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的秦璽印封泥研究述評
(首發(fā))
王偉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璽印在我國出現(xiàn)很早，它的起源應該與我國發(fā)達的治陶業(yè)有關。春秋戰(zhàn)國時代，璽印的使用極其普遍。古代為了起到憑信或防止非法啟封的目的，對需要保存或密封運輸?shù)奈锲坊蚝啝┪臅?，用繩捆扎或用囊盛裝之后，在繩結(jié)上或封口處用膠質(zhì)黏土封緘，并在上面用公私印章抑壓，再將黏土烘烤干硬，使得其它人無法不留痕跡地隨便開拆，從而起到對封護對象的保護、保密和憑信作用。這些用于封護的膠質(zhì)黏土，不管有無加蓋印章，均稱為封泥。在以竹簡為書寫的主要載體的時代，璽印的主要使用形式是封泥。
一、1997年以前的秦璽印封泥研究
由于人們對封泥性質(zhì)的認識比較晚，幷且早期僅是珍藏欣賞，封泥的重要性沒有被發(fā)掘出來。雖然后來封泥著錄的專書很興盛，但秦封泥還遠遠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更不可能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因為可得以確認的秦璽印封泥幾乎沒有。其實早期著錄璽印和封泥的著作已經(jīng)收錄了部分秦璽印封泥，只是對秦印的認識很模糊而不敢遽定。
元代中期楊遵《楊氏集古印譜》中王沂序文中最早提到“秦璽”；其后，元末劉績《霏雪錄》、明末張學禮《考古印文正藪》、甘旸《印學集說》、徐上達《印法參同》等論著中都有關于“秦” 璽印的論述。尤其是《印學集說》中“秦之印璽，少易周制，皆損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傳不廣”的論述雖然不成體系，卻代表了清代之前古人對秦璽印認識的最高水平。一直到清代中葉之前人們對秦印的認識仍然是模糊的。夏一駒《古印考略》、孫光祖《古今印制》都把戰(zhàn)國小璽誤作秦印。
第一次明確標出“秦印”一類的是清代學者陳介其，陳氏在《封泥考略》中提出的秦印標準主要是：職官地理符合秦制，印文風格同石鼓文、李斯小篆，印面有十字界格等。
早期的印譜或者封泥普錄一般都不做考釋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對秦璽印封泥的辨認。肖毅《古璽文字研究述略》對古璽文字的研究做了簡要的敘述[①]。先后對秦璽印封泥做過專門研究的學者有李學勤[②]、曹樹銘[③]、羅福頤[④]、秦進才[⑤]、王獻唐[⑥]、趙超[⑦]、沙孟海[⑧]、牛濟普[⑨]、裘錫圭[⑩]、王人聰[11]、蕭高洪[12]、陳雍[13]、曹錦炎[14]、任隆[15]、葉其峰[16]、許雄志[17]、王輝[18]、韓建武[19]、孫慰祖[20]、趙平安[21]、陳重亨[22]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對秦印的了解越來越多，但是綜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強。
二、相家巷新岀土秦封泥資料的公布與研究
1995年春，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村民無意間在農(nóng)田發(fā)現(xiàn)大批封泥[23]。同年夏，路東之在民間文物市場獲得大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
1996年底，在西北大學召開的“首屆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學術(shù)研討會”上路東之公布了古陶文明博物館所藏秦封泥。[24]1997年周曉陸等將同批封泥重新釋讀后公布。[25]
1997年4月，《書法報》公布了收藏于西安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的部分封泥。[26]這批封泥與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所藏秦封泥原是同批。7月，傅嘉儀、羅小紅介紹了另一批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同時刊登有精美的秦封泥照片。[27] 8月，任隆又公布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相家巷出土秦封泥部分內(nèi)容。[28]
1998年初，周曉陸等公布了后續(xù)入藏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的秦封泥， [29]對后續(xù)發(fā)現(xiàn)及他文發(fā)表的相家巷遺址秦封泥67品進行了考釋。不久，任隆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的秦封泥的新品類。[30]
1999年，傅嘉儀選取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部分秦封泥在《篆字印匯》一書中公布。[31]后又在《歷代印匋封泥印風》中對收藏于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的秦封泥做了完整的公布，其中有不少新品種。[32]
2000年5月，周曉陸、路東之將已經(jīng)公布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陸續(xù)入藏的秦封泥以及歷代著錄書中可確認的秦封泥匯集成《秦封泥集》一書出版 [33]，是當時搜集資料最全的著錄專著，但今天看來此書漏收資料很多，仍需補訂。楊廣泰主編的《秦官印封泥聚》（兩冊，原拓）也收錄了秦封泥的個別新品種。[34]
2001年10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公布了2000年4至5月間在相家巷遺址搶救發(fā)掘所得的全部封泥資料，共325枚100多個品種，并對其中一些“文字清晰可辨”的封泥做了考釋。 [35]年底，王輝師《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36]《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xù)》也分別公布了部分秦封泥的新品類；周曉陸、劉瑞也公布了一些新見的秦封泥。[37]
2002年周曉陸、陳曉捷《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印》發(fā)表，公布新見秦封泥 10種，各種類品數(shù)不詳。[38]
2002年10月周曉陸等發(fā)表《秦封泥再讀》，又對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秦封泥部分新資料進行公布。[39]同時，傅嘉儀編著《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出版。[40]此書將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做了完整公布，但考釋甚為簡略。
2002年12月，孫慰祖編著的《中國古代封泥》出版。[41]收錄了上海博物館2001年新入藏的海外回流的178枚相家巷遺址秦封泥中的一部分。該書幷不是所有館藏封泥的系統(tǒng)整理匯集，而只是列舉性地介紹了部分館藏品種。可能因為該書所公布的資料不全、不夠新，故反響不大。
2003年1月，《湖南龍山里耶戰(zhàn)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fā)掘簡報》公布了隨同大量竹簡出土的數(shù)百封泥匣以及數(shù)十枚殘碎封泥。[42]或許學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36000余枚秦代簡牘上面，這批封泥資料未引起注意，也沒有相關研究論著發(fā)表。
自1997年至2004年底是新資料的集中公布階段，但大都局限于解釋單品封泥的文字意義和與文獻的簡單對照上，而沒有將同類秦封泥歸類作系統(tǒng)研究。此后的兩年間，又有零星的新資料陸續(xù)發(fā)表：
2005年7月，周曉陸等發(fā)表《于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nèi)容》[43]，10月，周曉陸等又發(fā)表《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nèi)容》 [44]披露北京文雅堂近年陸續(xù)入藏的新見秦封泥品種。12月馬冀《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公布西安私家所藏的21枚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其中有數(shù)枚是未見報道過的新品種。[45]這三篇文章是《秦封泥集》出版后所見新品類最多的一批資料，其中一些職官和地理名稱前僅此一見，彌足珍貴。
2006年6月，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fā)現(xiàn)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50品，其中又有數(shù)十種為新見品。[46]
孫慰祖對海外流散的相家巷秦封泥進行了及時的收錄和研究，是最早研究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并做出正確判斷的的學者。[47]
至此，除西安市文物園林局發(fā)掘所獲的秦封泥至今未見公布外[48]，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秦封泥資料基本全部公布。新資料的公布引發(fā)了一個秦封泥的研究熱潮。
需要指出的的是：北京文雅堂出版的《秦官印封泥聚》[49]、《原拓新岀土秦封泥》[50]、《雙圣軒集拓秦官印封泥》[51]《相家巷出土秦封泥》[52]以及《古陶文明博物館藏戰(zhàn)國封泥》[53]等書作者未見，但其中收錄的秦封泥已經(jīng)散見各種刊物，本文附錄統(tǒng)計表中有詳細說明。
三、秦璽印封泥的釋讀
秦璽印封泥的釋讀主要是相家巷出土的數(shù)千枚封泥的釋讀。由于秦文字承繼西周文字傳統(tǒng)，相對于風格多變的東方六國文字來說比較容易辨識，故秦封泥在發(fā)表的時候，公布者大都做了考釋。
最先對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做出判斷和初步研究的是孫慰祖《新見秦封泥官印考略》，“以文字和形制言，多屬秦代”，后來的研究證明了這個判斷是很有先見性的。[54]
周曉陸、路東之、 龐?！肚卮饽嗟闹卮蟀l(fā)現(xiàn)――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55]將夢齋所藏秦封泥的精粹部分披露于世（這批封泥曾在“首屆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學術(shù)研討會”以油印本的形式公布過[56]），此后又有《西安出土秦封泥補讀》[57]糾正了最初的部分誤釋。
周偉洲《新發(fā)現(xiàn)的秦封泥與秦代郡縣制》[58]對秦封泥中的有關地名做了新的釋讀。史黨社《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叢考》[59]，任隆《秦封泥官印考》[60]、《秦封泥官印續(xù)考》[61]等文結(jié)合西安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尚未發(fā)表的資料，對當時已經(jīng)公布的秦封泥陸續(xù)做了補充釋讀。傅嘉儀、羅小紅《漢長安城新出土封泥—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館藏封泥初探》[62]對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做了初步介紹。
首批資料刊發(fā)后，學術(shù)界一方面舊說進行不斷補充，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新資料陸續(xù)公布。秦封泥的釋讀工作繼續(xù)向深入發(fā)展
周曉陸、劉瑞《九十年代之前所獲秦式封泥》[63]將清代以來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土或著錄的“秦式封泥”進行整理研究。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中的釋文和略考比最初發(fā)表資料時的更加詳盡和精確。周曉陸、陳曉潔《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印》[64]、周曉陸、劉瑞《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nèi)容》[65]、周曉陸路東之、劉瑞、陳曉捷《秦封泥再讀》[66]對整理中的西安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有關秦職官、地理、宮禁的部分封泥進行考釋。周曉陸、劉瑞、李凱、湯超《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nèi)容――紀念相家巷秦封泥發(fā)現(xiàn)十周年》[67]披露了北京文雅堂所藏部分新見品種的秦封泥資料，幷對以往著錄的少兩品類重新解釋。周曉陸、陳曉捷、湯超、李凱《于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nèi)容》[68]又對北京文雅堂所藏有關地理內(nèi)容的新資料進行了披露。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fā)現(xiàn)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新見數(shù)十種。
王輝師的一系列文章，如《新出秦封泥選釋（二十則）》[69]對部分秦封泥做了考釋。《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70]一章中對當時公布的所有秦封泥都做了精要的考釋，是當時所作釋文最多的著作。《秦印考釋三則》[71]、《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72]、《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xù)》[73]、《秦印封泥考釋 （五十則）》[74]等文，不斷地對已有的釋讀補充訂正，另一方面跟隨新發(fā)表的資料做出考釋。馬冀《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75]對西安某氏所藏的秦封泥作了釋讀。
隨著這批封泥出具體地點的明確和隨后的搶救性的科學發(fā)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fā)掘》簡報發(fā)表，《考古學報》同期刊發(fā)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76]，對其中116枚“文字清晰可辨、保存基本完整”的封泥做了比較詳盡的考釋。劉慶柱后又發(fā)表《新獲漢長安城遺址出土封泥研究》[77]。
周天游、劉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簡讀》[78]結(jié)合新公布的張家山漢簡對已公布的散見于各報刊雜志的419種秦封泥進行了比較研究。趙平安結(jié)合秦漢官印對部分秦封泥也做了考釋。[79]周雪東《秦漢內(nèi)官、造工考》[80]、劉瑞《“左田”新釋》[81]《秦工室考略》[82]、陳曉捷《“走士 ”考》[83]、《學金小札》[84]等對單個品種的封泥進行了深入的釋讀。
后出的秦封泥的專著《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對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做了最完整的公布，并附有簡單的文字考釋。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因受到相家巷秦封泥發(fā)現(xiàn)的影響，陜西歷史博物館也公布了館藏的69枚封泥得以公布和考釋，其中就有數(shù)枚秦封泥[85]。文中說這些封泥“大都出土與西安北部的漢長安城遺址中”，大概即是后來的相家巷一帶。另外，濟南市博物館也對該館舊藏界格封泥做了考釋，其中大多是已經(jīng)見于普錄的秦封泥[86]。
四、秦封泥時代的確認
相家巷秦封泥剛剛出土時，學術(shù)界還沒有認識到這批封泥資料的重大意義。在周曉陸、路東之等人的努力下，又經(jīng)過北京及西北大學有關專家的辨識肯定，相家巷出土封泥的真實性和時代得到初步確認――大家大都認為這批封泥屬秦王朝遺物無疑，下限在秦滅亡；上限則有秦統(tǒng)一、戰(zhàn)國晚期（呂不韋執(zhí)政之前）。參加這場論爭的學者有周曉陸、路東之[87]、李學勤[88]、張懋镕[89]、李零[90]、王輝[91]、劉瑞[92]、史黨社、田靜[93]等。但2001年之前學者們討論這批封泥時代的依據(jù)只是封泥本身的內(nèi)容，再與文獻記載和有關出土遺物加以對照。
2001年4、5月間，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在相家巷遺址進行搶救發(fā)掘，得獲325枚100多個品種得封泥資料，并且從考古地層關系上限定了這批封泥的時代“應屬戰(zhàn)國晚期或秦代，不會晚到漢”，解決了秦封泥發(fā)現(xiàn)以來關于其所屬年代的爭論。
五、秦封泥出土地性質(zhì)的論爭
秦封泥出土地的性質(zhì)至今懸疑未定。主要有秦“甘泉宮”[94]“信宮”[95]“北宮”[96]等數(shù)種看法。
我們的看法是：北宮在渭河以北，幾乎沒有了可能；信宮是統(tǒng)一后第二年才興建的，從考古地層關系和新岀封泥有“璽”等特征判斷，此處從統(tǒng)一之前就開始使用，并延續(xù)到秦末，所以信宮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而從新岀土秦封泥中數(shù)量巨大、品種豐富的后宮私官和禁苑、園囿、臺觀名稱來看，此處不是帝王處理政事的朝宮，而極可能是秦甘泉宮，即秦太后所居之南宮。
雖然劉慶柱、李毓芳也認為“秦甘泉宮（即秦南宮）遺址應在渭河南岸（即秦之‘渭南’），漢長安城遺址西北部”[97]，但由于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發(fā)掘的大批資料尚未公布，所以這并不是定論。
六、秦璽印封泥和秦漢史的研究
秦璽印封泥的研究價值在于官制和地理地名兩個方面。尤其是相家巷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使得秦封泥補苴秦史的價值更加突顯出來。秦史中一些迷霧的廓清又為漢代相關制度的溯源提供了直接的歷史依據(jù)，對秦漢史研究大有裨益。
周曉陸、路東之《空前的收獲 重大的課題――古陶文明博物館藏秦封泥綜述》，對秦封泥與秦漢史的研究作了展望，張懋镕《試論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與意義》深刻揭示了秦封泥多方面的意義，黃留珠《秦封泥窺管》研究了職官制度，周偉洲《新發(fā)現(xiàn)的秦封泥與秦代郡縣制》研究了郡縣制，余華青《新發(fā)現(xiàn)的封泥資料與秦漢宦官制度研究》研究了宦官制度，周天游《秦樂府新議》研究了秦樂府制度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演變，周曉陸、陳曉潔《秦漢封泥對讀》結(jié)合漢代封泥考察了秦漢職官、地理的沿襲更迭。另外，李學勤《秦封泥與秦印》對秦封泥與秦璽印的關系進行了說闡述。這組文章集中刊登，將新發(fā)現(xiàn)的秦封泥與秦漢史的研究緊緊連系起來。[98]此后出版的《秦封泥集》中李學勤、袁仲一、余華青在各自所作的序跋中對秦封泥與秦漢史的研究作了更加深入的論述。
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99]、《秦封泥集》上編第一章《秦封泥簡論》和《秦封泥的考古學發(fā)現(xiàn)與初步研究》[100]中都對秦封泥與秦史研究做了很好的探討。另外，周曉陸的一系列文章對秦封泥中反映的江蘇、安徽、河南、河北、甘肅等地的郡縣設置及相關歷史問題結(jié)合文獻資料做了說明。[101]
田靜、史黨社對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中的“上濅”、“南宮”、“北宮”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102]；任隆探討了秦丞相制度和秦封泥中所反映的手工業(yè)狀況以及秦封泥與檔案管理[103]；劉瑞研究了秦漢時期“將作大匠”的變遷[104]，結(jié)合新岀土封泥還對秦“屬邦”、“臣邦”、“ 典屬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重新探討[105]。彭衛(wèi)研究了秦漢時期的洗浴習俗[106]，張冬煜就秦封泥與秦陶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107]，通過秦封泥對秦檔案管理進行研究的還有樊如霞[108]，周曉陸、陳曉捷[109]對秦封泥中有關中央職官、宮禁做了考釋，趙平安分析了秦官印和漢代官印田字格問題[110]。
周曉陸、劉瑞、路東之等綜合運用新出土秦封泥的各種特征對各種普錄中著錄的秦封泥進行了輯錄，并運用已有的秦封泥的知識對遼寧等地出土的封泥進行斷代確認，提出“秦式封泥”的概念。 [111]王輝師結(jié)合新岀土秦封泥對秦代苑囿進行了補充論述[112]，還對前階段的秦封泥研究做了階段性的總結(jié)和評價[113]。斯路首先提出了秦封泥辨?zhèn)蔚膯栴}，首次披露西安及北京民間文物市場出現(xiàn)的偽品秦封泥[114]。孫慰祖結(jié)合新公布的實物資料總結(jié)出一些斷代和辨?zhèn)蔚脑瓌t[115]。
利用秦封泥中的相關字形對楚簡和齊陶文中的疑難問題進行研究的有白于藍[116]、趙平安[117]、李學勤[118]等。趙平安較早地對秦封泥的字體從文字學角度進行了考察[119]。任隆、陳菽玲對秦封泥的書法價值和篆刻藝術(shù)也進行了關注[120]。此外，陳瑞泉對秦樂府的職能及作用做了進一步的探討[121]。
近年來以秦封泥為題的碩士、博士論文主要有臺灣林麗卿《秦封泥地名研究》[122]、朱晨《秦封泥集釋》[123]，許海斌《秦漢璽印封泥字體研究》[124]，張強《古璽與封泥考略》（英文）[125]。其中《秦封泥地名研究》所依據(jù)的只是《秦封泥集》，收錄的材料并不完整；《秦封泥集釋》也僅是對秦中央官印部分做了匯釋。前者搜集文獻資料比較齊全，后者引證各家說法比較豐富，但新的見解都較欠缺。
目前收集資料最全面、研究最為系統(tǒng)的秦璽印封泥專著是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126]。
以上所及只是比較集中地對秦封泥進行專題研究的概況，至于其它利用新岀土秦封泥研究戰(zhàn)國文字、秦出土其它文字資料及其有關秦漢史問題的論著還有很多。
七、秦璽印封泥研究總結(jié)與展望
1997年之前，秦璽印封泥研究比較沉寂。因為此前秦璽印封泥數(shù)量較少，品種單一，沒有成為獨立研究的對象；加上早期封泥資料普錄印行未廣，對封泥文字以及封泥本體的研究相對比較沉寂，專題性論著很少。
第二階段：1997年至2001年底，秦璽印封泥研究出現(xiàn)了一個熱潮。這段時間內(nèi)秦璽印封泥研究的重點是資料的公布和文字的釋讀。釋讀工作較為深入，但對一些具體品類無論是文字上還是內(nèi)容的理解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秦璽印封泥的分期斷代、秦職官制度的源流、地理疆域的歷史層次和沿革、秦漢史地的對比研究尚未深入，基本上停留在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的簡單對照上。
第三階段：2002年至今，流散于私家收藏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也有零散公布。相關深入研究的論著較少。
由以上所論可見，當前秦璽印封泥在資料的積累方面已經(jīng)達到一定的水平，但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亟需對前一階段的研究做一總結(jié)和深化。
今后需要展開的論題主要有：個別爭議比較大的封泥品種的深入研究，秦封泥的分期斷代，出土地性質(zhì)的深入探討、確認，秦代職官制度的系統(tǒng)研究，周、秦、漢制度的深入對比研究[127]，封泥中具體職官的職能及其演變，地名的溯源和名稱的沿革等等。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近十年的秦封泥研究實際上也是對秦璽印的研究，因為研究者一般都都把璽印和封泥當成一個東西看待。[128]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劉瑞《1997—2001年間秦封泥研究概況》[129]和《1997—2002年間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綜述》[130]，對1997年至2002年間的秦封泥研究狀況作了很好的總結(jié)。
筆者見聞不廣，眼界難免受限，以上所及各家論著難免掛一漏萬，有些評價不一定準確，有些提法不一定妥當故，敬請批評指正。
[①] 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3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②] 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7期、8期、9期。
[③] 曹樹銘：《秦璽考》，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6年12月。
[④] 羅福頤、王人聰：《印章概述》，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羅福頤：《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按此書的《古璽的時代考證》、《古官印及封泥考證舉例》、《古璽印及封泥的辨?zhèn)巍返日鹿?jié)以及此后的《近百年來對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fā)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史印新證舉隅》、《封泥證史錄舉隅》（《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中華書局，1985年）等文一方面為古璽和封泥的研究立下了基本標尺，另一方面討論的對象涉及到了一些秦印。
[⑤] 秦進才、武峰：《秦印淺談》，《歷史知識》1983年1期。
[⑥] 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P413－444。
[⑦] 趙超：《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年6期
[⑧] 沙孟海:《談秦印》，《書法研究》，1983年3期；《印學史》第六章《秦印》，西泠印社，1987年。
[⑨] 牛濟普：《秦印瑣記》，《中原文物》1988年4期?！稘h代官印分期舉例》，《中原文物》，1998 年第1期。
[⑩] 裘錫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有農(nóng)田的經(jīng)營》，《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臺北1997年。
[11] 王人聰:《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模?SPAN lang=EN-US>1990年；《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12] 蕭高洪：《秦印的特點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江西文物》，1990年3期。
[13] 陳雍《讀印雜記》，《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1期。
[14] 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古代璽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7月。
[15] 任?。骸对囌撉毓儆〖捌渌囆g(shù)特色》，《文博》，1996年6期。
[16] 葉其峰：《西漢官印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1期；《秦漢南北朝官印鑒定方法初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3期；《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10月；《古璽印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9月。
[17] 許雄志：《秦代印風·秦印概說》，重慶出版社 1999年12月；《秦印文字匯編》，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1年9月；《關于秦印的一些問題》《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18] 王輝：《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5期；《秦印零拾》，《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2期；《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臺灣藝文印書館，1999年6月；《秦印考釋五則》，《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19] 韓建武、師小群：《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印叢考》,《文博》,1997年第4期
[20]《古印、封泥釋序辯證》（1990.10）、《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1991.6）、《陽羨新岀秦漢官印考》（1994.6）、《新獲官印考釋兩則》（1995.10）、《新見秦官印封泥考略》（1997.2）、《新發(fā)現(xiàn)的秦漢官印、封泥資料匯釋》（1996.11）、《戰(zhàn)國秦漢璽印雜識》（？）、《封泥所見秦漢官制與郡國縣邑沿革》（2002.7）、《封泥的斷代與辨?zhèn)巍罚?SPAN lang=EN-US>2000.8）、《中國古代封泥研究的歷史、現(xiàn)狀和展望》（1999.2）。這些文章分別收入：《孫慰祖論印文稿》p9-12、p26－59、p60－61、p62－64、p67－70、 p71－77，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年1月；《可齋論印新稿》p61－77、p78－91、p92－126、p127－143，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3月。
[21] 趙平安：《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歷史研究》1999年1期；《秦西漢官印論要》，《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
[22] http://www.mebag.com/paper/paper32.htm#a陳重亨：《秦系璽印的印式探真》，篆刻網(wǎng)Online電子報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七期。
[23] 本節(jié)內(nèi)容參考了路東之《<原拓新出土秦封泥>序》，http://www.gtbwg.com/qita.htm。
[24] 路東之：《秦封泥圖例》，《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 1期。
[25] 周曉陸：《秦代封泥的重大發(fā)現(xiàn)――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
[26] 倪志?。骸犊涨暗目脊虐l(fā)現(xiàn)·豐富的瑰寶收藏--記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出土地點的發(fā)現(xiàn)及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新入藏的大批封泥精品》，《書法報》總665期，1997年4月9日1版；《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選拓》4月9日4版。
[27] 傅嘉儀、羅小紅：《漢長城新出土秦封泥――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封泥初探》，《收藏》1997年第6期；《秦封泥欣賞》，《收藏》1997年第6期。
[28] 任隆：《秦封泥官印考》，《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3期。
[29] 周曉陸、路東之、龐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補讀》，《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2期，50－59頁。
[30] 任?。骸肚胤饽喙儆±m(xù)考》，《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 3期，22－14頁。
[31] 傅嘉儀：《篆字印匯》，上海書店，1999年。
[32] 傅嘉儀：《歷代印匋封泥印風》，重慶出版社，1999年12月。
[33] 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
[34] 楊廣泰主編的《秦官印封泥聚》，北京文雅堂，2000年。
[3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fā)掘報告》；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按，《發(fā)掘·出土封泥統(tǒng)計表》中列出了全部的325枚封泥。其中，T2③:70、TG1:5、TG1:77三枚是無字封泥；另有T2③:89、T2③:168、T2③:170、T2③:171 T2③:172、T2③:173、T2③:180、T3③:38、TG1③:81九枚“文字漫漶”。除去3枚無字封泥和9枚“文字漫漶”者，《發(fā)掘·出土封泥統(tǒng)計表》共公布了185種，313枚封泥的資料（包括殘字封泥在內(nèi)）。
[36] 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文物》，2001年12期；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xù)》《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八輯，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
[37] 周曉陸、劉瑞：《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nèi)容》，《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2001年第4期。
[38] 周曉陸、陳曉捷：《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印》，《秦文化論叢》第九輯，2002年7月，西北大學出版社。
[39] 周曉陸等：《秦封泥再讀》，《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
[40] 傅嘉儀：《新出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10月。
[41] 孫慰祖：《中國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4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zhàn)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fā)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又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fā)掘報告》，齊魯書社， 2007年1月。
[43] 周曉陸：《于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nèi)容》，《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4期。
[44] 周曉陸等：《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nèi)容》，《考古與文物》2005年5期。
[45] 馬冀：《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7日第7版。
[46] 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fā)現(xiàn)十周年而作》，《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2006年第2期。
[48] 筆者曾去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參觀，得見展出的40枚封泥，可確定為秦封泥的有32枚。其中“九江太守”“長安丞印”兩枚為新見品種。詳情參看附錄《秦封泥數(shù)量統(tǒng)計總表·未公開刊布資料》部分。
[49] 原拓，兩冊，89種89品。
[50] 一函十二冊，收錄秦封泥261種648品，2003年。
[51] 收錄100枚。孫慰祖《相家巷封泥與秦官制研究――<新岀相家巷秦封泥>序》，《可齋論印三集》頁177，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8月。
[52] 一函十四冊，收錄秦封泥403種，764品。周曉陸編，日本藝文書院出版，2005年5月。
[53] 原拓本，線裝一函兩冊，2003年8月。
[54] 孫慰祖《新見秦封泥官印考略》，原載香港1996年7月十二日《大公報》藝林版，后收入《珍秦齋藏印―秦印篇》，臨時澳門市政局，2000年4月。
[55]《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１期。
[56] 路東之：《秦封泥圖例》，《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 1期。
[57]《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2期。
[58]《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
[59]《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３期。又見史黨社、田靜：《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叢考》，《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60]《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３期。
[61]《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3期，22－14頁。
[62]《收藏》，1997年第6期。
[63]《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1期；又見《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1期。
[64]《秦文化論叢》第九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65]《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2001年第４期。
[66]《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
[67]《考古與文物》2005年5期。
[68]《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4期。
[69]《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70] 《秦文字集證》，臺灣藝文印書館，1999年。
[71] 王人聰、游學華編：《中國古璽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72]《文物》2001年第12期。
[73]《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8），2002年。
[74]《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創(chuàng)建四十周年暨馮漢驥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
[75]《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7日第七版。
[76]《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
[77] 劉慶柱：《新獲漢長安城遺址出土封泥研究》，《石璋如先生百年壽誕紀念文集——考古 •歷史•文化》，臺北南天書局，2002年4月。
[78]《文史》2002年第3輯（總60輯）。按，劉瑞文誤做“ 《考古學報》2001年4期”。見劉瑞：《1997－2002年間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綜述》注，《秦文化論叢》(第十輯 ) p186，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
[79] 趙平安：《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１期；按，劉瑞文誤做“《文史》2002年3期”，見《1997－2002年間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綜述》注，《秦文化論叢》(第十輯 ),p186。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
[80]《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年2期。
[81] 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
[82] 考古與文物叢刊第四號《古文字論集（二）》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編輯出版，2001年。
[83] 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
[84] 考古與文物叢刊第四號《古文字論集（二）》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編輯出版，2001年。
[85] 吳鎮(zhèn)烽：《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封泥考》（上），《考古與文物》，1996年4期；《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封泥考》（上），《考古與文物》，1996年 6期。
[86] 李曉峰、楊冬梅：《濟南市博物館藏界格封泥考釋》，《中國書畫》2007年4期。
[87] 周曉陸、路東之、龐?！肚卮饽嗟闹卮蟀l(fā)現(xiàn)――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１期，35－49頁。
[88] 李學勤：《秦封泥與秦印》，《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 年1期，1－2頁。
[89] 張懋镕：《試論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與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15－20頁。
[90] 李陵：《漢長安城出土印泥的斷代與用途》，《中國文物報》1997年11月9日。
[91] 王輝：《也談西安北郊岀土印泥的斷代與用途》，《中國文物報》1998年1月7日。
[92] 劉瑞：《也談長安城出土封泥的斷代與用途》，《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3 期
[93] 史黨社：《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7年第３期。又見史黨社、田靜：《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叢考》，《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94] 陳根遠：《西安秦封泥出土地在秦地望芻議》，《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1期；田靜、史黨社：《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中的“上濅”及“南宮”“北宮”問題》，《人文雜志》1997年6期；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4期。
[95] 劉瑞：《秦信宮考—試論秦封泥出土的性質(zhì)》，《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第5輯。
[96] 周曉路、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p62，三秦出版社，2000年。
[97] 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441頁。
[98] 以上文章均見《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
[99] 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
[100]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編：《史學論衡》（上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
[101] 周曉陸：《秦封泥所見江蘇史料考》，《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2期；《秦封泥所見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3年3期；《秦封泥與中原古史》，《中州學刊》2003年6期。周曉陸、孫聞博：《秦封泥與河北古史研究》，《文物春秋》，2005年5期；《秦封泥與甘肅古史研究》，《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6期。
[102] 田靜、史黨社：《新發(fā)現(xiàn)秦封泥中的“上濅”及“南宮”“北宮”問題》《人文雜志》1997年6期。
[103] 任?。骸肚貒鴼v史上的丞相》，《說古道今》1997年4期；《從秦封泥的發(fā)現(xiàn)看秦手工業(yè)的發(fā)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肚卮姆饽唷罚吨袊鴻n案》2000年9期；《一個由遺棄物組成的“秦代中央檔案館”》，《中國檔案》2001 年1期。
[104] 劉瑞：《秦漢時期的將作大匠》，《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05] 劉瑞：《秦“屬邦”、“臣邦”與“典屬國”》，《民族研究》1999年4期。
[106] 彭衛(wèi)：《秦漢時期的洗沐習俗考察》，《中華醫(yī)史雜志》1999年第4期。
[107] 張冬煜：《秦印與秦陶文》，《西北大學學報》，1999 年第2期。
[108] 樊如霞：《秦代官印封泥出土》，《北京檔案》，2000年6期；《“封泥”與秦政文化》，《蘭臺世界》，2001年3期；《“封泥”檔案與秦政文化》，《檔案與建設》，2001年4期。
[109]周曉陸、陳曉捷，《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印》《秦文化論叢》第九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110] 趙平安：《秦西漢官印論要》，《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3期。
[111] 周曉陸、劉瑞：《九十年代之前所獲秦式封泥》，《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1期；又見《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1期。周曉陸：《新蔡東周城址發(fā)現(xiàn)“秦式”封泥》，《秦文化論叢》第十輯，三秦出版社2003年；周曉陸、路東之：《新蔡故城戰(zhàn)國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1期。
[112] 王輝：《出土文字所見的秦苑囿》，考古與文物叢刊第四號《古文字論集（二）》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編輯出版，2001年。
[113] 王輝：《秦封泥的發(fā)現(xiàn)及其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2期。
[114] 斯路：《秦式封泥的斷代與辨?zhèn)巍罚肚刭盖匚幕芯浚刭笇W第五屆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又斯路：《秦封泥的斷代研究》，《碑林集刊》第六輯，西安碑林博物館編，陜西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
[115] 孫慰祖：《封泥的斷代與辨?zhèn)巍?，《可齋論印新稿》P92－117，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此文原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8期，上海博物館集刊編輯委員會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16] 白于藍：《包山楚簡中的“巷”字》，《殷都學刊》，1997年3期。
[117] 趙平安：《釋包山楚簡中的》，《考古》1998年第5期。
[118] 李學勤：《秦封泥與齊陶文中的“巷”字》，《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８輯，三秦出版社，2001年。此文又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p190－192，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
[119] 趙平安：《秦西漢印的文字學考察》，《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頁84－頁91，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按，此文后注有“1997年10月寫畢”字樣。
[120] 任?。骸段靼脖苯夹聦缤燎胤饽嗟挠W意義》，《中國書法》，1998年6期；《秦封泥文字的書法價值》，《書法》，2000年3期。陳菽玲：《從秦封泥看篆刻藝術(shù)》，《中國文化月刊》第 260期，2001年11月。
[121] 陳瑞泉：《秦“樂府”小考》，《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05年第4期。
[122] 國立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論文，2002年8月。
[123] 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4月。
[124] 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5月。
[125] 東北師大博士論文，1992年。
[126] 陜西師范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
[127] 李學勤先生在《秦封泥集》序中已經(jīng)提到周制與秦制的源流關系。另外，新發(fā)表的張家山漢簡中大量漢初職官資料也是可資對比的材料。
[128] 如王輝《秦文字集證》第四章《秦印通論》實際上囊括了秦璽印和封泥兩部分內(nèi)容。我們認為把二者聯(lián)繫起來進行研究決無不可，但二者在性質(zhì)上還是有一些區(qū)別的，本文將在第三章第六節(jié)《從秦璽印、封泥與陶文文字內(nèi)容相同的現(xiàn)象說到璽印、封泥、陶文三者的關係》中略做辨析。
[129]《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0年9期。
0458 20世紀以來的秦璽印封泥研究述評-
休有成慶 在 2009/7/24 16:19:29 評價道：第1樓
傅嘉儀《秦封泥彙考》，2007年，上海書店
這么重要的一本書，應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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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wei7706 在 2009/7/29 14:21:26 評價道：第2樓
傅嘉儀先生的《秦封泥匯考》與《新出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10月）所收封泥品類完全一致。
-
休有成慶 在 2009/8/1 9:28:32 評價道：第3樓
《新出秦代封泥印集》本書共錄封泥四百三十二品，其中：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三百四十一品，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三十四品（以上均為西安市北郊相家巷同批出土的秦封泥），附錄五十七品。
《秦封泥彙考》：本書共收封泥一六三七品，西安中國書法藝術(shù)博物館六三三品；古陶文博物館九四七品（以上均為西安市北郊相家巷同批出土的秦封泥），附錄五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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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wei7706 在 2009/8/7 17:59:47 評價道：第4樓
抱歉，我上次沒說清楚；我的意思是“品類完全一致”，即二書所收的封泥的“種類”都是432種，沒有增加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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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肥紅瘦 在 2010/2/26 17:45:03 評價道：第6樓
本文附錄統(tǒng)計表中有詳細說明
怎么不見文中提到的附錄統(tǒng)計表呢？不知王先生能否惠賜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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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齋 在 2010/9/2 9:55:44 評價道：第7樓
傅先生的《新出秦代封泥印集》應是《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
文雅堂出的《原拓新出土秦封泥》應是《原拓新出秦封泥》；
還有少數(shù)人名有誤如馬冀（驥）者；（可能打錯字了吧）
注34、49-53、61、129似乎亦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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