成》號非7104，而是7404。

有些遺漏對應(yīng)的《集成》器號，如 123頁征東夷鼎與《集成》2739為同一器銘，144頁上部所收之鼎銘對應(yīng)《集成》2044號、177頁甚鼎對應(yīng)《集成》2410號、212頁齊侯鼎對應(yīng)《集成》4645號、580頁父辛角對應(yīng)《集成》9099號、 732頁伯林彝（當稱豦簋）對應(yīng)《集成》4167號、897頁鵬（當為）公劍對應(yīng)《集成》16115號，書中均未交代（公劍銘亦非原書所注存7字而應(yīng)為13字）。77頁“楚之良臣余義鐘” 只收摹本，而此器銘又見于《集成》（183-186）、《三代吉金文存》、《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總集》等多部著錄，書中既未收錄拓本亦未指明所見著錄。

從收器范圍看，前言明確說明本書“ 薈集山東歷代出土的商至漢代的金文資料”，但實際收器時代只是由商至秦，秦器也僅收有一件秦戈（872頁），并未收錄漢代器銘。在器物排列順序上，書中前言中說“按照時代的先后順序編排”，但有部分器物并未按照此順序編排，如767頁春秋器楚戈與戰(zhàn)國器公子戈其前后都為西周器。另外，有些字形摹寫失真（如108頁司馬楙編鎛釋文首行第三字“孟”原銘上部作“子”形，所摹之字嚴重失真；156頁4行“考”后一字誤摹為其他字形；768 頁戈銘摹本與拓本字形亦相差過甚），還有的拓本文字倒置（如123頁征東夷方鼎、850頁汶陽右戈），再有書中也存在器銘失收的情況（如濱縣出土的西壺銘、1969年黃縣出土父辛壺蓋銘，見徐中舒主編《殷周金文集錄》418、429頁）。

以上所舉《山金》中釋文、器物定名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大型金文著錄及青銅器圖錄中⑰，其中多數(shù)可能是由于書出眾手所致，只要協(xié)調(diào)一致，很多問題都是可以避免的，這也是以后編纂同類著作時應(yīng)引以為戒的。

 

 

2008年2月初稿

2009年2月定稿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就一些問題向張振林先生請教，于此謹致謝忱。

 

 

補記：本文寫成后，又見到兩篇相關(guān)文章，一是何琳儀先生的《莒縣出土東周銅器銘文匯釋》（載《文史》2000年第一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第 29—37頁），該文對莒縣出土的司馬南叔匜、諸仆故匜、后生戈、汝陽戈、右戈、不降戈等六件器銘作了探討，《山金》696頁諸匜銘釋文之“斿”當從何改釋“仆”，器名亦應(yīng)稱諸仆故匜，824 頁不降戈、870頁十年洱陽令戈（即何文之汝陽戈）釋文何文亦多有創(chuàng)獲，當以其說為善。另外一篇是董珊先生的《試說山東滕州莊里西村所出編鎛銘文》（該文于2008年4月24日發(fā)表于復(fù)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gwz.fudan.edu.cn/Default.asp），文中對《山金》104—108頁收錄的司馬楙編镈銘文作了釋文并對就一些疑難字進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注釋

①于豪亮：《說“引”字》，《于豪亮學術(shù)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1月，第74-76頁。

②張振林：《郳右戟跋》，《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85-88頁。該字釋“右”已得到學術(shù)界普遍認同，該器收錄于《集成》17.10969號，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65頁、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6卷352頁均釋為“右”。關(guān)于銘文末字，何琳儀先生據(jù)《說文系傳》釋為 “居”，認為是兵器名稱，或為齊方言，相當于燕系銘文中之“鋸”、《書·顧命》之“瞿”，參《戰(zhàn)國兵器銘文選釋》，《古文字研究》第20輯，中華書局，2000年3月，第112頁；又《戰(zhàn)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91-92頁。由于文字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左”、“右”二字的寫法在不同地域也有所不同，應(yīng)該區(qū)別對待，如在戰(zhàn)國中山國文字、秦系文字、齊系文字中，“左”、“右”二字的區(qū)別在于從“工”還是從“口”，而在楚系文字中，“左”、“右”多從“口”作，左右手形的方位則是辨別的重要依據(jù)。

③上述杞伯諸器中諸之字，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社科院《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皆釋為從女從棗之字，此種釋法亦有問題，已有學者對此有過專論，參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示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1期，第35-44頁；陳劍《根據(jù)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集刊》（二），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第378-396頁。

④按，此字前一字釋“都”，“都前 ”下有重文符，銘文中用來譬況鐘聲，此種二字重言形容鐘聲者兩周鐘銘中多見，同類者尚有《集成》1.260鐘、1.187-192梁其鐘、1.262-266秦公鐘、1.267-270秦公鎛、1.172-180莒平鐘、《集錄》1.27-34戎生編鐘、1.106-109逨編鐘等，學界對此二字有“肅雍”、“鍺雍”、“鷔雍”幾種不同的釋法，四字通常讀為“肅肅雍雍”、“鍺鍺雍雍”、“鷔鷔雍雍”，張振林先生認為應(yīng)讀作“ 鍺雍鍺雍”，用來形容鐘聲之悠長，急言之即為“咚咚”，《集成》1.223-4吳王媵叔姬鐘銘之“油油漾漾”亦當讀為“油漾油漾”，急言之即“當當”，此說可從。參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保利藏金——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精品選》，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9月，第372頁；胡長春《釋“鷔鷔雍雍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10月，第133-143頁；張振林《〈說文〉從辵之字皆為形聲字說》，《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05年6月，第278頁。

⑤“肇”為金文常見用語，該銘 “肇”二字互倒，參張愗镕《對 “肇”解釋的再商榷》，原載《考古》1985年第6期，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1-12頁。

⑥杜廼松：《青銅器定名的幾個理論問題》，原載1996年8月14日《中國文物報》，又收入《吉金文字與青銅文化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57-261頁；張再興《〈殷周金文集成〉青銅器定名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2期，第26-29頁。

⑦《集錄》2冊455頁收錄有此器，其中“棷”釋為“梁伯”，該書按照作器者定名，稱此器為“梁伯可忌豆”。

⑧參張懋镕《對“肇”解釋的再商榷》，《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1-12頁；朱鳳瀚先生以為“肇 ”有始義，參《論周金文中“肇”字的字義》，《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第18-25頁。

⑨參李朝遠《兒鐘銘文再議四題》，《青銅器學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第348頁。銘文中的“仆”字李文中隸定為“”，釋為“仆”，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亦釋為“仆”，諸家對此有不同釋法，如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隸定為“”，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隸定為“儔”，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隸定為“”，從字形看，當以李說為確。

⑩關(guān)于器物定名問題，張亞初先生曾指出，對于正確地確定銅器的類別名稱，既要考慮銅器的自名，又要顧及銅器內(nèi)部的關(guān)連，更要照顧到器物的形制，三者不可偏廢，參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291頁。

⑪《集成》中器物定名上也存在類似問題，如自名為戟者也有稱戈、刀者，如17.11046號敔之造戈、17.11084號陳子戈（即《山金》784頁陳子山造戈）、18.11815齊城右造刀?！都伞分幸泊嬖谂f名未確，而據(jù)自名而改者，如18.11562號器，注釋言“舊稱劍，據(jù)自名改矛”?！都洝吩谶@一點上做的較好，戈戟稱名上均按照自名而定名，沒有出現(xiàn)上述問題。

⑫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38頁。高明先生根據(jù)實物及對 “簋”與“敦”形音義等研究，指出簋、敦實為同一禮器，只是由于時代不同，器形、文字都有所變化，若按此說，敦當歸入簋類。高明說見《中原地區(qū)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中）》，原載《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收入《高明論著選集》，科學出版社，2001年2月，第187-190頁。

⑬王國維：《觀堂集林·說彝》，《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9月，第167-169頁。

⑭徐中舒：《說尊彝》，《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98年9月，第646-650頁。

15杜廼松：《青銅器定名的幾個理論問題》，原載1996年8月14日《中國文物報》，又收入《吉金文字與青銅文化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57-261頁。

⑯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226頁。

⑰上述問題在《集成》、《集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中國青銅器全集》、《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都有存在，參張懋镕《略談〈殷周金文集成〉的失誤》，《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3-19頁；張懋镕《關(guān)于中國青銅器大型圖錄書的訂正意見》，《文博》2006年第2期；商艷濤《〈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存在的幾個問題》，《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2月17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09年2月17日

 

0357讀《山東金文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