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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尚書》研究的重大進展

——讀《古本〈尚書〉文字研究》

(首發(fā))

葉玉英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今文《尚書》詰屈聱牙，素稱難讀。古本《尚書》由于夾雜了許多古文和俗字，就更加古奧難懂了?！渡袝穼W有不少聚訟千年的難題，如《尚書》的源流，今古文《尚書》經(jīng)文的去偽存真，各種不同版本的古本《尚書》之間的源流關系，古本《尚書》文字的釋讀、文本的闡釋，等等。林志強先生迎難而上，向難題挑戰(zhàn)，在21世紀開初就確定了古本《尚書》的研究課題。令人欣喜的是，經(jīng)過多年的刻苦鉆研、辛勤耕耘，他的努力終成碩果——《古本〈尚書〉文字研究》面世了。

《古本〈尚書〉文字研究》以顧頡剛、顧廷龍合輯的《尚書文字合編》為主要材料，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一）《尚書》源流與古本《尚書》；（二）古本《尚書》的序列及其源流關系；（三）古本《尚書》的文字特點以及古文與俗字、俗字與經(jīng)書的關系；（四）對二十二個古本《尚書》隸古定字進行考釋，并以此為基礎總結(jié)出隸古定文字的形音義特點，揭示隸古定的作用以及隸古定字詭異的原因；（五）古本《尚書》俗字研究；（六）上博簡、郭店簡引《書》與古本《尚書》校議；（七）新出材料與《尚書》文本的解讀；（八）據(jù)古本《尚書》論衛(wèi)包改字。這些研究對于《尚書》學、文獻學、文字學等學科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文字學的角度對古本《尚書》文字現(xiàn)象進行專題研究，在國內(nèi)外尚屬首創(chuàng)。

古本《尚書》中的特殊文字，既保留了許多古字形，也產(chǎn)生了不少新寫法，有的可能還是獨此一家的特殊字形，它們上可追溯商周以來的先秦文字，中可聯(lián)系漢魏碑刻印章，下可聯(lián)系楷書和俗字，對于探討漢字的源流演變，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但以往的《尚書》文字研究多為校證和考訂，顯得零散不系統(tǒng)。林志強先生接受過系統(tǒng)的古文字學和文字學研究的訓練，有文字學研究的專長，他從文字學的高度對古本《尚書》的文字現(xiàn)象進行歷史的、動態(tài)的考察，觀察細致，研究深入，因此創(chuàng)獲頗豐，所得成果也非常重要，主要有：1.揭示了孔傳《尚書》文字的流變軌跡。作者對65個古本《尚書》中的特殊文字進行了字樣調(diào)查，制成構(gòu)形異同表，并進一步梳理每個字異體之間的關系，考察其演變的軌跡。其論證詳實清晰，證據(jù)確鑿，令人信服。2.總結(jié)分析了古本《尚書》的文字特點。林志強先生指出：從總體上看，古本《尚書》的文字特點是正體楷字、隸古定字和俗字兼而有之，存古形、顯新體、示變化，體現(xiàn)出懷舊與趨新兼?zhèn)?、尊?jīng)與從俗并存的風格。具體來說，則有以下幾個特點：a.異體繁多，一字往往有多種不同的寫法。這是由于隸古定字缺少規(guī)范，且古本《尚書》抄手非一所造成的現(xiàn)象；b.訛混。有形近義同相混、單純義同相混、形近義不同相混三種情況；c. 古本《尚書》在抄寫的過程中，常見使用“=”符?！?SPAN lang=EN-US>=”符在古本《尚書》中的作用有三：一是表示字、詞的重復，二是表示一個字中相同偏旁的重復，三是表示偏旁的省略。3.作者考定了古本《尚書》中的二十二個隸古定字，并進一步分析了隸古定字在形音義上的特點。在形體方面，隸古定文字在解散篆體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象形裂變、偏旁訛混等現(xiàn)象；在語音方面，隸古定的因聲假借非常普遍，而且有些假借似乎已形成定勢，有著長期沿用的系統(tǒng)，存在一定的變化規(guī)律；隸古定文字在意義上的聯(lián)系主要表現(xiàn)為同義字的替換，大致有四種情況：一是有關形義的替換，二是有關音義的替換，三是單純義同義近的替換，四是形音義的綜合作用。研究隸古定文字也要形音義三者相結(jié)合，不可偏廢。至于隸古定文字詭異的原因，主要有筆畫變異、偏旁移位、以借字為本字等。這些看法對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古本《尚書》中的隸古定文字以及其他傳世典籍中的隸古定字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4.作者還論列了九個（組）俗字之例，指出古本《尚書》中俗字的構(gòu)形有草書楷化、構(gòu)件或筆畫的簡省和增繁、偏旁訛混以及改換聲符等四個特點?！渡袝分械乃鬃直砻鳌敖?jīng)書不用俗字”只是一個神話。

二、對《尚書》古寫本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

在書中，林志強先生為我們理清了《尚書文字合編》所收唐寫本和日本古寫本的序列及其源流關系，得出不少重要結(jié)論，主要有：1.日本古本寫中，內(nèi)野本和上[八]本淵源甚密，足利本和上[影]本如影隨形。不過，四本同出一源，皆來源于唐寫本。這說明敦煌等地所出的《尚書》寫本和傳入日本的《尚書》古抄本，實為一系，前者是源，后者是流。2.敦煌等地所出之編號不同的古本《尚書》或為一本所裂，或為前后相承。如伯3605、3615、3469、3169乃一本所裂，抄寫時間當在高宗時或高宗后。伯5543、3752、5557原亦一本，乃天寶改字前一年寫本。至于各本的抄寫年代先后關系讀者可參看該書第17頁《古本〈尚書〉抄寫年代簡明表》，便可一目了然。3.在衛(wèi)包改字之前，《尚書》傳本已經(jīng)出現(xiàn)今字本，而改字之后，古字本還仍然有所留存，衛(wèi)包改字并非古字本和今字本的分水嶺。作者所論，證據(jù)確鑿，當無可易。

三、啟發(fā)我們重新思考古書流傳和孔傳本古文《尚書》真?zhèn)螁栴}。

通過作者的研究，我們對古書流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通過梳理二十余種《尚書》古本的序列以及它們之間的源流關系，林志強先生指出：“古書的傳抄是在承繼舊本又有所變化的過程中進行的。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古書，肯定不可能完全保留其原來的樣子，但也不可能面目全非?！?A title="" href="#_edn1" name=_ednref1>[1]書中對隸古定字和俗字所作的個案分析和疏證，為我們揭示了古書傳抄過程中抄手在文字使用上的主觀性所造成的用字上的復雜性及其給后人解讀帶來的困難；作者還對衛(wèi)包改字的問題作了深入細致探討，認為古本《尚書》中文字的古今之變并非全是衛(wèi)包所為。同時指出，《尚書》在流傳過程中，在尊經(jīng)觀念并不嚴格的情況下，必然有古今雜糅的傳抄之本，必然有今字之本以逐漸取代古字之本，當然也有古字本在不絕如縷地延續(xù)著，其情況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樣非此即彼，簡單純粹。凡此皆表明，古書的流傳過程是很復雜的，其文本會因時因地或多或少地發(fā)生一定的變化，經(jīng)典的傳抄也一樣。

東晉初梅賾所獻的孔安國《古文尚書傳》，自宋代吳棫、朱熹開始備受懷疑，特別是清代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論定孔傳本為偽書后，長期以來學術界的主流看法是將孔傳本古文《尚書》視為偽書。近年來，隨著郭店簡、上博簡中有關《尚書》文字的發(fā)現(xiàn)，古文《尚書》的真?zhèn)螁栴}又一次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林志強先生的研究生動、細致、詳實地揭示了古本《尚書》流傳過程的復雜性。他指出，就目前所獲得的新材料而言，確實還不足以證明古文《尚書》是真正的先秦傳本，但像《尚書》這樣歷經(jīng)諸多波折的古書，要完全保留先秦的模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真、偽來評判孔傳本古文《尚書》。我們今天看到的孔傳本古文《尚書》是“層累形成”的。

四、語言文字學研究和文獻研究相結(jié)合。

上述第三點的研究，涉及古書流傳的通例和《尚書》傳本的源流，已經(jīng)可以看出其中所具有的文獻學意義。除此之外，本書的文獻學意義還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將文字研究和文獻整理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為走面向文獻整理的文字研究之路提供了范例。作者將上博簡、郭店簡引《書》中能與古本《尚書》直接對應的十二句文例進行對校，不但有文字學上的分析，還有文獻?？鄙系挠懻摗Ｈ纭靶∶褚辔┰辉棺伞本?，作者在逐字分析了 “小”、“惟”、“曰”、“怨”諸字在形體上的異同之后，說：“末尾之‘咨’，今本《緇衣》、上博簡、郭店簡皆無，《尚書》傳本此字當是后加，原因當是傳《尚書》者誤解上句‘咨（資、晉）’之義而歸上讀，故于下句末增‘咨’字以求對稱?？梢娊癖尽毒馈反_是經(jīng)過后人的改造加工?！?A title="" href="#_edn2" name=_ednref2>[2]

第二，注重運用語言學的方法解讀文本，有語法分析，有語意指向和句法層面的考察。語法分析如《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中“惟乃之休”句，內(nèi)野本作“惟女之休”，足利本、上[影]本同。上[八]本作“乃”，旁注“女”。雖然“女（汝）”、“乃”均是第二人稱代詞，但在從語法的角度看，還是有區(qū)別的。句中“乃”或“女（汝）”是做“休”的定語，而“乃”做定語按例是不能加“之”的，可見此句作“女（汝）”要比作“乃”更為妥當，當以古本作“女（汝）”為是。這是古本勝于今本的一個例子。[3]作者又指出：“漢語意合的特點，有的時候需要將語義層面和句法層面分開看，透過表面的不同來考察其深層的含義。”例如，《君陳》：“凡人未見聖，若不可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句《禮記·緇衣》作“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鄙喜┖啞毒l衣》第10-11簡作“未見（聖），女（如）丌（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胄（聖）?！惫旰啞毒l衣》第 19簡作“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逼渲忻黠@的異文是：“凡人”二字，《禮記 ·緇衣》以及上博簡、郭店簡均無，而《禮記·緇衣》之“己”、楚簡之“我”又不見于今本《君陳》。其中的差異，值得考察。作者對《禮記 ·緇衣》和楚簡中的“其”、“我”、“己”的指代作用進行語意分析后指出：這些詞都不是特指某個人的自己，而是泛指“任何人”的自己，在指稱上與今本《君陳》的“凡人”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區(qū)別。故今本《君陳》增加“凡人”，刪除“己”、“我”，只是使前后語氣一貫，而不是改變句意?！毒悺返倪@個句子，可以看出《尚書》的文本在傳承的過程中確實經(jīng)過增刪調(diào)整，這是無可懷疑的。[4]

以上所論為筆者拜讀《古本〈尚書〉文字研究》之后的一點心得體會，聊記數(shù)語，與博雅君子共同分享。由于筆者學識淺陋，難識真金，未能真正把握書中要旨，所以本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識之士關注此書，關注古本《尚書》研究的這一重大進展。

當然，正如林志強先生在結(jié)語中所說的，古本《尚書》的研究并未就此結(jié)束。他認為古本《尚書》中無論是文字的考證、文本的解讀，還是《尚書》學史的研究，都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清楚。目前，清華簡中的《尚書》材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此書之出，可謂正當其時。我們期待作者和有志于此課題的學者能帶給我們更多新的創(chuàng)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