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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zhàn)國中晚期魏國銅器制度新考

（首發(fā)）

有虞同

（吉林大學古籍所）

黃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證了戰(zhàn)國時期三晉銅器（不含兩周）銘文所反映出的制度問題。[1]根據黃文的研究，三晉銅器的鑄造方面已經有一套完整的監(jiān)、主、造三級制度，“監(jiān)造中央以司寇、司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晉兵器（多出司馬），它國未見；主造除工師見于秦銅器外，其余它國亦不見；制造惟冶及冶客見于東周銅器。”（第52頁）客觀地說，黃文的這一結論為進一步研究三晉銅器制度奠定了基礎。

隨著新資料的不斷公布以及文字釋讀水平的提高，學界對三晉銅器的監(jiān)造制度有了新的認識，黃文的結論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比如，收錄了非三晉文字的“原氏扁壺”，對“襄陰鼎”的國別判斷有誤；所謂的“冶客” 實應釋讀為“斪（斠），客（格）”，[2]與鑄造制度無關（這已為下文將要介紹的“十六年邢丘令鼎蓋”銘文所證實）；安邑下官鍾的“十年”等文字實為韓國另刻的銘文，而所謂的“冶吏”應釋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3]實際并不存在“冶吏”這一級制造者，等等。此外，在當時的資料條件下，黃文也無由考察三晉各國的銅器制度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新資料的發(fā)表使得考察戰(zhàn)國中晚期三晉銅器制度的變化問題有了切實的可行性、必要性。本文擬先考查資料較為豐富的魏國銅器及其制度，韓、趙兩國待另文詳述。為行文方便，釋文多用寬式；常用的資料書使用簡稱，文末附有“簡稱對照表”以便核檢。

目前所見魏國有銘銅器的制造大致可分為魏都與地方政府、封君貴族兩個系統(tǒng)。

魏國都城大梁制造的銅器有魏惠王時期的《集成》2609—2610號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號的“梁十九年亡智鼎”，[4]以及9707號的“安邑下官鍾”等。這一時期地方制造的銅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5]令鼎”，[6]以及2693號“二十四年合陽鼎”，另有2577號“十七年坪陰鼎蓋”可能晚至襄王時。[7]

魏國地方城邑鑄造的銅器還有《集成》2240號“十年弗官鼎”、2308號“內黃鼎”、2242“垣上官鼎”與《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號“朝歌下官鍾”，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寧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銅器。前五件器中的地名是置用地的可能性很大，其年代可大致推定在戰(zhàn)國中期（詳后）；后兩件器從紀年數字、不記監(jiān)造者等因素推斷，鑄造時間在魏惠王或襄王時的可能性很大。

這些資料（除去只記置用地的各器）表明，魏惠王時期鑄造的銅器，國都實行的是司寇監(jiān)造、嗇夫主造的制度，而不記具體的制造者“冶”，地方城邑則實行“令、視事、冶”三級制（個別的只記鑄造地、年代）；大約到了魏襄王時期，地方的鑄造制度已改為“令、工師、視事、冶”，縣令之下增加了“工師”作為主造者。

魏國封君制造的銅器有《集成》2793號“二十八年坪安君鼎”、2764號“三十二年坪安君鼎”、《新收》1818“坪安少府鼎足”以及《集成》2773號“安君鼎”、2451號“宜冢子鼎”（梁上官鼎）、2304號“長侯私官鼎”、《珍秦》“信安下官鼎”等。據考證，長（信）侯是魏安釐王時的相邦；[8]宜應指《戰(zhàn)國縱橫家書·二六·見田仆于梁南章》的魏安釐王時貴族宜信君的封邑；[9]見于《戰(zhàn)國策·魏策二》的（信）安君可能是魏襄王時的封君。[10]這些器銘表明，魏襄王時封君的銅器鑄造實行的是“視事、冶”的二級制（安君鼎），安釐王時期則已改為“冢子、冶”（宜 冢子鼎），“冢子”取代了“視事”?；蛞詾椤摆Ｗ舆@一職官戰(zhàn)國時見于三晉。在魏國設在地方，在韓、趙設于朝中，其共同點是所轄有冶，職責是制作青銅器，包括兵器在內”。[11] 從現有的資料看，魏國地方政府、封君都置有“冢子”一職，有的冢子還分設左、右兩個機構。[12]

從上舉的國家與地方、封君制造銅器的銘文可以看出，在戰(zhàn)國中期的魏惠王、襄王時期，主造者為視事（或為地方縣令的屬官，或為封君的屬官），此后則似為工師所取代。這在兩件新公布的銅鼎銘文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新見一件私家收藏的“十六年邢丘令鼎蓋”，蓋的邊緣刻有一行18字銘文（“工帀”、“四分”作合文形式）：“十六年，邢丘令秦、工師、冶頡鑄?？停ǜ瘢?/SPAN>（容）四分”。[13]從銘文使用“”為容量單位以及“（容）”、“ （鑄）”字的寫法來看，這件鼎蓋的國別應該屬于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 [14] 《史記·秦本紀》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庇捎谇?/SPAN>266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邢丘最終入秦，而魏襄王時期的銅器主造者尚為“視事”，故這件鼎蓋的鑄造最有可能是在魏昭王十六年（前280年）。蓋銘“客（格）（容）”與屬于魏安釐王時代的“三十二年坪安君鼎”[15]銘的用法相同，也可佐證其時代。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有一件戰(zhàn)國有銘銅鼎（按，即《新收》994號銅鼎），傳1979年山西臨汾市出土。[16]據介紹，鼎體呈扁球形，通高16.3厘米，銅鼎腹上壁有銘文18字（“工師”、“大夫”為合文）：“九年，承匡令□、工師贛、大夫、冶期鑄。（容）四分?！痹瓡J為，“從此鼎的出土地點、造型以及銘文字體風格看，為戰(zhàn)國中晚期魏器?！保ǖ?/SPAN>14頁）這個說法大致無誤?！俺锌铩币惨娪诿鞔额櫴霞庞∽V》收錄的戰(zhàn)國三晉官印“承匡冢子”中，李家浩先生定之為魏物[17] 很可能是正確的。承匡在今河南省睢縣西，戰(zhàn)國初期當屬宋國，以后即轉屬魏。[18] 鼎銘在主造者“工師”之后增加了“大夫”，從鑄造制度趨于繁復這一點來推斷，其鑄造年代要晚于邢丘令鼎蓋，應為魏安釐王九年（前268年）。[19]

作為地方制造的銅器，“十六年邢丘令鼎蓋”、“九年承匡令鼎”實施的是“令、工師（或增加“大夫”作為主造者）、冶”三級制。這與魏惠王時期（可能下沿至襄王時）地方制造銅器時使用的“令、視事、冶”相比已有了變化。換句話說，可以有無“視事”作為魏國銅器斷代的一個標準，有“視事”一職的銅器時代不晚于魏襄王時期，反之則不得早于魏昭王時。按照這個標準，可對已經公布的尚未系年的部分魏國紀年銅器進行推斷。

《集成》2590號“十三年[20] 陰令鼎”使用的是“令、冢子、冶”三級制，沒有“視事”這樣的主造者，其時代應在魏昭王或安釐王時；2482號“二年寧冢子鼎”，銘文中有“冢子、冶”，其鑄造時間應與“十三年陰令鼎”相仿佛。這可以從兩個地名的相關考證上得到佐證。

寧地在今河南省獲嘉縣，何時入秦史書沒有記載。《史記·魏世家》信陵君勸諫魏安釐王的話云：“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通韓上黨于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類似內容又見于《戰(zhàn)國策·魏策三》“魏將與秦攻韓”章、《戰(zhàn)國縱橫家書》十六“朱己謂魏王”章。學者多定這段文字的時間在魏安釐王十五年（前262年）。[21]既然此時秦國已經固有邢丘，從上引邢丘令鼎蓋銘文來看，策文的時間不應晚于安 釐王十六年?！段菏兰摇返倪@段話表明，寧地在安釐王十六年時仍屬魏國，這與本文據鑄造制度推測“二年寧冢子鼎”為昭王或安釐王時器的意見并無矛盾。

“陰”還見于上海博物館藏“三十三年陰令戈”、《貨系》1452號“陰”橋形布幣等中。[22]吳振武先生讀戈銘“陰”為“濦陰”，地在今河南省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東至周口市一帶，戈的制造年代在魏惠王時。[23] 或疑讀為“鄢陰”（即鄢陵以北）。[24]如果將戈的年代定在魏惠王時，今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東至周口市一帶在惠王時尚不屬魏國領土，這是該意見的不利之處。上文所推斷的“十三年陰令鼎”應為魏昭王或安釐王時器的意見，無疑為 “陰”地望的確考提供了有利條件。

至于《集成》2240號“十年弗官鼎”、2308號“內黃鼎”以及《中日》630號“朝歌下官鍾”等銅器，或由于地望待考，或該地入秦時間過晚（內黃、朝歌在前245—前241年方最終屬秦），暫無法系年。另外，可從疆域變遷的角度推斷《集成》 9707“安邑下官鍾”、2242“垣上官鼎”、《新收》367“垣上官鼎”等器的鑄造時間。據《史記·魏世家》等，垣地、安邑分別于魏昭王四年、十年（前286年）最終屬秦，這是其鑄造時間的下限。而魏惠王九年即已遷都大梁，置用于都城下官機構的安邑下官鍾，其鑄造不會晚于魏襄王時。如果這個推測可信的話，這些只記置用地、容量的器物，其時代大致可推定在戰(zhàn)國中期。

根據近年公布的新資料，本文在黃文的基礎上對戰(zhàn)國中晚期魏國紀年銅器的鑄造制度作出新的考查。以鑄造年代明確的三十年、三十五年虒（？）令鼎以及十六年邢丘令鼎蓋等器物為基準，魏國國都與地方所造銅器的時代與制度可用下表列示：

魏國封君銅器可系年于下：[25]

引書簡稱表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新收》——鐘柏生 陳昭容 黃銘崇 袁國華 編著：《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珍秦》——蕭春源 輯：《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澳門基金會2008年。

《中日》——巴納、張光裕 編著：《中日歐美澳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匯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貨系》——汪慶正 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附記：五年承匡令鼎銘資料承復旦大學劉釗先生惠示，謹此致謝。